前言

良性的生态环境是地球万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加速对自然资源攫取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由此造成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引起了人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思。

中国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从规模和内涵上不断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高速繁荣，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国家和世界金融服务最大的单一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1/3（OECD，2020），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正共享着经济增长“红利”，居民财富规模大幅增加，居民人均财富达到36.6万元（李扬、张晓晶，2021）。然而，国人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甜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涩后果。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资源高强度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消费、污染物与碳排放迅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非技术效率的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使得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政府坚持绝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坚定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绿色创新是针对环保压力的主动响应行为，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正外部性，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基础和关键，是引领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和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绿色科技创新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和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依靠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明确要求“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当前，我国已奠定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良好基础。中国政府坚持以顶层设计为引领，在战略层面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2016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发改能源〔 2016 〕 513号），指出能源技术创新在能源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摆在能源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提出到2030年，要建成与国情相适应的完善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能源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能源技术水平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支撑我国能源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进入世界能源技术强国行列。2016年1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明确了2016—2020年能源新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发展目标。2017年，科技部等部委编制发布《“十三五”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国科发社〔 2017 〕 119号），全面谋划环境领域科技创新规划总体布局。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发布《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 2019 〕 689号），提出到2022年基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绿色技术创新领域提出的体系建设意见。2021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 2021 〕 4号）文件从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两个方面对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予以了重点部署。在国际上，我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2017年，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机构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这一系列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了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强度高，需求仍在持续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气候、安全等矛盾日益突出。能源技术创新在能源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在能源发展全局中居核心位置。特别是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兴起，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共识，能源技术正在成为引领能源产业变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动力。能源技术创新领域的焦点性议题也引起了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书从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和手段的选择、设计与应用着手，研究能源技术进步理论内涵和外延，从理论上明确能源技术进步的政策内涵、影响因素、目标定位、绩效测评等体系框架，系统分析能源技术进步对经济主体行为、绿色技术激励、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量、节能减排效果、宏观经济影响、社会福利影响等变量的影响；运用动态环境CGE模型仿真研究中国绿色发展过程中能源技术进步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影响效应；结合实证研究与动态模拟结论，基于能源技术进步探讨中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可行路径、优先领域和保障措施，提出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组合工具，以期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中国的能源技术创新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能源发展与转型试验，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这次试验给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中国能源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还处在检验和发展阶段，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系统地将能源技术创新纳入整体研究框架，从理论基础、运行机理及发展效应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研究，在能源技术创新及其效应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将进一步丰富绿色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能源环境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理论和知识，同时也为企业实践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奠定国家生态安全基础等方面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并提供重要的决策建议。

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宣示了2030年碳峰值与2060年碳中和的宏伟愿景，彰显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风范和国际责任担当，更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开启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阶段。面向“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持续推进能源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能源技术水平，有效形成国内绿色发展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良性互动。

当前能源技术进步新的发展趋势同样值得学界高度关注。随着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在资源、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数字技术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数字技术是一项与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将各种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和还原，其本质在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已成为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的最佳工具。随着数据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智能传感、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有望重塑能源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AI）、区块链、数字孪生（Digital Twin）等数字技术在碳足迹、碳汇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可以促进能源行业的数字化监测、排放精准计量与预测、能源高效调度、能源市场运营、规划与实施效率提升，从而大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直接或间接减少能源行业碳排放量。数字技术引领的新业态、新模式变革还可以助推能源消费理念转变，重构能源商业模式，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由于作者的理论和学术水平有限，本书的理论与结构体系难免存在疏漏和需要完善之处，诸多工作亟须更深层次研究，但愿我们的工作能为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深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书中的错误和不足，敬请学术界的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刘亦文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