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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经济是在长期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刺激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加上战争的摧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上下生产萎缩、民生凋敝、通货膨胀、财政破产，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状态，独立与统一的新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上开始了新探索。按阶段划分，1949—197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1949—1957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五”时期末，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最剧烈的时期。1949—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短短3年间，通过实施将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对私营经济“利用、限制和改造”，建立强大的国营经济，统一管理财政经济等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顺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经济任务，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工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各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为1953年之后国家迅速稳定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中国进入现代史时期。
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走上了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学习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人才短缺等内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保证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3年春，全国农村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
1953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制定并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同年底，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发展（1957—1977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从1957年至1977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是通过纠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错误，在波折中曲折向前发展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1957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随后进行反“右派”斗争。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一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导致高指标风和浮夸风蔓延全国，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建立人民公社体制，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侵犯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三是盲目下放权力，没有真正向企业放权和培养独立的商品生产主体。尽管期间我国政府初步纠正了“左倾”错误，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思想。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左倾”错误重新发展，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1959—1961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失调，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
1961—1965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二是减缓工业发展速度，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三是继续大力精减职工并压缩城镇人口；四是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五是安排人民生活，保障市场供给。同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有效遏制“大跃进”以来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严重混乱局面，重新构建高度集中的中央管理体制。
1964年底至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即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该时期，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美苏军备竞赛和世界部分地区局部战争的国际形势变化，导致经济发展强调以战备为纲，按照备战的要求进行生产布局和经济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又一重要指导方针。其中，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军事国防工业、生产布局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均是上述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政治动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使经济管理体制受到严重冲击。盲目开展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但由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变革，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导致企业缺乏经济管理自主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下降，整个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其间，经过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国民经济在波动中仍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受错误的思想、政治、组织指导方针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被合法化。
1971—1973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时，分别对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但因江青等的反对，中途受挫而告终。
1971年9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协助下，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同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年2月，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后期，随着国际环境转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一些变化，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
，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贸易，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对外贸易的基础上，经过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没收官僚资本，并对民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通过接管改造旧海关、建立新海关，将新中国的大门钥匙放在人民的口袋里；取消帝国主义对中国外贸的控制和外国企业的特权及垄断地位，全面实行进出口贸易许可证制和结汇制。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的外贸计划管理体制和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为原则的统制外贸体制，将进出口贸易和贸易外汇经营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实现了“节制资本”“内外交流”“统制贸易”。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体制下，国家集外贸经营、管理于一身，统负盈亏。在这30年中，我国外贸体制变迁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6年），国家确定了“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工作原则和方针，建立起外贸管理体制。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贸易部。
1950年1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宣布了我国独立自主的保护关税政策。该决定明确指出，“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也就是说，要在关税的保护下，建立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对本国的经济建设加以保护。
1950年，结束了长达70年的贸易入超局面，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实施《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后来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1952年，成立对外贸易部，我国对外贸易走上了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之路。在国家管制对外贸易政策指导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外贸管理机构、统一外贸管理制度、设立国营外贸公司和利用改造私营外贸企业。
1951年2月，中央政府将全国口岸已成立的外贸管理局收归中央统一领导，并在审批登记各类对外贸易企业、实行进出口商品分类管理、推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管制外汇及审核进出口价格等方面，都做了统一规定。
1952年，成立对外贸易部，对外贸实行集中管理。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逐步由旧中国的以西方国家为主转向以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同时积极打破西方国家因朝鲜战争而对中国内地的“封锁”和“禁运”，努力开展与西方国家的“易货”等贸易，迅速恢复和扩大对外贸易。
第二阶段（1957—1977年），在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国进出口业务全部由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并严格按国家计划进行。国家控制外汇体系，出口实行收购制，进口实行拨交制，盈亏由国家统负，结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并存经营的对外贸易格局，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政企不分的外贸体制。其中，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和经营秩序受到严重冲击。1970年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并整顿因“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某些严重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外部环境开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西方国家开始陆续同中国建交，我国对外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为了适应转变，我国外贸体制开始尝试变革，增设了外贸口岸，批准成立直接经营对外贸易的企业。经过拨乱反正和采取正确措施调整国民经济，对外贸易努力减少了损失，完成了各项外贸任务。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典型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国家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利用外资的统计工作自1983年起才有了年度序列数据。因此，1949—1977年中国投资政策和情况，只能根据不完整的数据做一般性的阐述。在这一历史时期，建设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积极利用外资，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由于利用外资的立法与国内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这一阶段利用外资基本还处于试探阶段，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并不大，且主要是贷款等间接资本。1973年实施了“四三方案”，对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进行了统一规划，主要包括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烷基苯工厂、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轧机、大电站等。从1972年到1977年，我国先后从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222项，实际用汇39.6亿美元，对外经济交往得到拓展。1982年，“四三方案”引进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生力军，对于打破长期被封锁状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做了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准备。
1949—1977年，坚持对外统制贸易体制，是这一时期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制度的鲜明特色。具体表现为：制定和实施全国统一的外贸管理规章制度；实行对外贸易计划管理；执行货物统购统销、许可证管理和外汇管理制度。当时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国家统制、国家专营、统负营亏、政企合一的外贸体制，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相吻合，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和外交格局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对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行使国家主权、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也对建立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制度的指导下，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制和比较完备的中央、地方各级外贸行政和企业组织机构体系；在国外使领馆建立商务机构和驻港澳贸易机构，还在50多个国家设立了共560个公司代表处和境外贸易公司。从出口商品生产、外贸仓储、运输、包装等各个环节，逐步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在国外广泛建立和发展了推销服务网络和销售渠道，不断完善计划、统计、财会、审计、调研等各项工作，建立起一支50多万人的较高素质的对外经贸人才队伍。
囿于相对封闭的经济政策和恶劣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我国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国内经济和工业化，对外贸易服务于国内工业化发展需要，发挥“调剂余缺”的作用。在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方面，采取较为不提倡的态度。封闭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推进和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外贸易方面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需要，需要进行变革。
尽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等的严重干扰，对外贸易总体在低位徘徊，但仍然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其中，1960—1962年对外贸易额的下降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禁运”“封锁”的政治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得以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快速发展。
1950—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206.38亿美元，增长17.2倍，年均增长10.91%。其中出口贸易额由5.52亿美元增加到97.45亿美元，增长16.7倍，年均增长10.79%；进口贸易额由5.83亿美元增长到108.93亿美元，增长17.7倍，年均增长11.02%（见图1-1）。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0.91%提升至1978年的0.76%，居世界第29位。1956年我国首次出现贸易顺差，扭转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贸易逆差的局面。
图1-1 1950—197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典型的农业国，农业产值约占工农业产值的3/4，工业产值也主要由工矿产品构成。在出口产品中，粮油产品和土畜产品占据主要的地位，两者合计出口额约占出口总额的70%。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副产品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品比重趋于上升，主要是纺织品和轻工业品比重大幅提高，两者合计比重由1953年的26.9%增长到1978年的46.9%（见表1-1）。
表1-1 1953—1978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指南［M］.北京：中国经济导报社，1984.
在进口商品结构上，生产资料在进口中一直占较大比重，1950年至1960年平均占比为91.9%，反映了这一阶段中国启动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建设总目标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作为中国成套设备与技术、机械仪器主要供应来源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供应急剧减少，而这个时期我国又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短缺。这种情况下，我国积极从各种渠道增加粮食进口，使生活资料占比在短时期内大幅提升，由1960年的4.6%上升到1961年的38.1%，此后几年一直保持在40%上下。同时生产资料进口比重下降，1961—1965年平均为59%，此后1966年至1978年生产资料所占比重又不断上升（见表1-2）。
表1-2 1953—1978年我国进口商品结构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指南［M］.北京：中国经济导报社，1984.
在近30年间，中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外贸进出口占总贸易量的2/3以上，而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间的外贸进出口极少，这与当时的国际关系紧密相关（见表1-3）。
表1-3 改革开放前我国内地主要进出口市场结构（%）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指南［M］.北京：中国经济导报社，1984.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港澳同胞非常关怀，根据港澳市场的特点及其转口港等有利条件，积极扩大对港澳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贸易额由1950年的1.63亿美元扩大到1978年的27.42亿美元。其中，转口贸易占较大比重，港澳地区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发展贸易的重要桥梁。1948年成立的华润公司和1949年成立的南光公司等一些中资机构，致力于建立和扩展国货销售网，协助中国内地组织货源供应港澳地区并转口到其他国家，对内地和港澳地区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开始从国家向国际组织延伸。到1978年，我国参与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法会”）等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活动，拓展了多边贸易关系。
随着贸易额不断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总体上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是1968年和1977年创造了两个高峰（见图1-2）。
图1-2 1950—1977年我国外汇储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949—1977年建立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在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符合当时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外贸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独立自主地发展国民经济、反对外国资本对本国市场的控制、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等目标。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对外交往的密切，这一外贸体制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实行统制贸易，是我国政府必然的政治选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前在进口和出口的关系上力求进出平衡，略有顺差，对外贸易被看作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无法从我国的资源禀赋出发，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二是国有外贸企业缺乏竞争力，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经济效益低下；三是长期“以进养出”，国内产业发展严重扭曲，进出口结构不合理。
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从自给自足经济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化的大生产，体现在国家财政上，即强调“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否定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很小，对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带动作用不明显。
我国当时建立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大国（或地区）的对外关系取得突破和广泛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原有封闭的、高度集权和垄断经营的外贸体制的缺陷日益凸显，越来越不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