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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深入研究区域创新的学者是英国卡迪夫大学的Cooke教授，Cooke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企业、政府、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以及金融机构等相关组织之间相互作用并有机地结合的系统。通过对近年来有关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有关研究主要围绕区域创新能力内涵的界定、如何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
目前，关于区域创新能力内涵的界定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国内外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来界定区域创新能力。
关注创新过程和机制的一部分学者通常认为区域要素被创新重新整合的能力才真正体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水平。Schiuma和Lerro认为区域潜在的和实际的创新能力相互结合一起构成了区域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包括创新机制在内，并通过这种创新机制对正在进行的管理活动施加影响，使要素管理更具有效率。Tura等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通过区域创新网络来重新配置现有资源，包括对现有资源的开发、更新和再利用，以达到在该地区不断维持竞争优势的目的。Foss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来源，在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的交互网络作用下，形成远超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成为区域创新能力的原点。Cooke等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或研究机构之间进行互动，并与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等资源有机结合形成区域创新能力。Antonelli指出区域创新能力具有独特个性且很难被复制，是能够将经济、智力和社会等一系列的资源有效结合并合理应用的能力。Dosi和Teece认为创新能力是随着个体对环境变化的感知，通过开展创新活动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增强其竞争力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甄峰、黄朝永和罗守贵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依托现代信息通信的技术平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断纳入技术、知识和信息等一系列要素的能力。吴林海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创新行为主体在市场运行机制作用下，整合并集成区域创新资源，形成竞争力强且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的能力。关注创新结果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区域创新能力即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效果是评判区域创新是否成功的关键。例如，Furman、Porter、Stern以及Riddel和Schwer大都支持该观点，他们认为创新能力是一种隐性能力，是区域内能够将创新进行商业化的潜力，表现为创造新知识并产生商机的能力。柳卸林、胡志坚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能够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区域创新能力的自身特有属性进行分析研究，例如张治河等结合创新理论前沿，构建了包含创新能力的以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学体系，有利于从创新系统视角来理解创新能力的内涵及特性。Romijn和Albu就强调区域创新能力和所在地区经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具有高度异质性，其创新的途径和形成机理很难在经济、制度背景差异的地区进行有效复制。
科学评价一个区域创新能力的水平，涉及从创新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学者们希望构建一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更具有说服力的评价。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构建了全球创新指数，主要通过制度、人力技能、公共建设、商业和市场的成熟度以及科学产出和创意产出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广泛的经济创新能力，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指标体系之一。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将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以及国民素质等多个指标纳入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从宏观经济环境、政府公共部门以及科技准备程度的角度对全球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欧盟成员国创新记分牌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主要方面设计指标体系，其中创新投入包含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以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产出包括创新应用和知识产权两个部分。除此之外，哈佛大学更多地从公共创新基础设施的强度、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对其进行评价。国内有关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也日趋成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从1999年开始编写《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对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该报告的指标体系以区域创新系统为框架，共设计了包括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在内的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40个三级指标和132个四级指标。朱海就在考虑了创新投入和产出、创新环境投入和产出因素之外，还考虑了网络密集度和网络绩效指标。刘凤朝、潘雄峰和施定国则更加注重对于创新成果的评价，所以他们将成果与品牌方面的能力也考虑进指标体系。张军涛和陈蕾构建了包括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高校和研究机构自主创新的能力、创新相关载体的能力、创新支撑的能力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将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创新重要性大大提升。总体来说，国际上的评价体系比较成熟，国内构建的评价体系相对松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较大，国内学者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及研究区域在自然条件、历史传承和文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通常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从区域发展实际情况考虑，有针对性地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
基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和不可复制性特征，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现状有所不同，其形成原因也不尽相同。Porter和Stern采用了1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1973—1996年的专利活动数据，通过建立生产函数对不同国家之间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Mikel、Joost和Thomas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从4个维度研究西班牙的5种类型的区域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李习保利用我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5—2000年的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问题进行研究。Quatraro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OLS）研究了意大利区域创新能力差异问题。王晓光和方娅采取主成分分析法，从产业集群视角研究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等城市区域创新能力。陈雄辉、张本祥和徐毅等从创新网络系统的角度对广东省主要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巴吾尔江、董彦斌和孙慧等选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方法研究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郭丽芳、王汉斌和樊小霞通过TOPSIS法构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测评模型，分析了我国中部六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状态。张彦红、范勇和田晓琴借鉴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数据对西南5个省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进行研究。吴汉利针对除西藏外的西部区域其他11个省份的创新能力进行研究。高晓霞、芮雪琴、宋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10年数据进行处理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明确我国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趋势。方玉梅提出了以组织运行能力为核心的高新区创新能力四维理论模型，并运用熵值法对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刘凤朝和冯婷婷则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宏观角度阐释国家创新能力的来源及作用机理。齐亚伟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创新环境进行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设计，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2009—201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能力。李博通过Shapley值分解对我国各地区的研发创新能力的差距进行深入研究。
Furman等构建的有关国家创新能力研究框架，是我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所参考的权威理论体系。国家创新能力依赖于创新的基础设施、导致产业集聚的创新环境以及创新基础与创新环境间的联系。邵云飞、范群林等选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对我国的区域创新能力做了实证分析，发现文化的积淀、区域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以及专利存续量等都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官建成和刘顺忠通过对Furman分析框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如果提高企业创新资源投入，创新能力会明显提高。魏守华和吴贵生等也对Furman分析框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通过选用1998—2007年全国省级指标，研究创新活动的规模、创新基础条件以及创新效率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制约。张宗和、彭昌奇研究发现，研究与开发（R＆D）配置和创新主体内外制度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绩效有重要影响。范柏乃、陈玉龙、胡超君对全国178个县（市、区）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受到创新服务人才、投资、法规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部分学者针对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等空间因素来研究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陈劲、陈钰芬和余芳珍发现FDI（外国直接投资）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陈柳、刘志彪针对长三角地区进行研究，通过面板数据（1987—2003年）分析，发现在一定条件下，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够显著。徐磊、黄凌云采用1985—200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区域的创新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区域技术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而创新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它的技术溢出效应将显著增强。李晓钟、张小蒂研究发现，FDI对区域一般技术创新能力和区域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区别。刘和东从时间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短期和长期FDI的技术外溢作用不同。
学者们通过进一步验证发现，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区域互动关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更明显。Greunz采用了153个欧洲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当两个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比较近时，相邻的外部区域的研发投入将对本地的创新能力产生较大作用，当两个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远时，这种作用将不再显著；外部区域的技术差距对本地的创新能力有负向作用，本地的技术差距会产生对本地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王锐淇等在各地区间互动的前提条件下，探寻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最核心的要素。Yam、Lo和Tang等探讨了中国香港地区的组织互动，发现各主体的研发能力及创新系统内各组织的交互学习均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这种学习有时候是通过人才流动来完成的，例如张家峰、赵顺龙针对大中型企业的人才辐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李习保通过对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这种创新主体间的联系对创新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有些学者侧重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例如Fromhold-Eisebith针对德国亚琛地区的实际创新环境和社会资本展开研究，分析了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以及之间关系。李新功通过对创新环境的进一步研究，得出创新环境能够激励区域创新，而通过社会资本的不断投入试用将更能满足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徐娟发现社会资本对高水平创新的作用效用更加显著。从地域的研究来看，社会资本的作用对发达区域的非发明专利影响较大，而对于发展中地区的发明专利影响较大。
经济增长的有关研究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而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以Smith和Richardo为典型代表，Harrod和Domar提出的Harrod-Domar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典范。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等多视角分析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提出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社会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Solow和Swan对Harrod-Domar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构建了著名的Solow-Swan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分别将资本、劳动、技术以及土地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建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考虑到模型中，主要产生了四类模型：以Romer为代表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Schultz和Lucas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劳动分工演进的增长模式（Younge、杨小凯）以及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North、陈晓红）。
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理论是目前区域经济增长的两类主要研究。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比如Barro和Nurkse都以不同角度设定前提，并从不同角度阐述经济增长的原因。由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理论过于简单，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客观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很多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纷纷提出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具体包括二元经济结构理论（Lewis）、增长极理论（Perroux）、产业关联效应理论（Hirschman）、中心—外围理论（Krugman）、倒U形理论（Williamson）等。
在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展开研究。陈英认为技术创新可划分为生产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前者提高生产率，因而能够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后者改变产品的质量和差异性，不一定加速经济增长。王瑾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是以具有特色的区域主导产业增长为核心的全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在这一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以区域经济是特色经济这一视角阐释技术创新对于区域主导产业、区域产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解学梅把技术创新放到一个区域中研究，并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纪玉山、吴勇民从微观传导机制的视角分析了科技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对日本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的科技创新进行了比较。方丰、唐龙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在深化科技创新内涵与新动态理解的基础上，探讨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机制。一部分学者则注意到创新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陈建青，扬甦华认为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具有互依性的有机系统。刘洪军、陈柳钦指出通过制度创新来脱离低效制度路径是跨越贫困陷阱的关键，而具有利他主义行为特征的政治企业家是推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吕晓刚则认为路径依赖的不同使得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表现出比较大的地区差距。其中农业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制约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另一些学者则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惠树鹏从创新投入、产出以及转化三个方面来研究不同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得出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是导致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的原因。李正辉、徐维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建立了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含有时期个体影响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一些学者重点对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王家庭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以及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力投入和政府区域优惠政策的空间溢出在区域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欧阳秋珍、陈昭利用我国与主要贸易投资伙伴1990—201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溢出、自主创新与我国经济波动的关系。殷德生将技术创新、知识溢出范围、经济增长与产品竞争之间建立起理论联系，发现知识的国内溢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品竞争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创新能力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黄健柏、谢良、钟美瑞运用协整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创新型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王宵雅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两步法实证研究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对区域创新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对区域创新差距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的物质资本投入扩大了区域创新差距；而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差距的影响效应不显著。钱晓烨、迟巍、黎波利用省际数据，引入空间回归方法，估计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和人力资本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杜伟、杨志江和夏国平在全国整体范围内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并不表现显著的直接作用效果，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技术模仿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我国中西部区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即西部区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不显著，其通过技术创新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吴宇晖、付淳宇认为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水平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相反，高级人力资本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不显著。
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徐小钦、黄蕾分析了产业集聚、持续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内在关系。金祥荣、余冬筠的研究表明，创新以产业为中间传导环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产业类型和发展状态影响该区域创新产出效率，并发现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较优，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较差、结构不合理，在中西部创新能力尚未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谢波基于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将全国划分为中、东、西部来研究资源型产业集聚等因素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最终得出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的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熊彼特创新能力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大量学者对这一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李宏彬等通过引入企业家精神这一变量，深入分析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周方召、刘文革对企业家精神差异配置的内生化理论模型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除此以外，学者们还从管理创新（李子奈、鲁传一）、资本积累（严成樑）、外商投资（葛顺奇、罗伟）、贸易开放度（万勇）等角度对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当前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劳动、资本等投入要素通过创新活动提高自身的效率，增加了产出水平和产出质量。区域创新活动能通过改变要素的组合方式，使劳动、资本等要素更有效地结合以带来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等的创新，从而提高产出水平，引起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目前对于创新能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如下：
首先，对于创新能力内涵的界定，总的来说，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观点：第一，区域创新能力的定义是什么；第二，区域创新能力是如何产生的；第三，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来源；第四，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第五，区域创新能力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
其次，创新能力因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等条件不同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使得学者们从国家、地区、省市等层面的不同视角展开研究。第一，学者们在选取研究对象时的区域划分方法不相同，有的通过地理区域进行划分，有的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划分，还有的选取相关指标并进行聚类分析。第二，研究方法大多采用生产函数分析、层次分析、复杂网络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都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中。
再次，针对创新能力形成的差异分析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有的分析了区域间的差异，有的仅仅研究区域内部的差异，而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的选取也各不相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些共同之处：第一，因子分析法是广泛使用的研究影响要素差异的分析方法；第二，学者们大都遵循先建立理论框架，依照标准进行区域划分，最后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顺序；第三，专利指标往往被学者们用来衡量创新能力，认同创新源自专利，因而经常被用来测算技术创新能力。
最后，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作用机制到实证分析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主要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展开研究。一些学者则更关注创新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另一些学者利用大量的数据，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测算人力资本、产业集聚、资本积累、企业家精神、管理创新等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综合以上观点来看，关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区域创新能力的内涵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内外学者偏重于某一视角的研究，未能全面阐释区域创新能力。而且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于区域创新能力内涵的理解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二，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有待进一步深化。大部分学者仅单纯分析了某些因素的影响，而缺少了对这些因素间的整合，割裂了要素彼此之间的联系，不能系统地深入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
第三，从空间视角进一步深入研究区域创新能力。空间因素对于创新能力形成的作用机制可以解释为空间临近性对于知识溢出的作用机制，但是如何通过计量手段去测量空间因素，需要系统而深入地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