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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一个经济体（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实际增加量或实际增长率；其二，指在一定时期内，该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的产出能力的增加。这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决定了该经济体实际产出增长的可能性，而实际的经济增长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体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实际产出的增长与潜在的产出能力增长两方面的含义是一致的，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早期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数量问题的研究，伴随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变迁、制度差异化和收入分配甚至文化背景、地理条件等问题逐渐成为重要影响变量被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目前，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对经济增长问题的量化研究，即主要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测度。这些研究中既包括对经济增长的量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增长的质的研究，尤其是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这一类型研究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就是探讨经济增长的机理，注重在理论上分析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从投入到产出这一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类型的研究更倾向于从理论上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且更多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将视野投入政治、文化、制度等多领域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使得这一研究逐渐成为经济理论跨学科融合的前沿领域。
虽然对于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学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那就是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增长。自20世纪40年代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展开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20世纪40年代的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哈罗德—多马稳定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索洛、斯旺为代表的技术外生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通过在1939年发表的论文《论动态理论》，以及分别于1948年和1973年出版的《动态经济学导论》和《动态经济学》两部著作，提出了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埃弗塞·多马于1946年和1947年发表的《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和《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因其与哈罗德的观点类似，经济学界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统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这也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端。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理论前提，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从资本和劳动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这一模型假定：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
g
为实际收入或产出增长率；
s
为储蓄率；
v
为资本—产出比。通过分析产出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提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必须进行政府干预。主要结论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与企业家集体预期增长率一致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才可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只有当劳动增长率和资本存量之间保持同步增长时才能达到均衡。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因此在投入产出关系上并没有考虑技术因素使资本—产出比发生的可能性改变，将技术排除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外，把经济增长源泉推向唯资本论的方向，同时这一理论还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调节。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同年11月，英国经济学家斯旺在《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一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他们两人的理论因此被合称为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随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古典理论》一文中发展了生产函数，将技术进步作为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中。在这之后，丹尼森、拉姆齐、卡斯和库普曼斯等扩展了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和完善，使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了一定微观分析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占据着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索洛认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一种长期经济增长体系中的“刀刃平衡”，其中，资本—产出比、储蓄率和劳动力增长率是主要影响参数，如果这些影响参数稍稍偏离，就会导致增加失业或长期通货膨胀。这种“刀刃平衡”是以保证增长率（由家庭和企业的投资、储蓄习惯决定，用 G w 表示）等于自然增长率（在技术不变条件下，由劳动力增加决定，用 G n 表示）来支撑的。 G w 和 G n 之间“刀刃平衡”的脆弱关系，完全是因为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力两要素间固定的比例关系导致的，即劳动力和资本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此，索洛基于没有固定投入比例的前提假设建立了新的长期增长模型。
索洛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时，放宽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不可互相替代的初始假定，承认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在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的结论。
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Y = AF （ L ， K ），其中 Y 代表实际产出水平， A 、 L 、 K 分别代表技术、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并且假设：函数 F （x）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满足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s）；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储蓄率一定和技术进步等为外生条件。索洛通过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投入越多，产出越多；技术水平越高，产出越多的结论。这也就证明了外生的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仅仅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没有真正去研究认识技术进步的作用；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与现实不符；假定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地任意进行替换，从现实角度考虑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该模型提出的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以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为条件，这些问题都说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一定缺陷。
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现象的不断涌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也被称作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一文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技术进步率应作为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变量被引入生产函数中。同时，对于技术进步如何带来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罗默的回答是知识资本首先会推动专门性部门的知识进步，并通过知识的扩散推动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其物质产出增加，引发经济增长，因此罗默认为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自身，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罗默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
k
i
是厂商的某种知识存量，
K
是经济的总知识存量，
，
M
为厂商数量，
代表其他的如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向量。对于整个经济而言，
F
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当任何
θ
＞1，则有
，即说明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效应使得经济规模收益递增。
4年后，罗默先后发表《内生的技术变化》和《非凸性对理解增长重要吗？》两篇论文，在文章中，他不仅论述了资本、非技术劳动要素、人力资本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还强调了新知识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他认为，在众多引起经济增长的要素中，知识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推动作用。同时他还指出，要保证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具有较高增长率的增长，就要对知识投资以促进知识积累，通过知识积累促进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提高资本收益，进一步刺激知识投资的增加，从而形成知识投入与知识产出之间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性，通过不同程度的积累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收益，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不同。卢卡斯于1988年和1989年分别发表了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和《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在文章中，卢卡斯构造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其表达式为： Y （ t ） =AK （ t ） β ［ u （ t ） h （ t ） N （ t ）］ 1 -β h a （ t ） γ ，其中， Y （ t ）为产出量， A 代表技术水平，这里为常数。 K （ t ）代表整个经济中的资本存量，0＜ β ＜1， N （ t ）为非技能劳动力数量， h 表示劳动力无差异的技能水平， u 表示劳动者相同的时间配置， h a （ t ） γ 用来表现人力资本要素对产出的外部影响， γ 为大于零的常数。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斯非常重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将人力资本要素从劳动力要素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变量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在他看来，正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使得产出可以持续增长。
基于以上结论，卢卡斯认为，知识的溢出效应来自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非来自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一个社会在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后会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可以引致产出的持续增长，还会导致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在知识扩散带来的外部影响下，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使个人、企业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收益。
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问题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他认为，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收益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导致了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反常”现象，这一现象正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他据此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忠告，要提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必须先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这就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又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将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制定更加科学的经济增长政策。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新经济增长理论放弃了技术外生化的假定，强调经济增长是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式，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并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悲观的增长前景，指出了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源泉。罗默、卢卡斯等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再次引起了学者们对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角色的审视，对人力资本投资、知识外部性、R＆D等问题的研究也大大拓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导致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配置模式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各种要素在环境、制度等外在条件制约下，以一定的方式进行配置，实现产出增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形成这一过程的要素结合方式及其增长路径是因地因时存在差异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时期，经济增长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必然伴随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资源的配置、投入—产出模式的差异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得国与国之间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可见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增长方式的差异会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根本上决定经济增长的结果。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从过程来看待经济增长，是对经济增长内涵的更深层次的诠释。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就是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延伸。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分类，主要观点如下：
从投入产出效率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主要表现就是高投入低产出。经济的产出主要依靠大量投入资金、劳动力与原材料和能源等资源来实现，其过程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结果则是产出的低质量低收益。这种增长方式的特点是片面追求产量、产值和资本回报速度，以生产要素的低效使用为代价，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短期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集约型增长则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来获得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注重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以降低单位产出的投入量为主要目标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增加社会效益，这种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低投入高产出，是一个经济社会实现绿色高效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基于经济增长表现出来的特征，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速度型和效益型。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产值指标和速度指标，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会呈现出生产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效益型增长方式则在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同时更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均衡，注重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
按照经济增长动力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投入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这种分类方式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于两个途径：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效率的提高。前者指通过增加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驱动经济实现增长。后者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资源配置质量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实现增长。
这三种方法虽然分类原因存在差异，分析视角也各有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没有脱离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和效率关系这一研究范畴。严格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其实既包含要素投入数量的变化，也包含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往往更倾向于将两种增长方式对立起来，探讨不同增长方式下的不同增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