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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理解，金融活动如果有效发挥其功能，将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经济均衡发展，进而提升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就成为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平行的关系（Goldsmith，1969；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 and Zervos，1998） ［23-25］ ，甚至是促进的关系（Levine，Loayza and Beck，2000） ［26］ ，并为此得出了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有金融自由化的结论（Goldsmith，1969） ［23］ 。
有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如Yaron（1994）研究了农村人口不能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因，并提出了农村金融机构获得成功的要素，他们认为农村金融机构获得成功的要素是储蓄、利率、贷款偿还和抵押品 ［27］ 。Menakadevi等（2016）研究了农村金融资源的分配对农业均衡发展的影响，并发现人们对农村的贫困性质和程度缺乏更加清晰的认知，指出金融体系中复杂的程序，既受到大量资金流入的影响，也阻碍了农村金融和农业的发展，可将尤其容易受到影响的小农户作为突破口，农村金融的发展不能仅靠信贷还需考虑金融中介的阻碍、政府政策、机构能力、法律、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等因素，政府应该从金融中介、减贫、消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偏见、直接干预、促进有效金融市场、制度能力等方面解决农村金融发展困难 ［28］ 。
有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析。Zeller（2006）通过农村金融数据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微型农村金融机构展开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各种类型机构的优劣势以及今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认为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 ［29］ 。Jiao Fang yi和Ren Jiasong（2010）以金融生态系统为基础，研究了农村金融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灰色数据挖掘模型，确定了农村金融企业三种动态能力的具体构成，农村金融企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协调、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能力，才能适应农村金融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30］ 。Eric Osei-Assibey等（2012）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小企业融资偏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农村金融市场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偏好的决定因素。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成本、低风险或非正式的融资方式，如内部融资或自助融资。然而，随着企业逐渐成熟，其寻求正式融资的能力增加，从而更有可能偏好或处于更高类别的正式融资中 ［31］ 。Abate等（2016）指出从金融机构获取融资可以较好地推动农业技术的采用和使用，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往往会根据农场规模和投入类型的不同采取差异化服务，从而使得贷款风险最小，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小农发展权利 ［32］ 。Gaisina和Kaidarova（2017）以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地区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农村人口储蓄率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为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储蓄率越高 ［33］ 。Tania Lopez和AdalbertWinkler（2018）认为在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金融包容性进展缓慢。这通常归因于更高的交易成本，更高的风险和更不利的承包环境，农村金融包容性比城市地区更难实现 ［34］ 。Diana Fletschner和Lisa Kenney（2014）回顾了农村妇女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这是农村发展战略关键因素。为妇女设计适当的金融产品以便能够储蓄、借贷和保险，对于加强妇女作为生产者的作用并扩大她们可获得的经济机会至关重要。所以应为解决女性面临的一些限制而引入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包括改善现有的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技术创新 ［35］ 。Coque（2016）建议将金融服务合作社定位为一个有效和可替代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从而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失灵问题 ［36］ 。Gupte（2017）以印度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为例，认为当前社会较贫穷阶层未能从有组织的金融部门充分获得金融服务，当前应当建立一个数字化和无现金经济，通过新技术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加强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37］ 。
国外学者针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效应展开了系列研究。就农村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作用角度而言，Madhu Sehrawat和Giri（2016）针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模型，得出金融发展增加了城乡不平等，而贸易开放降低了城乡不平等。短期因果关系证实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导致城乡INQ ［38］ 。Aviral Kumar Tiwari等（2010）利用1965—2008年的印度年度数据，使用单位根检验和实施ARDL边界测试方法协整检验，得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消费价格从长远来看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 ［39］ 。Nicholas（2009）试图用三元因果关系模型研究南非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因果关系测试，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长期进行，经济增长都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导致南非的减贫进程缓慢 ［40］ 。Nadia Yusuf（2014）以印度北部为例研究了农村金融在农业扶贫中的作用，重点研究印度北部农村融资在农业扶贫中的应用，讨论了在印度使用不同的农村融资模式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影响，说明了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自助团体在农村信贷中的重要作用 ［41］ 。Wagan等（2016）探讨了农业金融对巴基斯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使用农业金融并按时提供投入的农民正在获得更好的生产 ［42］ 。Ocasio（2016）利用孟加拉国农村1700多个家庭的调查数据研究性别与社会不平等对农村金融的影响效应，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探讨获得信贷、借款人性别和村庄收入之间的经验关联。结果表明妇女虽然能够从小额信贷中受益，但却微乎其微，而较富有的男性借款人从接受小额贷款中受益更多 ［43］ 。Quan Yuan（2018）探讨了传统的农村金融在影响效应上存在较大的误差，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影响效应的需求，提出了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金融需求影响效应模型，利用多变量探索因子技术分析财务数据，建立效应模型，该模型能够准确反映需求的影响 ［44］ 。
还有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心与路径进行了研究。Gashaw Tadesse Abate等（2016）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认为持续农业增长是迅速减贫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农村金融发展应将重点放在农业技术开发上 ［45］ 。Qian和Huang（2016）认为加强农村扶贫金融微观经济组织、金融效率、可持续理论和实证等领域的研究可以为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健康、绿色发展提供经验支持、理论参考和决策“风暴” ［46］ 。Gaisina和Kaidarova（2017）建议当局应该为农村人口提供国家资助的金融教育项目，以帮助农村人口提高金融素养 ［47］ 。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也受到了不少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早期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识别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缺陷（如Tam，1988） ［48］ 。近些年研究集中于微型金融的兴起及其相关问题（Tsai，2004） ［49］ ，以及农村的非正规借贷（Li and Takeuchi，2010） ［50］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大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信贷短缺的原因，然后给出政策建议（例如何广文，1999；谢平，2001；高帆，2002；马晓河、蓝海涛，2003；陆磊，2003；张杰，2003） ［51-56］ 。Kennedy（2013）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的相关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要结合考虑村、乡、县多方面的特殊情况，由此来制定相应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57］ 。Thorsten Beck、Liping Lu和Rudai Yang（2015）利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发现获得外部融资与成为企业家的决定和微型企业的初始投资是正相关的，文章还强调了在缺乏有效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非正式融资的作用 ［58］ 。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第一，资金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杨沅鑫，2018；李宏伟，2018；祝国平等，2018） ［59-61］ 。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研究组（2017）认为农村金融供求不匹配，农民日益增强的金融意识与现下落后的农村金融设备并未同步，农村本身的金融背景和条件使其除“存”“贷”“兑”以外的业务风险较大，不少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服务，导致农村金融产品单一 ［62］ 。覃志立、严红（2018）在研究中发现不仅仅是四川地区，全国有许多地区都存在农村金融结构失衡现象，即大部分贷款都在农村信用社，由于农业银行、农村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对于正规资质的担保公司要求太高，农民从这些银行中获取贷款难度很大 ［63］ 。另外农村地区的贷款欠账较多，许多银行撤出，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大大受阻。刘璐（2018）指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信贷投入资金不足，供求失衡，尤其是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农民融资困难等现象；体系有待完善，市场风险大；市场不活跃，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支农功能不强 ［64］ 。第二，农村信用担保机制建设缓慢，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乔东升等，2018；胡静等，2017；刘中升等，2018） ［65-67］ 。王江、梁爽（2017）根据1998年至2015年的湖南农村第一产业GDP数据，通过协整检验、ADF、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提出要重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即鼓励贷款 ［68］ 。可是现实却是：即使鼓励贷款，项海苹（2018）认为当下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林权、住宅使用权，但这些资产受地域、生态环境、使用寿命等因素影响，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从而使农民贷款难、资金融通难 ［69］ 。第三，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较差，法律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农村信用环境比较恶劣（郭连强、祝国平，2017；陈放，2018；杜文博，2018） ［70-72］ 。人文素质环境落后问题普遍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7）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为例，通过Logit模型，运用SPSS工具软件分析后发现，文化素质越高、与村干部关系越好的农户金融活动越频繁，金融活动频繁意味着农村金融高速发展 ［73］ 。陈学军等（2016）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现下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具体表现为农民生活幸福指数低、缺乏支撑金融发展的各种要素以及农民信用意识薄弱 ［74］ 。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农村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刘敏楼（2016）构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基础、宏观政策、法律、社会资本与文化的OLS模型，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依赖于金融环境要素，但并没有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有些出入 ［75］ 。第四，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政策制度不够完善，农村金融监管效率低（姚凤阁等，2018） ［76］ 。丁志国等（2016）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和引导 ［77］ 。张红波（2018） ［78］ 和洪晓成（2016） ［79］ 都指出了农村风险补偿机制缺失问题。由于农民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其价值总是有起伏，金融信贷风险也随之而来，政府没有给予金融机构合理、有效、明确的保护措施，使得农村地区贷款难。且后者认为扶贫的参与主体即政府、国有商业银行、被扶贫群众三者之间协调困难，负责引导和调配的政府、负责融资的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沟通不畅、分工不明等问题使得扶贫效率低、精准度低。被帮扶群众大多是农民，由于毫无产权、信贷知识储备和投资融资理念，总是长期保持保守态度，导致商业银行与农民的合作无法如计划一般开展。第五，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配置不合理（陈放，2018；杜文博，2018） ［71-72］ 。第六，金融创新不足，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少（程百川等，2017） ［80］ 。王燕红（2018）指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受到严重约束，农村金融创新不足、监管落后，以及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畸形发展等问题，建议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政府加大监管，加大支农资金投入 ［81］ 。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研究影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成为国内外学者析源所系，从需求侧出发，国内外学者发现社会家庭因素，金融素养因素，风险偏好，家庭经济情况，以及传统观念因素等共同构成了影响农村金融需求的关键词。赵洪丹（2016）认为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政府和市场，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以及抑制农村金融流出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 ［82］ 。李小勍（2018）研究了我国当前出台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对农村金融发展起积极作用，得到结论如下：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税收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小额涉农放贷的积极性 ［83］ 。胡枫、陈玉宇（2012）利用2010年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影响更大。户主的年龄与借贷概率和借贷金额的关系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庭人口，家庭耕地面积等因素与借贷概率和借贷金额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84］ 。彭魏倬加、李中（2016）认为农村土地权利认定能够促进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而且有利于农村金融现代化，后根据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土地权益的裁定不仅有利于削弱农村金融对人脉社会的过度依赖，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参与的机会，从而从金融宽度、广度、深度、交易环境四个维度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85］ 。谭艳芝、李维扬（2018）认为地区差异、子女性别偏好对农村家庭金融行为可能有较大影响，他们采用Probit模型对8596名农户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probit模型规避了内生变量问题。通过分析，他们认为：农村家庭金融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有男孩的家庭金融行为活跃度明显更强。但是，拥有男孩的家庭在不同区域间是否发生金融活动的差异不显著，但金融活动的强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86］ 。Weili Ding和Yuan Zhang（2014）提出了“通过儿子投资”假设，并研究了中国300户家庭的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农村家庭出生一个儿子会增加家庭对农业产业和家庭企业的投资，且会提高家庭借贷给亲戚朋友的数额 ［87］ 。姜松、周虹（2018）基于Log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认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的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偏好恰恰相反 ［88］ 。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设定与发展路径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落脚点。邓先骐等（2014）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在迅猛发展，尤其是村镇银行，盈利空间较大；在区域差异上看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一定程度上要比东部地区更快 ［89］ 。Chenggang Li等（2017）指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农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国家战略能否取得显著成效有着密切关系 ［90］ 。万宣辰（2017）重点研究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及加强信息化模式管理等为我国未来农村金融的创新打开新视野 ［91］ 。柯畅、柯霖（2018）认为应当将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设定为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92］ 。陈莉（2018）立足于我国农村发展和金融资源利用现状，认为促进农村金融效率最大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93］ 。姜佳（2018）认为当前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血液，带来了新的内涵，农村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的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94］ 。杨沅鑫（2018）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明确市场定位、深化金融创新、利用保险降低金融风险、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9］ 。周天芸（2018）认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存款外流现象，政府应该增强金融支农力度，引导农村存款的流向 ［95］ 。刘松涛等（2018）认为中国未来可在培育农村金融合作组织、深化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等层面合理借鉴日本经验 ［96］ 。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农村互联网金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王姣（2018）认为互联网金融具有门槛低、效率高等多重优势，在中国农村发展具有基础优势：一是农村需要互联网金融填补巨大的金融需求缺口，农民有旺盛的融资信贷需求；二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加速建设 ［97］ 。但是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供给依然不足，且农民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依然较差。张莹、许婷（2018）重点探讨了在“十三五”规划中“互联网+”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农业生产资金融资日益简化，农产品网络销售比重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金融的良好创新和风险管控，使得发展红利惠及农民 ［98］ 。肖冰等（2018）介绍了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模式，分析了当前模式下发展会遇到的问题：如信息体制不健全、对于金融突发风险监管不足和金融安全问题等，提出必须对农村互联网的相关运行机制进行改革的结论，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99］ 。童琳（2018）指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明确将服务对象定位为农村居民，极大地降低了农村金融的进入门槛，并在短时间实现了与传统农村金融的有效融合，可以帮助解决当前农村地区惠普金融面临的困难 ［100］ 。Weilian Zeng等（2017）指出移动金融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固定网点不足和过高的交易成本 ［101］ 。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国外农村金融的发展与中国的国情不相符，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农民人口素质水平较高，地区发展较平衡的情况下的，而我国农民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农村与城市发展差异较大，且部分落后地区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期，因此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缺乏借鉴意义。在资金问题上，在贫困地区，资金无论其使用方式受到怎样的限制，都有渠道使用。商业银行具有金融服务的职能，地方政府也是市场金融的使用者，应多与银行搭桥沟通，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正确的、好用的方向上。在人文落后的问题上，现阶段国内金融扶贫过程中，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由于对贫困人口贫困识别方式单一、贫困地域广阔，扶贫攻坚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各地市场的融资条件错综复杂，各地区贫困人口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在湘西自治州扶贫考察过程中发现，并不是每一贫困户都愿意脱贫，部分地区瞒报、伪述贫困情况、拒绝脱贫等现象频发，以往的救济式扶贫弊端之一就是“拿走了一直以不劳而获的方式得到的利益后却对曾经的供给者表达不满”。这就要求普惠金融在帮助扶贫的过程中对贫困人口做出再区分，从“短期内可实现脱贫的潜力人群”中开展工作，再让这群人分别带动“短期内难以脱贫的人群”和“拒绝脱贫的人群”，以少数带动多数，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银行的大数据管理模式有希望实现这一区分，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机构，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资源着手执行更接地气的普惠金融政策。
一是金融排斥及其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金融排斥即人们在获取或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困难的现象（Kempson et al.，2008） ［102］ 。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注意到偏远或贫困地区居民因金融机构撤出而增大了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从地理学的角度开创了金融排斥研究 ［103-105］ 。然而，空间距离及其通达性不能完全概括金融排斥的形成原因，因为金融排斥从属于社会排斥，在诸多排斥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自强化过程（Rogaly，1999） ［106］ ，银行等机构的利益驱动、非对称的信用信息环境、金融效率差异等经济因素也可导致金融排斥的发生（Gardenr et al.，2004） ［107］ 。此外，女性因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而较男性更易于排斥（Hogarth et al.，1997；Jianakoplos and Bernasek，1998） ［108-109］ ；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细分将贫困或劣势的群体分离出去，如英国的亚洲族人或非洲——加勒比族人（FSA，2000） ［110］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为收入低而易受排斥（Gardenr et al.，2004） ［107］ ，处于社会平均阶层下的人群受排斥的概率更高（Devlin，2005） ［111］ 。Sarma和Pais（2010）实证发现收入、不平等、文盲、城市化、基础设施对金融排斥产生重要影响，金融机构的所有权结构比其健康发展对金融包容更有促进作用 ［112］ 。Kempson等（2000）将金融排斥分为六个维度，综合考虑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金融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13］ 。中国农村金融存在突出的排斥问题，一直被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金融抑制（何广文，1999；高帆，2002） ［114-115］ 、农村金融结构的制度和功能缺陷（何广文，2004） ［116］ 、现代金融需求不足（田力等，2004；王芳，2005） ［117-118］ 、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活力（张元红，2005） ［119］ 、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王元，2006） ［120］ 、农村金融市场化的非均衡推进（何大安等，2006） ［121］ 、农村金融资源的低效性和风险性（白莹，2006） ［122］ ，等等。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需求存在明显的排斥行为（何德旭、饶明，2008） ［123］ ，但这是农村地理环境恶劣以及金融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王修华，2009） ［124］ ，农村金融机构供给偏好缺失、服务缺位是金融排斥产生的根源（谭露，2009） ［125］ 。田霖（2007）研究发现农村经济增长潜力、农户就业状况、农户可持续收入、金融知识教育和普及程度是当前中国农村出现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的主因 ［126］ 。田杰、陶建平（2012）研究发现，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城乡收入差距越高，农村金融排斥度越高 ［127］ 。谭燕芝、李维扬（2016）研究发现县域经济水平差距、城镇化水平程度、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强度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难题的重要因素 ［128］ 。薛宝贵、何炼成（2016）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确实使得资本要素向城市集聚，导致农户存款不能就地转化为农户贷款，产生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 ［129］ 。Chao Lv（2017）指出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农村金融排斥，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但是以包容性理论为指导，引导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可以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全面、公平的金融服务 ［130］ 。这要求在微观层面上，实现多元化，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此外，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从而使农村金融体系获得与城市同等的金融服务。
二是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金融排斥具有多维度特征，部分影响因素难以量化，以至于大部分研究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定量衡量和比较也因指标选取、方法应用存在很大的差异。Sarma（2010）设计了金融包容指数，使用多个维度的指标来评价金融包容性，实现不同经济体金融包容水平的对比分析，提供了比较综合的测度包容性金融的方法 ［131］ 。蒋俊鹏、郭沛（2005）证明中国农村金融组织按“自然算法”而非“经济算法”设置机构以及农村金融组织存贷款结构存在显著的地区不平衡性 ［132］ 。许圣道、田霖（2008）采用计数模型尝试对农村金融排斥进行定量分析 ［133］ 。徐少君（2012） ［134］ ，董晓林、徐虹（2012） ［135］ 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视角实证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陈莎、周立（2012） ［136］ ，刘长庚等（2013） ［137］ 通过建立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王一博等（2018）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水平和合作社外部影响因素对金融排斥影响显著 ［138］ 。
金融排斥对经济社会协调共享发展造成极大的福利损害，使得弱势群体贫者越贫，地区发展鸿沟越发不可愈合，广大农村居民一直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大门之外，经济发展红利未能普及这部分群体，对此Gardener等（2004）已有先验研究 ［107］ 。为有效破解金融排斥困境，需打出组合拳，国外学者开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良方”，如强化农村金融机构间服务的协作性；加大农户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增强农户获取金融支持的内生能力；提高金融信息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政府也要适时出台相关激励约束措施和法律法规等（Conaty，1997；Dayson，2004；Dayson et al.，2009） ［139-141］ 。对此，欧美国家基于本国国情，对金融排斥采取不同的治理政策（Gardener et al.，2004） ［107］ 。但是，地理可及性是引发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改善地理可及性，理应成为金融普惠政策的重点（Leyshon et al.，2008） ［142］ 。Yusuf I.Mugaloglu（2012）认为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金融排斥问题，应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143］ 。何广文（2007）认为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要进行适度调整，地方性、区域性、小型化、草根性是其发展趋势 ［144］ 。王修华（2009，2010）认为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需要建立普惠性的金融体系 ［124，145］ ，马九杰等（2010）对此持相同观点 ［146］ 。国晓丽（2010）认为应转变农村金融发展思路，构建适合农业发展的保险系统 ［147］ 。胡宗义等（2012）提出应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农村金融硬件条件；强化农村教育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加强政府对农村金融关注 ［148］ 。徐少君（2012）在实证检验基础上指出，在既有金融改革背景下，除了继续完善法律制度、强化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地区人均收入、提高执法效率、营造良好的社会资本环境，从而降低金融排斥程度，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134］ 。田霖（2011）指出，金融排斥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政府作为自组织而非他组织主体，干预重点在于“金融沙漠”，同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引导“社会责任”的实现 ［149］ 。孟德锋等（2012）发现村镇银行的发展受就业、企业经济效益和经济开放度的正向影响，同时受税收政策的负向影响，而且村镇银行的发展不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的限制，倾向于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人群，在破解金融排斥问题上已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150］ 。李小建等（2006） ［151］ ，祝英丽等（2010） ［152］ 利用Arc GIS提供的分析，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空间可达性，结果显示县域金融网点布局具有行政科层组织结构特点，开展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发展农村保险业，将农户组织起来，在金融服务薄弱区设置农村信用社流动服务网点等措施可以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和经济的发展。丁兆浩、吕勇斌（2012）对绝对收敛模型采用传统的OLS进行估计，然后采用消除空间相关性的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不管是采用OLS估计还是采用SLM估计都表明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具有绝对β收敛的特征 ［153］ 。田杰、陶建平（2012）对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收敛性进行了分析，所得结论对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154］ 。徐京平等（2018）认为农村金融排斥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金融扶贫效能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影响 ［155］ 。
第一类是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Fuchang XU和Chuandong WANG（2015）发现农村金融总量对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农村金融结构，农村金融效率最低 ［156］ 。就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耿刘利等（2018）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双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血液和活力，同时农村经济的增长能够反作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经济发展则更注重人均水平的、质量上的提升 ［157］ 。因此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意义。丁志国等（2012）认为农村金融规模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受制于投资产出效率以及储蓄投资转换比率，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改善却有着积极正向的作用 ［158］ 。赵洪丹（2016）则认为农村经济对农村金融呈负向作用，不管是对农村金融规模还是农村金融效率而言。但是农村金融却对农村经济发展起正向推动作用，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作用的力度更加明显 ［159］ 。陈啸等（2018）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选取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机构网点数量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作为投入变量，同时选取第一产业产值为产出变量，对2004—2016年中国农业金融效率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中国农村金融效率在2004—2016年间持续上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会对农民收入增加产生显著正向促进效应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大对农民的财政支持和创造农民反向工作良好氛围等建议 ［160］ 。齐红倩、李志创（2018）采用我国1982—2014年样本数据，发现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其中：1982—2014年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效应；1996年之前，农村贷款对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微弱，农村存款和农村保险的增长抑制了农村消费增长；1996年之后，农村存款、贷款和保险均表现为对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结论显示，短期内农村贷款对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长期内农村消费的增加将更依赖于农村贷款和农村保险 ［161］ 。
第二类则是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吴代红、王定祥（2013）通过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现代化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正向影响，从而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162］ 。张荣（2017）通过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的综合评价体系，发现了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间存在一个平衡关系，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163］ 。而鲁强等（2014）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和冲击，其研究结果则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农村的传统性经济的发展，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没有显著影响，不仅如此，由于财政支出和结构的不合理以及“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利的金融外部环境，不但没有使得农村的收入增加，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164］ 。还有一部分学者以城乡一体化为研究视角，主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例如，张宏彦等（2013）的观点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资本外流严重，加上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充分，所以导致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165］ 。谢世明（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规模扩大会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更大，而随着农村金融的效率提高，能够有效抑制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他还表明，在我国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呈现出先扩张后缩小的趋势 ［166］ 。杨德勇等（2016）研究发现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不同地区的非线性特征有所不同，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也不同，所以他们建议在发展农村金融时需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采取不同的金融措施 ［167］ 。杨刚等（2014）通过构造空间状态模型和卡尔曼滤波解法，用过去三十年的金融支农绩效作为评价依据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动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发现农村的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且从总体上看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但是其影响随时间的流逝在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贷款在初期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后面逐渐减弱，但是农业储蓄率的上升带来的却是负面效应，作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促进产业化经营，扩大金融需求，继而推动农民收入增长 ［168］ 。X Shen和K Song（2016）基于1984—2015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AR模型，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与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关系，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促进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且收入效应比较稳定，甚至超过了正规金融支持的作用。同时从长期来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对农民家庭收入也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 ［169］ 。因此，在积极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建立健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机制，以及风险防控和补偿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对非正规金融风险的监管，还需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创新，从而促进农民的潜在收益增长。孙玉奎等（2014）认为通过鼓励发展农村金融来提高农民收入这一方法的成效十分有限，从中国各地区上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170］ 。纵玉英和刘艳华（2017）利用2000年到201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序列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金融产业聚集现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此发现农村金融聚集现象会因地域差异对农民收入有不同效应：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聚集现象对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正面效应，而中西部具有负面效应。而这种不同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收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依赖程度不同造成的，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配置造成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 ［171］ 。武丽娟、徐璋勇（2016）从支农贷款方面对农民收入增长进行了研究，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支农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得分倾向匹配对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若将贷款用于牧林渔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型支出，对农民收入将会有正向的效果，而一般只有高收入的农户会将贷款投资于牧林渔业，其收益会高于借贷成本，导致收入增加，而中低收入组农民将贷款用于商业型和生活支出，支农贷款对农民收入会有负的影响 ［172］ 。李汉卿（2018）也依据农民增收的问题对金融的创新发展提出了两条政策性建议：一是完善金融体系：放宽贷款准入门槛同时加强政府监管，满足农户贷款需求。二是完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给金融机构一些优惠条件助力满足农户贷款需求，加强对金融市场秩序的干预，保障农民权益 ［173］ 。高彬（2018）通过对全国高收入省份和低收入省份农村收入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确实起到提升的作用 ［174］ 。
第三类是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吕勇斌、赵培培（2014）认为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主要绊脚石，而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直接途径主要是通过设立银行，发展农村正规金融来减少贫困，间接途径主要是通过农村金融的发展来影响当地的金融发展和农民的收入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农村金融过快发展反而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的影响 ［175］ 。彭向升（2016）根据马克思经济学有关金融发展和农村农业发展的金融理论，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理论指导，借鉴有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确定了农村金融的发展范畴，从而构建政府与市场作用下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应是我国金融体系创新改革的重点所在，也是实施农村金融扶贫的重要方式 ［176］ 。苏静等（2014）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多维救济效应，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对医疗贫困、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显著，具有明显的阈值特征；阈值水平前后对医疗贫困的影响为促进，促进效果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而逐渐提高；对收入贫困的作用是抑制，但抑制作用只有过了阈值才会显现出来；对教育贫困的影响由促进作用向抑制作用转变，但只有抑制作用显著。金融发展的多维救济效应不仅表现为区域失衡，而且呈现两极化趋势 ［177］ 。傅鹏、张鹏（2016）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结合1999—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影响展开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作用是有限的，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及其对门槛值的跨越，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体现出显著的减贫作用 ［178］ 。苏静（2015）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她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对减缓我国农村贫困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最后她还指出，金融服务对减缓农村贫困的直接效应略高于中介效应 ［179］ 。黄秋萍等（2017）以供需两个维度为基础，运用6个指标建立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评价，并使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来检验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均呈现空间聚类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扶贫工作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 ［180］ 。王朝晖（2018）指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最终意义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指出当前农村金融精准扶贫中主要存在的几个问题：农村金融精准扶贫体系不够健全，扶贫工作人员基本为临时抽调；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扶贫方式缺乏创新，后劲不足容易返贫等 ［181］ 。金浩、李瑞晶（2018）基于农村金融生态与贫困之间的交互机理，以河北省为例，构建了包含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和贫困子系统的农村“金融生态一贫困”系统动力学模型，对2006—2025年的系统表现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9种政策调控方案进行模拟，探索系统的优化方案 ［182］ 。研究发现，河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使农村综合贫困得以持续缓解。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缓解贫困，但不具备可持续性；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加快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和法律法规建设是优化系统的有效方案。陈骏（2018）在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缓减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应用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减缓作用 ［183］ 。张翰林（2018）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减缓农村贫困，且总体效果显著，在大体上显示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发展趋势。由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共同决定，但是存在不同的结构性变动特征。就金融机构类别区分看来，非正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在较高水平区间的正规金融发展能够起到相同的作用，但是对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没有显著的效果 ［184］ 。张兵和翁辰（2015）研究发现：短期内提高相邻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可以有效地减缓农村贫困，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 ［185］ 。瞿睿（2016）认为农村金融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具有间接作用，我们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以及建立惠普金融发展系统来保障经济效益，近来进而减少贫困 ［186］ 。李生鑫（2016）则发现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和间接传导机制共同对农村贫困减缓发挥作用，但后者的作用力度和效应更大 ［187］ 。
还有学者研究了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而言之就是将农业生产与消费无缝对接，使农产品数量以及质量与消费者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将农民作为操作主体，改善农业供给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王曙光和杨敏（2016）提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注重5个方面：第一是解决农村的人才缺失问题，第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第三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不再以小农经济为主，第四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第五是加大农村金融供给，提高信贷可信与可及性。同时，他还提出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县域经济农村金融发展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更是挑战，农村的金融机构必须对机制、体制、产品以及文化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来应对这些挑战 ［188］ 。董晓林和朱敏杰（2016）提出我国现阶段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完善的普惠金融体系。并且指出当前普惠金融体系推行的重难点，一是现行的政府主导体制下的金融体系并不符合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应以更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二是创新不足，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从两个层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路和重点：第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鼓励市场化竞争，并进行科学的监管。第二个层面是技术创新层面，通过技术创新扩大服务覆盖面，充分利用现代化数字信息，打造“互联网+”模式下的农村普惠金融 ［189］ 。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背景下，游凤和何蒲明（2018）结合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产接二连三”的产业模式，并提出四个措施推进农村三产发展：一是提高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开展职业农民培训来创造新型营业主体，三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产品服务供给效率，四是规范产业融合形式将小农与新型经营主体联合发展，使农民创收，保障农民权益，由此推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行 ［190］ 。
普惠金融理念兴起的原因在于金融排斥的存在，金融排斥是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理念下的时代现象，国外传统的金融机构很早就关注那些遭受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而小额信贷随后产生，并逐步发展为微型金融，直至普惠金融理念的诞生。因此金融排斥（即普惠金融的受制原因）成为国外学者早期研究普惠金融的重要领域。现有文献对于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没有一个共识性的定义，多数学者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经济主体中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缺陷、制度等相关因素很难进入金融服务体系，缺乏正常的渠道获得必要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最初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研究了金融服务的地理可及性以及银行的网点布局，从金融地理学角度提出了金融排斥现象 ［103-105］ 。之后Kempson和Whyley（1999）开始关注金融排斥的人文指向性，并将金融排斥划分为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及自我排斥六个维度，明确了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等要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 ［113］ ，至此，金融排斥也由早期简单的地理排斥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随着金融排斥理念的推广，更多的学者开始集中研究谁被排斥、为什么被排斥、排斥的程度及影响。谁被排斥，也就意味着金融排斥的对象是哪些，其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拓展，“被排斥主体”微观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和企业，宏观层面则包括社区与区域。Conroy（2005）认为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对象 ［191］ ，Collard等（2001）把金融排斥外延拓展至涵盖微观企业的商业社群层次 ［192］ 。而Chant Link（2005）把金融排斥外延扩展到企业和区域层次，认为金融排斥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家庭，也适用于企业、社区企业组织和区域；金融排斥不仅影响到个人、家庭、企业这些微观主体，而且也能使区域经济遭受损失。来自英国2002—2003年的调查数据也表明金融排斥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65%的无银行账户家庭来自三个数量庞大的收入最低层级；另外，从地域看，约50%的被排斥人群居住在英国50个最落后的城镇或社区，而一些收入极低的地区已出现金融服务沙漠化 ［193］ 。“为什么被排斥”研究的是金融排斥的形成原因或影响因素，Cebulla（1999）把金融排斥划分为主体排斥和结构排斥两种，其中主体排斥是指个人主动地拒绝或避免接受金融服务，而结构排斥主要是指由机构或金融系统引发的排斥 ［194］ ，Allen等（2012）也提出了相似的存在金融排斥的主、客观原因 ［195］ 。而Morrison等（2001）则主要从营销行为方面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原因，认为经济个体如果达不到金融企业营销标准就会被排斥在金融服务范围之外 ［196］ 。在影响因素方面，FSA（2000）认为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金融排斥的两大因素，研究重点逐步从地理排斥延伸到社会排斥 ［197］ 。Ameriks和Zeldes（2004） ［198］ 、Gardener等（2004） ［199］ 、Guiso（2008） ［200］ 等学者则进一步研究家庭人口、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认为这些方面会通过家庭收入、财富和认知能力等路径影响或加剧金融排斥程度。另外，Devlin（2005）基于地区差异角度研究了居民阶层及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度。毋庸置疑，金融排斥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危害）是巨大的，其阻碍了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最终导致弱势群体更加贫困，直接或间接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201］ 。Alwyn（2013） ［202］ 就认为金融排斥程度的高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鉴于金融排斥的危害，各国试图采取各种措施来破解金融排斥，从起初的小额信贷到后来的微型金融，再到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上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这一概念，国际上也称为“包容性金融”。作为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延伸及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服务理念的提升，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能为所有层面的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为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战略服务，以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相对于金融研究的主流领域，起初学者对普惠金融的关注略有不足，不过随着这一理念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学术界关于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
15世纪始，普惠金融的理念渐渐开始萌芽，传统金融行业开始关注被排斥到金融之外的经济弱势群体，虽然这时的小额信贷体制相对比较完善，但是其量却微乎其微，随着金融服务对象范围的扩大，小额信贷发展成为微型金融，而普惠金融的概念也进一步得到完善，无论是从政策角度还是从学术角度，各国学者都对普惠金融进行了相关的理论研究。
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内涵不断丰富，不再是最初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逐渐涉及保险、支付以及互联网金融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有所探索和研究。
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做了这样的解释：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另外联合国对普惠金融的特征还作了阐述，即具有包容性，因为它是全方位地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服务，并不是单纯为某些地区或者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美国教授Brigit Helms（2006）认为普惠金融应该是惠及普通人的金融，而非数量上的金融机构，政府应当要靠这样的金融体制去惠及普通人，并且应当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功能的普惠金融体系。这种体系包括所有人，特别是一些贫困人群或者其他一些经济弱势群体 ［6］ 。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 Committee，2008）是这样定义普惠金融的：以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及时和充分地提供信贷，确保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 ［203］ 。安信永国际（Accion Internation，2009）将普惠金融定义为“所有年龄段的工作人员均有机会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有尊严的便利的方式，获得一整套优质的金融服务的状态” ［204］ 。Ramakrishnan（2010）认为普惠金融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一套适当的、服务大众的金融服务体系 ［205］ 。Osili和Paulson（2006） ［206］ 、Bold等（2012） ［207］ 、Swamy（2014） ［208］ 等研究发现金融需求主体特征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Classens（2006） ［209］ 、Beck等（2007，2008） ［210-211］ 、Kumar（2012） ［212］ 等研究了金融服务供给，如金融基础设施、部门结构、健康程度以及规模等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Boulton等（2007） ［213］ 、Arora（2012） ［214］ 、De Koker和Jentzsch（2013） ［215］ 等研究了社会环境因素，如收入差距、劳动力结构变动、城镇化、人力资本、法律制度等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会产生影响。Bayero（2015）则发现非现金消费意识，消费者价值主张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普惠性有显著影响 ［216］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普惠金融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的：普惠金融应当惠及所有人群，也就是普惠具有包容性；普惠金融是一套全方位金融体系，并且不是单纯的只讲究数量的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应当保证所有的惠及人群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来享受信贷等其他的金融服务。
国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普惠金融的研究逐渐增多。白澄宇等（2004）最早引进普惠金融这个概念 ［217］ ，焦瑾璞自2005年起就开展了“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项目研究。杜晓山自2006年以来在普惠金融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杜晓山，2006、2009、2014） ［218-220］ ，提出农村是普惠金融的根本所在。杜晓山（2006）认为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来满足大规模群体的需求且普惠金融主要致力于拓展农村以及偏远山村的客户群体，降低这些地区的资金和信贷使用双方的成本 ［218］ 。焦瑾璞（2010）认为普惠金融是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发展和延伸，其实际上也是金融公平的体现，同时提出，政府应当在提供金融创新空间、宏观政策制定、财政激励等方面担当重要角色 ［221］ 。马九杰等（2010）认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金融排斥问题，这使得一些低收入人群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之外，普惠制金融是基于解决社会中由于多种原因难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的那部分人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问题，它既是金融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能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是金融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222］ 。夏圆圆（2010）认为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的核心体系，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与小额信贷一脉相承，以穷人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为服务扩展对象 ［223］ 。李滨（2014）从制度的角度对普惠金融进行分析，认为普惠金融是为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应运而生的，政府应当在政策层面保障金融服务的全面性，从而使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224］ 。我国现阶段的普惠金融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普惠金融是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延伸和扩展，要以普惠金融的视角来看待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金融服务的排斥性是普惠金融产生的诱因，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当大力引导，在政策层面给予大力支持；对普惠金融的分析应当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层面进行，普惠金融在不同的层面具体作用不同。
为了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从而对普惠金融的现状进行评价，关于普惠金融水平测度，国内外学者也有较深的研究，如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国际金融公司（IFC）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角度构建了普惠金融跨国调查的8个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可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两个维度构建了金融可接触性调查数据库8个指标（IMF，2004）以及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普惠性指标”（The World Bank，2012）。Sarma（2008）首创了多维度综合性的普惠金融指数对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7］ ，Arora（2012）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三个维度 ［214］ 。Gupte（2017）将普惠金融测度拓展到四维 ［37］ 。Beck等（2007）采用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每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网点数、每万人ATM机数、每百平方公里ATM机数、人均储蓄额/人均GDP、人均贷款额/人均GDP、每千人拥有储蓄账户数、每千人拥有贷款账户数这八个指标来测算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使用性，并利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2002—2003年度99个国家的金融包容程度进行了具体分析 ［210］ 。Sarma（2012）在Bcek所选的八个指标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指数，并选择了银行渗透度、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使用性三个方面的指标，参考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对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水平进行衡量。世界银行则从需求的角度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包括银行账户的使用情况、支付、贷款、储蓄、保险五个维度 ［131］ 。Arora（2012）以比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差异性为出发点，将普惠金融指数划分成银行服务的范围、服务的便利性和成三个维度，其中，银行服务的范围用万人均和每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网点数和ATM机数来表示；金融服务便利性用可开户和可贷款额的限制条件来表示；服务成本用账户管理费、存贷利率等费用来表示 ［214］ 。介于Sarma和Arora未考虑金融服务的使用状况和使用成本，Gupte（2017）综合Sarma和Arora所选取的指标对印度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衡量 ［37］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普惠金融水平测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可使用状况以及银行的渗透度三个维度的指标，尽管这些定量的研究所采用的指标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指标覆盖面比较广，包括了大部分地区和更广泛的人群，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方法赋予不同指标相同的权重，忽略了不同的指标所代表的普惠金融程度不同的事实。
因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而且普惠金融概念引入我国也相对较晚，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Beck所提出的八个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扩充。徐敏（2013）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计算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的权重，并从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覆盖情况以及覆盖范围三个维度来进行农村金融水平的测度评价 ［225］ 。王婧等（2013）运用变异系数法从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金融服务的使用两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衡量 ［226］ 。此外王修华和关键（2014）从渗透性、效应性以及可负担性三个维度对应的金融服务的渠道、金融服务的程度以及金融服务的成本来构建中国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以此来对我国农村的普惠金融水平进行衡量 ［227］ 。肖翔等（2014）等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以及金融的服务质量等三个维度运用加权几何平均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我国普惠金融的水平进行测度 ［228］ 。陈银娥等（2015） ［229］ 、马彧菲和杜朝运（2016） ［230］ 等借鉴国外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经验，构建了综合的普惠金融指数，并对中国普惠金融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等（如王修华等，2014） ［227］ 。综上所述，我国对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研究虽然研究的维度不同，但都是基于Beck所提出的八个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各指标权重的确定上进行了改进，不再是等权重的衡量，这能更好地反映各个指标对普惠金融水平影响的程度。
Banerjee和Newman（1993）在最早研究中利用制度和转化模型证明，缺乏获得金融服务渠道是导致收入不平衡的原因，普惠性金融有助于贫困的减缓 ［231］ ；Beck等（2000） ［232］ 、Andrianaivo和Kpodar（2012） ［233］ 肯定了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Prasad（2010）从国家层面证明金融的普惠性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国内储蓄量等手段来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 ［234］ ，而Cull等（2012）认为在客户服务多样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普惠性的提高可以带来更有弹性和更稳定的经济，两种观点都是从宏观层面得出，发展包容性金融对一国金融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235］ 。Allen等（2016）认为金融的普惠性发展有助于改善农村、女性或年轻人等群体的金融排斥 ［236］ 。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金融排斥对经济的影响。Susanta（2016）对印度进行研究，认为通过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能使发展中国家被大型金融机构忽视或无法服务的人群得到帮助，使更多的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提振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消除贫困。通过从供需两个方面分别测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多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比较得出不同经济区的普惠金融等级，反映各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最终得出结论，普惠金融能够为穷人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克服金融风险，是穷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分子 ［237］ 。Taofeek等（2016）调查研究尼日利亚的1980—2013年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通过分位数回归，得出阈值（阈值为第90个百分位），证明金融发展影响包容性增长，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也没有超出这个阈值。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包容性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238］ 。Kim（2016）使用金融可达性描述普惠金融对消除收入不平等的正向影响，进而通过消除收入不平等来影响经济发展。通过选取自2014年以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欧元区的40个国家代表性的数据，使用人均GDP估计出每个国家的经济容量，将这4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根据金融脆弱性进一步将这些国家分为金融高风险国家和金融低风险国家，同时与消除收入不均的财政政策工具做对比，得出结论：普惠金融在低收入国家与高金融风险国家有利于消除收入不均，其效果优于累进税的作用 ［239］ 。李涛等（2010）基于2007年中国15城市居民投资行为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在储蓄、基金、保险、贷款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受排斥状况，即他们不能以恰当合理的方式获得这些金融服务，并具体分析了这种金融受排斥状况的影响因素 ［240］ 。许圣道和田霖（2008）采用计数模型尝试对我国的金融排斥进行定量化分析，并研究了影响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的相关因素 ［241］ 。刘志友等（2012）利用2009年江苏52个县域银行网点数据，从金融排斥的形成机制角度分析了村镇银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破解金融排斥的作用 ［242］ 。星焱（2016）认为，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和关注对象存在一致性。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社会公平和谐发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而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对经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243］ 。普惠金融将帮助中小微企业走出现阶段怪圈，消除贫困，提升金融教育与权益保护，进而刺激国内产出与消费，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增加增长动力，实现包容性增长。谢欣（2011）认为，中国早期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助推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但增大了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理念相悖。普惠金融发展将有效改善这种差距。农村经济长期存在金融排斥，金融贷款出现脱农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将对金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保护弱势群体，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能力，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 ［244］ 。贝多广和张锐（2017）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措施和动力；包容性增长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在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大框架下，将实现普惠金融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协同。他们利用西部地区1981—2015年包容性经济增长数据，构造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方法，考察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解释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们还进一步考察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增长效应，以及普惠金融包容程度测量，同时衡量包容性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的分配效应 ［245］ 。总体而言，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李涛等，2016；杨燕，2015） ［240，246］ ，不仅如此，普惠金融更能实现包容性增长（贝多广和张锐，2017） ［245］ 。郝云平等（2018）利用西部地区1981—2015年包容性经济增长数据，构造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方法，考察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解释了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247］ 。
普惠金融的贡献尤其是在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作用明显。江春、许立成（2007）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私人信贷规模的增加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金融深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所以要提高中国社会公平，必须建立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竞争性金融制度，构建具有多元化特征的普惠性金融系统 ［248］ 。肖晶、粟勤（2014）认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包括金融深度和金融包容两个维度，仅仅金融深度的发展不能保证穷人等弱势群体获得公平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易造成穷富人之间的不对等受益，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而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原本那些被排斥在外的贫困阶层等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从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49］ 。谢升峰等（2014）比较分析了普惠金融统筹城乡发展的国际经验，认为日、韩、印、巴等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策略不仅减少了“贫民窟”，而且改善了城乡收入失衡状况，对实现城乡一体化贡献较大，鉴于此，我国应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创新普惠金融制度，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250］ 。田杰、陶建平（2012）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并通过相关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地理渗透性维度和产品接触性维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而使用效用性维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负；另外，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正相关，而中、西部两者却呈负相关关系 ［127］ 。王宁等（2014）利用指数平滑法建立了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结果显示，由于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对贫困地区的信贷门槛较高，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贫困农户容易掉入“贫困陷阱”，应构建普惠金融体系，降低农户信贷门槛，从而可以让更多的贫困农户有机会获得贷款 ［251］ 。徐敏、张小林（2014）利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制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作用效果不是很明显，必须要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服务效率，最终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良性互动 ［252］ 。刘波、王修华、彭建刚（2014）认为不同地区的金融包容具有某种程度的“溢出效应”，在考察金融包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时，切勿将各区域独立起来考察，必须考虑各地区在空间上的关联，所以他们结合湖南省各县市2008—201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县域金融包容水平对县域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提升县域（特别是低收入水平的县域）的金融包容水平，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以及缩小县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253］ 。王修华等（2014） ［227］ 、陈银娥等（2015） ［229］ 、马彧菲和杜朝运（2016） ［230］ 等借鉴国外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经验，构建了综合的普惠金融指数，并对中国普惠金融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等（如王修华等，2014） ［227］ 。江春、赵秋蓉（2015）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减缓贫困，所以要想有效减缓贫困、改善收入分配，必须放宽金融管制，鼓励民间金融的正规化发展；促进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层次和结构丰富的金融市场；注重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加快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254］ 。张益明、李慧（2018）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255］ 。此外，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在正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缩小正规金融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该作用随着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削弱。当正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与正规金融都能缩小收入差距，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近年来，针对普惠金融发展贫困减缓效应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外方面，Schmied J和Marr A（2016）采用2008—2010年秘鲁普惠金融数据库中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确实对各种贫困指标有缓解作用，且互联网在秘鲁的贫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56］ 。Park C Y和Jr R V M（2016）选定37个发展中亚洲经济体检验普惠金融和其他控制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257］ 。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法治和人口特征显著影响亚洲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此外，发现普惠金融对缩小收入差距和贫困减缓具有积极的影响。Dian Jin（2017）以基尼系数为贫困指标，利用2004—2013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面板数据研究分析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在三个洲的减贫效应不同。在亚洲，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缩小亚洲贫富差距。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普惠金融在发展初期会扩大收入差距，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缩小差距，最终减缓贫困 ［258］ 。国内方面，罗斯丹、陈晓和姚悦欣（2016）选取我国省际2005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现出非线性“U”型关系，且普惠金融发展的贫困减缓效应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此外，普惠金融减贫效用受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人均收入越高，贫困减缓效用越强 ［259］ 。王姣和周颖（2017）基于贫困减缓的视角来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认为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设立银行网点，给当地的农村居民和企业提供便捷灵活的信贷和储蓄服务等金融服务，让他们有机会通过享受普惠金融服务，以实现贫困减缓 ［260］ 。马彧菲和杜朝运（2017）利用2005至2013年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结合包容性增长指数，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的贫困减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大体上促进贫困减缓，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贫困程度可减缓15% ［261］ 。何学松和孔荣（2017）利用我国2005至2014的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从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和综合指数三个方面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高1%，贫困程度就分别下降0.151%和0.122% ［262］ 。韩晓宇（2017）采用我国各省市2006至2014年的数据建立PVAR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贫困减缓效应 ［263］ 。朱洋、刘阳（2018）利用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我国当前省际层面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困减缓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存在最佳的普惠金融指数对贫困减缓产生最大的影响 ［264］ 。
我国学者除了对普惠金融的内涵和水平测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在普惠金融的路径选择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这给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孟飞（2009）认为我国应当基于政策层面来发展普惠金融，这些方面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制度创新等。其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当大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并引进外国投资者，这样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增强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当给予一些贫困人群和其他的低收入人群财政补贴、保险补贴等并对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依据一定的风险程度和经营业绩对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服务能力较强的金融机构，可以适用较低的准备金率。完善中小企业以及支农再贷款政策，放开利率管制，有序地推进市场化利率改革。在监管制度创新方面认为普惠金融的监管框架分为政府部门的监管、行业自律、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市场纪律四个层次，并针对不同层级的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在监管过程中应当注重风险为本的监管以及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健全和完善正向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65］ 。焦瑾璞（2014）则从现实层面为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指明了方向，认为我国政府方面应当探索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指标体系；全社会统一的理念和扶持合力；持续改善金融服务，降低金融成本；大力推动数字化金融创新，发展属于中国的普惠金融模式；全面构建金融消费保护机制 ［266］ 。王守淦（2014）则立足于我国国情认为我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展普惠金融：坚持立法先行，确保普惠金融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借助政府的支持，尽快建立覆盖城乡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必须以满足特定目标的客户群体的需求为基本尺度；创新抵押担保机制，为普惠金融的正常进行提供保障；坚持创新驱动，牵引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267］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2015）则基于农村层面给出了普惠金融在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建立对称性普惠金融供给体系，扩大金融广度；建立乡村综合金融服务机构，增加基本金融服务供给；加快农村地区法律创新，有效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拓宽视野，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面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统计指标体系 ［268］ 。黄良谋等（2008） ［269］ 、王修华（2009） ［270］ 、谢丽华（2012） ［271］ 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完善必须坚持法律体系、服务组织体系及政策扶持体系三位一体发展，平衡金融供需，效率与公平，经营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兼顾金融创新与政府监管，在进行融合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肖本华（2011）认为需要激发弱势群体的有效金融需求并增加金融供给 ［272］ 。房引宁（2009） ［273］ ，胡振、范静、刘艳（2012） ［274］ 提出要降低对金融机构设立的门槛，增加金融排斥现象较严重地区的金融机构的准入数量，处理好监管与民间金融间的关系。董龙训（2012）则是从成本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可以通过低成本（低价）方式与农民需求建立紧密联系，打破金融支付的地理排斥，通过服务点功能的发挥和宣传，降低或消除营销排斥与自我排斥 ［275］ 。韩俊（2009） ［276］ 、焦瑾璞（2010、2015） ［221、277］ 、周小川（2013） ［278］ 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普惠金融进行研究和分析，为政府进行普惠金融实践提出了对策。还有学者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在金融扶贫（周孟亮和彭雅婷，2015；全臻等，2016） ［279-280］ 、城乡统筹度（谢升峰和路万忠，2014） ［250］ 、农户收入（田杰和陶建平，2012） ［127］ 、经济增长（李涛等，2016） ［240］ 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力。何德旭和苗文龙（2015） ［281］ 、张郁（2015） ［282］ 还探讨了普惠金融制度结构的构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