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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追求自身发展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应围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来展开，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特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人民共建和人民共享，这是对中国以往传统物本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纠偏，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的“共享发展”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揭示了发展的价值取向，因而成为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政体的根本所在，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 。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实事求是的重大判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已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更突出的矛盾是城乡、区域、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不懈努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
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当代经济增长中，金融在金融动员、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Alexander Sarris，1996） ［2］ 。金融发展构成了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完善高效而稳定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促进资源流动、配置和组合的效率，而且还能够提高一国居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摆脱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从而维护经济社会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谐发展，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Shahidur R.Khandker et al.，2003；Saeed Qureshi et al.，1996；Jacob Yaron，1992） ［3-5］ 。相反，结构失衡的金融体系（表现为金融抑制或者金融的发展超越了外部条件所允许的空间）不仅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甚至会损害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最终又使自身失去发展的根基。Helms（2006） ［6］ 和Mandira Sarma（2010） ［7］ 从金融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出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公平的机会获得金融服务。然而，金融排斥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成为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上仍有27亿人不能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CGAP，2010） ［8］ 。而根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9］ ，普惠金融仍然是世界性的挑战，全球有20亿成年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也无法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在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8亿人有征信报告，这8亿人中，只有3亿人曾接受过信贷服务；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很多穷人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2008年在一个视频发言中说，目前全世界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享受不到金融服务，他呼吁人们在世界各地发展小额贷款机构，帮助穷人脱困。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到2012年为止，发展中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正规金融机构拥有一定形式的资金储蓄。大约还有27亿成年人，几乎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不能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其中正式雇佣的劳动力为10亿人，农业和其他劳动力8.8亿人，边远地区穷人为7.7亿人 ［10］ 。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2015）显示：世界上还有一半的成年人——超过25亿人——没有正式金融机构的账户，其中有些是因为没有需求，但是诸如开户成本、地理位置不便和大量过于烦琐的手续等是关键因素 ［11］ 。贝多广（2018）则指出全世界现在还有17亿人口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2018） ［12-13］ ，金融服务往往只被少数人享有，大多数公民被排斥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Demirgüç-Kunt and Klapper，2012） ［14］ 。Honohan（2006）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人群可获得的私人银行业务非常有限，不足四分之一的家庭才可以享受到基础金融服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等、贫富差距的加大、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融资困难等一系列事实的存在，使得金融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15］ 。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16］ 这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所发表的言论，这一论述全面、深刻并且科学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先后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等多个场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如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并明确要求“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2017年7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党和国家就金融发展创新、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改革部署，通过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正在初步形成并蓄势待发。
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久快速增长，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出现了双重二元金融结构、金融服务体系滞后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同国际整体情况一样，我国存在严重的金融失衡问题。由于传统金融自身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其无法将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在对欠发达地区、中小型企业以及收入较低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进而导致了金融二元结构的出现。这种失衡的二元结构在各个层次中均有体现，例如：城市与农村之间、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富裕人群与贫困人口之间。因此，为了打破这种失衡的状态，为了使金融服务能够真真切切地惠及每一个层次、每一个人，就必须要克服这种二元结构、必须要加大力度发展普惠金融，才会使一国经济全面、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扩大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尺度，实现金融高效均衡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策的优先选择。普惠金融，即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最早由英国提出，是针对金融排斥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2005年，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在“国际小额信贷年”的宣传上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并组织众多专家撰写了关于普惠金融体系方面的蓝皮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G20）将普惠金融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大力推行。此后，经合组织（OECD）建立了国际金融教育网络，发布了金融教育国家战略高级原则等系列指引文件，系统总结了各国在推进金融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专门的普惠金融国际组织普惠金融联盟（AFI）于2008年9月成立，敦促全球各个国家尽快做出发展普惠金融的承诺，并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研究构建国际通用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2009年9月，由20国领导人委员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召开会议，成立了普惠金融专家组（Financial Inclusion Experts Group，FIEG），并推动成立了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积极推动构建全球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制定全球层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规划，并督促各国尽快行动起来，构建有益于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普惠金融体系，争取到2020年，所有成年人都能享受到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2012年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2013年的圣彼德堡峰会、2014年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2015年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2016年的杭州峰会、2017年的汉堡峰会都讨论了全球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推动全球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2016年的杭州峰会，G20推出数字普惠金融新原则，并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和《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三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目前，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推进普惠金融建设的目标，并列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许多国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历来重视金融改革与发展，近年来更加关注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2012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峰会上首次解读了普惠金融 ［17］ 。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既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的落脚点，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标志着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积极吸收国际上普惠金融发展经验，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2014年在全球普惠金融联盟（AFI）年会上，中国承诺发展普惠金融并公布了行动计划。2015年1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又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是中国第一次将普惠金融发展明确列入五年规划之中。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若要在2020年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坚持发展普惠金融，增强为“三农”、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服务的力度，将普惠金融定为“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的六大重点领域之一，并将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提高至国家层面。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总体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等，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规划，这标志着中国已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16年，G20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作为G20峰会主办国，将数字普惠金融列为本次峰会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三个文件。其中《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2016年开始的三年内，中国将以主要领导者身份参与GPFI的工作，主导普惠金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推进其行动计划。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2017年5月银监会等11部委联合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9月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进一步落实了普惠金融的鼓励政策。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表示，国家鼓励发展普惠金融，并以此作为推动金融“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并要求下大力气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2019年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的关键之年和攻坚之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更强调，要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政策层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不断提高。
党中央适时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不仅是对金融包容的继承，更是对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面向未来，中国普惠金融必将迎来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和阶段性的成效，2019年9月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展示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最新数据成果，总结了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各类市场主体在增加对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服务供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技术和产品、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和担保增信体系建设、完善差异化监管机制、强化货币财税政策激励、弥补制度短板、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开展的各项举措。根据《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8》和《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等资料数据 ［18-20］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普惠金融的机构体系在加快建设和不断地丰富完善。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尽管现在互联网很发达，但是很多金融服务，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边远山区农民的金融服务可能还需要我们银行实体机构的工作人员来面对面现场提供，所以建设更加完善丰富的机构体系，扩大金融机构服务覆盖面，是推进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措施。现在各主要商业银行都已经率先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特别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层面，都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并已挂牌开始运营。在一级分行层面已经完成全部185家分部的设立，还有6万余家支行及以下网点从事城乡社区金融服务。截至2018年末，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外，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华夏银行等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总行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或专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部门及中心，还有1621家村镇银行和17家民营银行也相继获准设立，主要为“三农”、小微企业服务，也是推动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2018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银行业营业网点数量达22.86万个，设立社区网点5600个、小微网点2700个，2018年内改造营业网点8006个 ［21］ 。截至2018年末，我国银行业布放自助设备共计103万台，其中创新自助设备2万台，自助设备交易笔数约400亿笔，交易总额达66万亿元，行业平均离柜率达88.68%。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为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20%；全国乡镇保险服务覆盖率为95.47%。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已达82.30万个，多数地区已基本实现村村有服务。农业保险乡村服务网点已达36万个，协保员45万人，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5%，村级覆盖率超过50%。普惠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覆盖面在不断地扩大。
二是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普惠金融业务比较分散，额度比较小，从成本盈利的核算来讲不是非常合算，所以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差别化的考核机制，才能促使银行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这几年我们也在探索，不断建立和完善对普惠金融的激励和差异化的考核机制。在银行内部，要设立专门的部门，要有专门的信贷计划，要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要相应地降低内部资金成本，同时也对基层的工作人员给予特别的激励，做到尽职免责。监管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差异化政策，包括在每年对银行的监管评价中，专门将普惠金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实行针对性的考核。对小微企业、“三农”贷款的风险权重也实行差别化，对不良贷款率也有一定的容忍度，以促使银行更有积极性地做好普惠金融。另外也有一些外部激励政策。在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方面，对小微企业、“三农”都给予了特别的优惠支持，央行对致力于推动普惠金融，发放小微企业、“三农”贷款的银行有针对性地给予再贷款支持，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
三是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也在持续提升。服务机构和服务体系在不断地扩大，激励机制在不断地完善，这也大大调动了商业银行推进普惠金融的积极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进一步提升。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63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有贷款余额户数1988.31万户。2019年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82%。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3.75%。2019年上半年，信用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累计服务34.37万家小微企业，助其获得银行贷款533.68亿元。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34.24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86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6.10万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17.80%。2019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为1.1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约2.57万亿元，为1500.52万户次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03.09亿元。金融脱贫攻坚精准发力。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3834.15亿元，余额2287.57亿元；累计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960.14万户次，余额户数566.62万户。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4274.04亿元。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余额17365.89亿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05万人（次）脱贫发展。截至2018年末，农业保险承保农作物品种接近400种，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既有传统的成本保险，又有价格保险、指数保险、收入保险、保险期货等创新型产品，基本涵盖了农林牧渔各个领域。截至2018年末，实现保费收入572.65亿元，同比增长19.54%；提供风险保障346万亿元，同比增长24%，较保费增速高出4个百分点。参保农户195亿户次，农业保险简单赔付率73.9%，继2016年之后，农业保险赔款继续超过各级财政补贴总额。福建等3个省简单赔付率超过100%，最高的内蒙古达141%。在夏秋季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水、两广“天鸽”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中，农业保险赔款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
四是金融服务效率明显提高。银行和保险机构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例如，建设银行“小微快贷”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网商银行基于线上大数据风控的“310”模式（“3分钟申贷、1秒钟放款、0人工介入”）。保险公司运用保险科技，以较低成本扩大了风险保障范围，如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可以按照约定为消费者因退货而产生的运费损失提供保险保障。14家财险公司开发了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131家保险机构开展了退货运费险、意外险、健康险等险种互联网保险业务，这些是新时期银行保险机构拥抱互联网、助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
五是融资成本得到合理控制。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除了贷款利率以外，尽量减免各种收费项目，以降低融资成本。2017年，我国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助力信贷降成本。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禁止银行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贷款利率总体控制在合理区间，稳中有降。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三农”的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地方金融机构和其他小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水平，在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经过改革创新，各方面努力，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有了一个新的提升。
普惠金融旨在建立有效的、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已成为一套牵涉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变革等重大问题的发展战略和操作理念。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本书基于金融功能观和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充分总结国内外研究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一套能被广泛接受的普惠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系统收集与整理宏观数据资料，设计普惠金融调查问卷，实地收集样本数据和相关信息，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和相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借助前沿计量经济方法对普惠金融的空间分布格局、三维效应及发展绩效进行估计和动态模拟；基于普惠金融参与各方的供需状况和意愿，结合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经验，运用机制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提出中国普惠金融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及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优化及其实现路径，提供“一幅中国金融普惠的程度和性质以及无银行账户和未得到充分金融服务群体的规模和特点的图景（CGAP，2012） ［22］ ”，为国家总体金融改革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1）学术价值。普惠金融是一种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旨在把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延伸至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人群，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和地区获得金融服务。多数学者肯定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包容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但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特征来全面分析普惠金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与内容。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本书以理论发展和分化为线索，通过溯源、现状、前景的剖析，进一步规范和明确普惠金融内涵和外延，构建一套能被广泛接受的普惠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理论、实证、经验支持和方法论参考。在规范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框架内，基于严格的数理分析、实证研究和实际验证，阐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机理，改进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指数构建中维度选择、权重设置、单维度贡献度等关键问题，探讨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空间差异及其演变规律、福利后果、诱因及推进路径，深化了普惠金融研究范式。将金融地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理论融入普惠金融研究中，实现普惠金融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主流金融范式和非主流金融范式的互补局面；拓展了“金融宽度”等金融发展前沿研究领域，还有利于加深对包容性增长和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2）现实意义。自“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推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普惠金融已成为被国际社会和金融业普遍认同的金融发展战略，也将是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目标之一。本选题紧扣党的十九大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一号文件精神，将发展普惠制金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人的新农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点，系统探讨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三维效应及推进机制。研究涉及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能为中央银行及监管部门定量评估各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程度提供技术支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层面的效应，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政策设计、推进路径，有助于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以及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与发展方向。同时，本研究也有利于直观体现普惠金融的“人文关怀”和“福利秉性”，研究成果应用对“金融发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造福人类”、“人的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