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孜孜追求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翻开历史长卷，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探索史、奋斗史。经济发展有效夯实了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前进动力，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和关键。自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范畴诞生以来，经济增长已成为学者们探究的中心论题，无论是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创者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抑或新古典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长期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外学术界对经济增长追根溯源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

亚当·斯密具体分析了通过专业化分工、资本积累以及市场、政府的作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马歇尔沿着这条路线分析了劳动分工的演进，阐述了分工和专业化促进报酬递增的机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系统论述了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演进的直接动力，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开拓了用创新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学范式。罗伯特·索洛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三个因素，他将经济增长的因素比作一条三腿凳，第一条腿是储蓄与投资率（国家的资本储蓄率），第二条腿是人口增长率，第三条腿是技术增长率（资本与劳动生产力之比）。同时，他提出了更具睿智的观点：从长远角度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并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他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比率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进而实现稳定增长，这与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相同，因此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保罗·罗默将技术创新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中，考虑了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有持续增长的可能性。理查德·纳尔森是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的创始人，他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的源泉》中揭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这是因为传统的生产因素（例如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在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差异时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经济学家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探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就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给出更好的解释。正如Temple和Johnson（1998）所言，“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增长源泉时忽略了社会方面的因素，这导致经验预测与现实经济不一致……合理的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Knack和Keefer（1997）、Temple和Johnson（1998）、Zak和Knack（2001）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增长源泉研究仍在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的进展，还逐渐向其他学科渗透，且研究领域也更加广泛，开始趋向微观化、国别化与地区化，等等，由此产生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成果。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学者们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的创新。蔡昉（1999）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吴敬链（2006）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投入，并通过资源的消费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因此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认为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林毅夫，2004）、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樊纲等，2003）、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与竞争（张军，2007）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名文名作，犹若漫天的星辰，宛若浩荡的江海，多不胜数，在光阴长河中灼灼生辉。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的源泉归根结底只有三个：一是常规投入的增长，即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地增加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样生产要素；二是引起资本质量、土地质量、和劳动质量变化的技术进步；三是制度创新。相对来说，后两个是更加重要的增长源泉。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是金融发展领域的核心命题，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金融是“货币资金的融通”的缩略语。金，指的是黄金；融，最早指融化变成液体，有融通的意思。所以，金融就是将黄金融化分开交易流通，即价洽通达，是市场主体利用金融工具将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向资金稀缺方的经济活动。货币资金盈余者提供满足社会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资金需求，为有成长潜力或至少有偿债能力的实体提供资金需求，助其杠杆化经营，伴随其成长或衰落，分享其成长红利或至少偿债过程中的一部分收益。有息贷款的历史甚至早至《旧约》圣经年代，楔形文字的泥版曾记载借贷行为，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已介入金融活动，中世纪宗教对金融的禁锢，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银行复兴，从金匠发展为现代银行，历史上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摧残，波澜起伏、风云激荡，但金融业依然老而弥壮，历久弥新，是因为金融业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持续演化、不断完善发展。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得以确立，使得单个自有资本的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因此，现代金融活动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关系深化的体现，为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扩大再生产提供内生动力（曹远征，2018）。金融之于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活动效率。金融为重新构建人际关系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途径，扩大了跨时期交易的范围。金融能够集中经济力量，使其在不同的地域间迅速移动。金融有效地架起了资金盈余者和资金赤字者货币资金融通的桥梁，实现了货币资金的跨时间和空间转移和再配置，极大地推动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金融虽然不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但是毫无疑问，金融是经济和社会高效运转的润滑剂，金融活动可以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帮助社会最大效率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离不开金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就明确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然而长期以来，金融要素一直游离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之外，在经济学家们讨论各种发展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时，金融往往成为工业化、计划化和资本积累的工具而处于附属和被支配地位，金融可以影响但无法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在大多数人眼中，金融是一门抽象的数学学科，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是因为那些令人生厌的金融危机，讲不清、理还乱。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将过错都归于金融：它摧毁了我们的财富和工作，逐渐侵蚀政府和银行体系。但事实截然：正是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有人说：中国是部金融史（陈雨露和杨忠恕，2013）、世界是部金融史（陈雨露和杨栋，2011），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发展的历史，帝国的更迭、朝代的兴衰、文化的传播、宗教的扩散以及经济周期的转换，都在人类金融发展的画卷呈现众生图谱（孔祥毅和祁敬宇，2017）。不仅如此，在过去的5000年里，金融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融对城市文明的诞生、古典帝国的兴起以及对世界的探索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化和行为之中（Goetzmann，2017）。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金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两者共荣共生（习近平，20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在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都受到储蓄不足和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低效是抑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约翰·格利、爱德华·肖、罗纳德·麦金农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先后出版了以研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专著，创立了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此后，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在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基础上，试图通过借鉴或吸收其他理论流派（如内生增长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的基本观点或研究方法，或在大量的实证分析基础上，从不同层面或不同视角对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修正、补充或完善，由此便产生了第二代及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强调的是“自由化或市场化”，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强调的是“内生增长”或金融的“功能”，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则强调“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而21世纪以来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些新进展实际上将“金融发展如何更好地造福人类”作为研究主题，明确金融追求的目标并不仅是效益最大化，还有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类幸福赋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让更广泛的人群以负担得起的成本享受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性控制风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J.Shiller在其2012年出版的专著《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中，将“追金逐银”的金融活动与好社会联系起来，将金融提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好金融应该是帮助实现好社会的金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金融已经不仅指融资、估值、资管和风控，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杠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利器。因此，在好的金融中，金融服务能公平地惠及所有有权利（有资质）的个人与企业，不存在有能力但不能获得金融服务的被排斥群体，对于所有有能力的群体和个人，金融服务的资源是公平的，不存在金融歧视。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旨在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机会，尤其注重对被传统金融忽略的农村地区、城乡贫困群体和小微企业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普惠金融理念在全球形成广泛发展的潮流，金融实践实现从金融排斥向金融包容转型，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思路和实践基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党百年辉煌历史中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金融工作提出系列重要思想和科学论断，全面布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的同时，更加强调以民为本和兼顾公平，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等重要思想，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突出问题，让金融更好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了战略指引，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工作，多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普惠金融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遵循，同时党中央也赋予了普惠金融崭新的内涵，将普惠金融作为一种社会性包容发展和公民基本权利，坚持金融惠民导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不断推进普惠金融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纵深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经党中央同意，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规划成为中国首个国家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年，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中国政府推动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杭州峰会上正式通过，其中包含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八项原则和66条行动计划，成为普惠金融国际顶层设计的关键一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都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金融普惠性”，赋予了普惠金融更深层次的内涵。“十四五”规划明确“增强金融普惠性”，把普惠作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导向。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智能传感、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和场景应用，激活了普惠金融发展新动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链条更加顺畅，在服务“三农”、精准脱贫、小微企业融资与智慧城市建设等场景，新服务、新产品不断涌现。

中国的普惠金融方兴未艾，撰写本专著旨在真实反映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和探索成就，为新发展阶段中国普惠金融扬帆再出发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基于金融功能观和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充分总结国内外研究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一套能被广泛接受的普惠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系统收集与整理宏观数据资料，设计普惠金融调查问卷，实地收集样本数据和相关信息，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和相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借助前沿计量经济方法对普惠金融的空间分布格局、三维效应及发展绩效进行估计和动态模拟；基于普惠金融参与各方的供需状况和意愿，结合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经验，运用机制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提出中国普惠金融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及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优化及其实现路径。全书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体系、三维效应和推进路径进行深入、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诠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国的实践路径。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中国的金融发展与转型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试验，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这种试验给发展金融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空前的。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高金融可得性和金融服务强度，消除金融排斥，延伸金融广度与宽度，破解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群体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问题，对推动好的金融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既要以史为鉴，认真总结普惠金融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更要开创未来，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努力让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贡献更多金融智慧、金融方案和金融力量。

由于作者的理论和学术水平有限，本书的理论与结构体系难免存在疏漏和需要完善之处，诸多工作亟须更深层次研究，但愿我们的工作能为深入研究中国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深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书中的错误和不足，敬请学术界的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刘亦文
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