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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及经济对内转型升级和对外求生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及制度改革：
一是“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二是金融及经济制度改革。
掌握核心技术，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日本拥有重视教育及科研的传统。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元钞票上不再印天皇，光荣上榜的有日本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女作家樋口一叶、生物学家野口英世、文学家夏目漱石。从1990年起，日本对研发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便是最高的，到了2015年更是接近政府财政收入的3.5%。
不过，在泡沫崩溃后，由于资产和市场萎缩，企业在技术投资方面遭受打击。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低迷、摸索和徘徊期后，日本政府开始大力支持科技研发，日本企业也加快了技术迭代步伐。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政府重点扶植基础科学及核心技术。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已经吃尽了全球技术红利，企业竞争逐步转向核心技术及基础科学领域。
为了打破基础科研的瓶颈，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了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侧重增加有竞争力课题所需经费和培养1万名课题研究青年负责人。
2000年日本政府制定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未来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宏伟目标时，世界舆论曾一片哗然。然而近些年来，日本平均每年都有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在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年）中，日本政府把重视人才培养作为基本理念，强调将研发投资重点从“物”转移到“人”上来，在发展科研基础设施的同时，吸引和培养国内外一流科技人才。
2011—2015年实施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日本政府将加强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比作“车之两轮”，强调以此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并提出着重培养具有独创性的优秀研究人才。
2015 年，日本政府的科技投入约 3.4 万亿日元，大部分流向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国立、公立大学支出研发经费 1.77 万亿日元，国立、公立及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支出 1.45 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每年保持20%左右的增长，与美国相差不大。日本大学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预算的50%以上。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基础科研的支持，与日本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一致。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入，与企业向上游核心技术转移形成合力。
但是，这些并没有带来经济规模递增。为什么？
这里存在一个未知因素是，技术可能带来了规模效应，但依然没有超过过去泡沫经济的规模，因此感觉不到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递增。
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累积的过程中，规模递增并不明显。比如美国汽车产业早已进入市场饱和状态，在过去20年销售规模都没有明显增加，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还大幅度收缩。但是，汽车技术一直都在进步，比如舒适度、安全性能、驾驶体验等。只是这些技术累积不足以触发汽车产业的技术革命，因此整个产业规模没有递增。若无人驾驶技术革命爆发，汽车产业将会迎来规模递增效应。
所以，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递增并不是平滑的，而是波浪式的、脉冲式的。
在这轮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日本的大多数企业都走向了技术纵深领域，甚至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大规模的投入，目前日本不少技术还处于累积阶段，尚未商用量产。
例如，日本打算将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于养老市场，以家用机器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当前，日本老龄化严重，1.27亿人口中，每4个人中就有1个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养老看护需求迅速上升。
运用机械外骨骼技术，可以研发出病人和老年人“穿戴”的机械外衣，用以辅助病人和虚弱老年人行走活动；运用人工智能和动力设备改造老年人常用的购物小车，可以使购物车自行伴随老年人活动，甚至辅助老年人行走；家中的看护机器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和分析系统，判断出老年人是否跌倒摔伤或突发疾病，并且立即通知医护人员。
日本的老龄化正在倒逼技术革新。目前，日本维持极低的生育率，但生命质量比较高。日本是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也是生命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政府对基础科学的长时间投入，以及转型的企业在上游核心技术的积累，到某一技术临界点或迎来规模递增效应。
除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外，日本还对金融及相关经济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日本学界及政界在反思经济泡沫危机时发现，日本这套金融及经济制度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国际汇率的变化，以至于方寸大乱、患得患失，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危机。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二战”后，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改造，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制度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与日本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有关。
日本学者调侃这套制度为1940年体制。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开始着手改革。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6—2010年，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其结果是几乎修改了所有的法律。
修改的方向和蓝本明显是美国的体系，其中包括引入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日本这次制度改革，让自己成了一个在制度上距离欧美国家更近的国家，被一些学者称为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开国。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主要源于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失误制造了金融泡沫，大量企业、资金、个人疯狂投机炒楼，导致资金空转、经济空虚、技术荒废。
所以，这次改革从金融制度开始。日本政府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并提出建设“free fair global”的东京金融市场的口号。这是在模仿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资本市场改革。
1997年日本通过了修订的《日本银行法》，该法案是日本规范央行的方案，1942年成立以来就没有修改过。1998年，日本通过了《关于为了整备金融系统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2001年，《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颁布。
日本改革了“二战”后60年基本未变动的司法体系。2005年，日本把原来分散在商法、有限公司法等法律中的内容摘出来，形成了公司法并在2006年开始实施。2006年，将《证券交易法》修改为《金融商品交易法》。
1997年以后，几乎对所有与金融相关的法律如《保险法》《保险业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等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修改法律的同时，日本也在大力推进金融业整合。1945年以后，日本形成了著名的六大财阀，分别为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这六大财阀的核心企业为银行和综合商社。
1996年，日本的财阀银行三菱银行和外汇专业银行东京银行合并，成为当时资产规模全世界第一的大银行，拉开了日本银行业整合的序幕。
2000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宣布合并，成立瑞穗金融控股集团。
2001年，樱花银行和住友银行宣布合并。同年，三和银行和东海银行等合并，成立了UFJ控股。2006年，东京三菱银行和UFJ合并，成立三菱东京UFJ金融控股。
日本的财产保险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企业合并，形成了三大财产保险集团。
2001年，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和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合并。2004年，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和日动火灾海上保险合并。2010年，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和日本兴亚财产保险公司合并。
不仅仅是金融行业，钢铁行业方面，2002年，日本钢管和川崎制铁合并成立JFE集团；2012年，新日本制铁和住友金融宣布合并。
日本政府通过合并形成大规模集团，不担心出现垄断和内幕交易，削弱竞争、阻碍创新吗？
这就需要上面修改的法律起到监管作用。另外，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督厅。金融监管厅成立，强化了金融监管，打破了“二战”后形成的“护送船团方式”的金融体制。
所谓“护送船团方式”，就是不允许有发展过快或者破产的金融机构，即“大而不倒”。
1997年11月，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日本大型银行之一的北海道托殖银行宣告破产。这两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终结了“护送船团方式”，“二战”后的旧金融体制崩溃，一个更加强调经营效率和风险监管的新制度诞生。
日本执着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看到东南亚国家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自己也难以幸免。金融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是日本走出经济衰退、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基础。
历经泡沫经济之后，日本从一个青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蜕变为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如今的日本在规模上不能和过去相提并论，甚至机床、半导体、化工、电子等重要领域也在逐渐滑坡。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泡沫退去，无数核心技术回归。一面是规模的缩小，一面是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升。
这一蜕变如浴火重生，痛苦但是必须承受。如今我们看到的日本是一个去除20世纪80年代的骄傲与浮躁，更加踏实、低调、沉稳、韬光养晦的日本；一个正在从传统的封闭、刻板走向开放、合作的日本；一个上游核心技术底蕴更加深厚、更加全球化的日本。
平成30年，樱花落尽，默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