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机遇　全球产业链重组

越南的真正机遇，实际上在中美博弈以及全球产业大转移中。

每一次全球产业大转移，都会诞生一批重要制造业及外贸出口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促使日本、德国经济快速复苏，日本制造、德国制造获得发展先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德国国内产业饱和，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转移。

到了80年代，欧美国家、日本、韩国以及“亚洲四小龙”把劳动密集型以及高耗能产业向“亚洲四小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内地转移。

“亚洲四小虎”的发展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终结，中国则成为这次产业大转移的最大获益者，成就了“中国制造”。

一些日本学者根据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以上产业转移概括为“雁行模式”。

“二战”后，东亚工业经济的产业大转移，以日本为“领头雁”，依次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后者又将成熟的产业向“亚洲四小虎”以及中国内地转移。最近几十年的产业大转移，勾勒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迁移的图景。

如今，这一雁行迁移的图景继续延伸，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与美国持续发生贸易摩擦，而日美贸易摩擦加速了雁行产业迁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日本发动纺织与钢铁贸易战争，日本被迫将这两大饱和优势产业往外迁移。

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电子产业、汽车产业崛起，美国又对日本的这两大产业发起贸易战。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则抓住了这一次产业迁移的机会，韩国在电子产业、汽车产业上建立了全球竞争优势，中国台湾地区则在电子及半导体代工方面形成了明显优势。

以半导体为例，20世纪80年代，为了抑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美国开始支持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制造。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厂商就在韩国建立了半导体制造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简单的散件组装。但是，韩国半导体真正发展起来是在80年代。

在日美贸易摩擦的夹缝中，韩国利用财阀模式抓住了这次产业转移和贸易替代的历史性机遇。韩国三星、LG、现代以及大宇四大财阀，主动吸收、模仿日美技术，加强了对设备及人才的投资，从而在技术上建立了竞争优势。

如今，韩国拥有全球22%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已成为半导体制造大国，仅次于美国。三星已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企业。

中国台湾地区的承接模式与韩国不一样。由于缺乏大型财阀的资本支持，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的转移承接基本上由市场及中小企业来完成。在中国台湾地区新竹产业园区的支撑下，中国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从代工做起，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代工王国”，占据了全球76%的半导体代工市场。中国台湾地区台积电成为全球顶级的半导体制造商。

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越南具备这样的机遇。中美特殊关系定然会持续多年，这对越南来说是极佳的发展机遇。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博弈必然促进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产业迁移，与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相比，越南更具备产业承接的优势。

当前，越南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明显，三星已经在越南布局，将部分工厂从中国迁移到越南。

三星自2008年开始对越南投资，投资金额为6.7亿美元，截至2018年4月，三星对越南投资总额增至173亿美元。三星目前在越南各地共设8个厂房，主要生产手机与电子零件等。以前这些工厂都在中国大陆。

三星越南公司2017年出口金额高达540亿美元，2018年出口金额增至逾600亿美元，这两年都占越南出口总额的25%。三星的投资带动了越南手机及电子产业的发展，有助于越南形成手机及周边配件的产业网络。

除了三星，LG 和微软也在2017年分别对越南投资15亿美元和3.2亿美元，苹果公司更是将部分亚洲研发中心安置在越南，中国企业富士康也进驻越南设厂。

除了三星及电子产业之外，纺织及鞋帽也是“越南制造”的主导产业。越南外向型经济的第一桶金就是从纺织出口中赚来的。

目前耐克的主力代工厂丰泰，2018年成品鞋生产总量逾1.14亿双，其中，大陆厂区产量1150万双，占10%；越南厂区产量6000万双，占52%。越南产区稳居丰泰第一大制造基地，丰泰还将在越南春禄工业区扩建新生产线。

越南到底能在这次产业转移中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能否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战略构想，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越南能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及有为的外交战略迎接产业转移。

从目前来看，越南政府渴望对外开放，他们与美国交好，抓住了“金特会”召开的历史机遇，向世界展示了越南对外开放的姿态和信心。

另外，CPTPP、EVFTA（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等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也将促使越南经济更加开放，同时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越南。

2019年CPTPP生效后，越南的出口效应已经显现出来。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日本市场出口达到了4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6.68%，每个月越南对日本的出口金额不断增长。越南对日本出口最多的是纺织品、运输工具及配件和水产。

除了CPTPP外，越南还与日本单独签署了越南—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日本对越南的大部分水产取消进口关税。日本是食品、纺织品、水产品以及农产品进口大国，而越南正好能在纺织品及水产品方面给予日本支持。目前日本第一大零售商永旺集团已将越南列入全球采购名单。预计越南对东亚尤其是日本的出口将持续扩大。

二是越南能否将劳动力价格优势转变为产业网络及配套优势。

劳动力价格优势只是基础，制造业大国的真正优势是产业网络及配套优势。中国几乎建立了制造业全产业链网络，这是全球罕见的竞争优势。越南不太可能建立全产业链网络，但可以像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选择几个主导产业，如电子、汽车、纺织等，建立产业网络及配套。

目前，越南整体的产业配套还比较落后，一些产业的设备及零部件要从中国进口。越南只有建立从上游原辅料、零配件、组件、机械设备到下游港口、铁路、机场、高速、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网络，才能真正建立这一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越南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值得关注。越南建设部国际合作司专家阮青山表示，越南已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国投资商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到2020年，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为4800亿美元。

2019年，越南政府启动后江省后江电厂项目、谅山—北江BOT高速项目以及顺化高速项目。

胡志明市新山机场2016年旅客吞吐量达到3250万人次，同比增长22.4%。胡志明市正在新建机场，设计年吞吐量达1亿人次。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8年越南物流绩效指数在160个国家中列第39位，与2016年相比上升25位，位列东盟国家第三，第一、第二为新加坡（第7位）、泰国（第32位）。

2018年，为加快国内电商和物流转型发展的步伐，越南政府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法》《海关法》和其他物流法，简化海关程序，创立一站式机制，以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另外，越南的海防港、胡志明港等港口优势，是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是越南能否持续推进改革，保持合理的货币、财政及外汇政策。

一个国家在几十年时间里经济政策不走偏并不太容易。对于越南这种国家，政府政策起着重要作用。

越南发展外向型经济，其中外汇政策极为重要。目前，越南采取的是有管制的浮动汇率，汇价钉住美元，与中国“811”汇改之前类似，本国货币一直处于贬值状态，预计未来货币会升值。

越南盾的升值必然会抬高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本国制造出口竞争力。汇率改革若能平稳过渡，越南制造可以获得缓冲时间。

2012—2014年，越南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实现二三十亿美元的顺差。目前越南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从规模来看，越南的外汇储备不算太高，但具备一定的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随着出口创汇能力增强，越南的外债风险和货币风险会下降。

从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越南需要避免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的风险。越南大搞基础设施及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财政扩张容易推高政府债务。2018年，越南的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61.3%，越南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52%，国家外债余额占GDP的49.7%。总体上债务比重不低，但这些年债务增速控制得相对较好。

2010年，越南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规定越南国家银行是越南国家层面的货币政策主管机构，主要通过确定货币政策工具并采取相应措施达到稳定本币币值和保持合理通货膨胀的目的。

越南央行确定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为货币政策目标之后，越南的通胀率大幅度下降，最近十年越南都维持较低的通胀率。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

若越南能够持续保持对外开放，不断地融入全球秩序，那么国际规则有助于其开展国内改革以及保持稳定的经济政策。

目前，越南的国内政治形势、对外政策、劳动力优势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对其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制造业都极为有利。

预计越南将很快达到“亚洲四小虎”的级别，但能否跃升至“亚洲四小龙”一级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毕竟“二战”之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拿到了发达经济体的入场券。大多数国家，包括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以及“亚洲四小虎”，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越南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需要加大教育与科技投入，提高越南人口素质以及科技研发水平。目前，越南教育支出占GDP的5.7%，在全球126个国家中排第29名。

同时，作为人口密集的国家，越南必须在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发展上保持适度。另外，外向型经济的最大风险是国际金融冲击，所以越南还需要一点点好运。 qtf4IFDpbbqB/9tNFT05iKnO+pKcBGVERw6FXUmpVJHPsQIBcAxYTYXD+rFPZQ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