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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重创韩国经济。
次年，韩国经济增速暴跌至-5.13%。要知道，在“汉江奇迹”时代，韩国经济增速在大部分年份都超过8%。
这场危机差点让韩国破产。1998年，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历史最高点110%，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韩国违约企业数量高达22828家，债务风险传染到银行系统，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攀升。
危机爆发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有50亿美元，而短期外债高达583.7亿美元，汇率市场岌岌可危。
韩国政府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后者为韩国政府提供了57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将韩国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是：改革财阀体系，整顿金融系统，开放外商投资。
当时，韩国舆论就此展开激烈争论，一部分民众认为，通过经济开放，可借助外部势力终结财阀垄断、割除经济顽疾；另一部分民众则认为，这是丧权辱国的合作。
韩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严重地损害了财阀的利益，后者试图挥起民族主义大棒抗拒改革，大力抨击金泳三的自由主义改革。
这场金融危机属于外溢性风险，韩国之所以遭受重创，不是开放经济、发展自由市场的问题，而是财阀经济及其负债型经济早已埋下了祸根。
韩国商业银行与财阀的关系错综复杂，为财阀企业提供大规模的贷款，防控体系极为脆弱。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的债务权益比高达518%，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政府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以强化韩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还要求韩国将利率提高到30%。此时，外资银行乘机进入，财阀企业遭受打击。
这场危机导致大批财阀企业破产，前30家大财阀中有一半被破产清算、兼并收购。其中，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倒下，终结了财阀“大而不倒”的历史。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写过一本书，名叫《韩式资本主义》。对于这场危机所引发的争论，张大使在书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
张大使认为，韩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pariah capitalism），表现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
韩国经济需要更加开放与自由的环境，不能怀念或回到政府高度干预经济生产、统领一切的“朴正熙时代”。
金泳三下台后，金大中上台。“两金”皆为平民总统，延续了自由化、国际化改革。金大中政府修改金融法案，清理整顿了600家金融机构，关闭了11家自有资本率不到8%的银行；禁止财阀旗下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贷款担保；注入公共资金，帮助金融系统“排毒”；切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开放金融市场，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
1999年，韩国经济强势反弹，经济增长率高达11.47%，2000年维持在9.06%，避免了国家破产，走出了危机阴霾。
外资进入银行系统，美国资本相继收购韩国第一银行、韩国外汇银行，限制了财阀势力对银行的控制，提高了银行的风控水平。2001年韩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3%左右。
2003年，又一位平民总统上台，他就是卢武铉。
这一年，韩国经济告别了高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卢总统继承了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推动社会民主化及经济自由化。
不过，卢武铉政府在2008年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汇市、股市大跌。这场危机给财阀势力提供了反败为胜的良机，他们大力批判金大中和卢武铉推行的自由主义。
这年大选，李明博成功入主青瓦台。李明博早在1965年便进入郑周永的现代集团，36岁担任现代建设的执行总裁，为现代建设效力长达27年。当年郑周永竞选总统失败，16年后李明博帮助财阀势力重夺大权。李明博政府的重任是救市，而基于宽松政策的救市最有利于财阀势力。
卢武铉下台后便遭到调查，并且承认了部分受贿指控。2009年5月，卢武铉在私宅后山猫头鹰岩跳崖自杀。
“青瓦台诅咒”升级，李明博卸任后，保守派朴槿惠接任。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儿，也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修改了政党名称，试图摆脱李明博“亲财阀”的形象，打出“经济民主化和福利主义”的旗号。2008年后，韩国经济持续低迷，一些民众期望朴槿惠能够带领韩国重现“汉江奇迹”。
然而，2016年，朴槿惠因闺蜜干政事件被国会弹劾。
2017年大选，平民总统文在寅赢得胜利，民运派再次夺回政治权力。文在寅在大学期间被朴正熙投入大牢，因此被学校开除。他还是卢武铉的政治盟友，对保守派恨之入骨。
文在寅上台后迅速启动对朴槿惠的司法调查。案件扑朔迷离，检察院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对朴槿惠提起公诉。法院二审判处朴槿惠25年有期徒刑，几天后终审又撤销了二审判决。2020年7月，朴槿惠最终获刑20年。
在调查朴槿惠的同时，文在寅还成功搞定了前总统李明博。李明博家族及亲信卷入一系列的贪腐案，李明博认为其遭到政治报复。2020年2月，李明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文在寅以为民除害的形象示人，他下令调查张紫妍案、李胜利夜店事件等。他强调：“如果不能查明发生在社会特权阶层的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们就无法谈论正义的社会。”
朴槿惠案和李明博案牵涉到一大堆财阀，三星、现代汽车、SK、LG、乐天、韩华等九大财阀被集体调查。三星家族的李在镕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不过二审改成两年半，缓刑四年，当庭释放。
“青瓦台诅咒”的背后，是财阀势力与平民势力的博弈，是保守派与民运派的斗争。
自金泳三以来，韩国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之路，财阀势力也在不断适应来自政治及国际化的挑战。2017年韩国六大财阀总营收约为9420亿美元，占韩国年度GDP比重超过60%，其中仅三星集团年营收占韩国GDP比重就超过20%。
与全球趋势一致，韩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实际工资增长率均低于人均GDP增长率。
韩国人对财阀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渴望进入财阀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同时希望破除财阀对经济的控制。
韩国会走向衰落吗？
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认为，大量分利联盟（游说政府、干预政策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存在大量分利联盟却似乎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青瓦台诅咒”是赤裸裸存在的，但韩国社会却是在进步的。韩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是东亚文化圈中的杰出代表。
韩国的发展之路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典型路径吗？
日本走的是英国保守主义路线，韩国的发展显然更符合东亚文化，伊朗和印度没有东亚文化根基。
韩国的现代化受东亚“有为政治”的驱动，开展经济改革，用政策扶持经济势力，吸收外来资本与技术；然后，开放经济与保守政治发生冲突，在外部压力下，推动言论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现历史性跨越（多数无法完成）；最后，既得势力与民运势力展开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
韩国（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及中国台湾地区（蒋经国）的现代化之路类似，只是财阀势力、既得势力与经济政治捆绑的程度有差异。那么，经济和政治正快速发展的越南，是否会打破这种东亚范式？
2020年7月，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当时被认为是下一任总统的最佳候选人）自杀身亡，文在寅及民运派失去了一位关键政治人物，“青瓦台诅咒”还将继续，但韩国仍是幸运的。行至中途而内卷化，才是真正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