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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卫执政时代，韩国经济和财阀持续高歌猛进，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715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817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63年的9倍。
该如何评价“汉江奇迹”？是政治强人和财阀经济的胜利，还是发展自由市场的结果？
朴正熙政府及韩国财阀是韩国市场经济启动的重要力量，但“汉江奇迹”的内在动力来自国际技术及资本的转移。
在美苏争霸和美日贸易战的大格局下，亚洲工业经济呈现“雁行产业发展形态”（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朴正熙懂得小国生存之道，获得了美日转移而来的大量现成技术和国际资本。
但是，“汉江奇迹”的底色依然是军政府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强人倒台后，韩国维新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所有传统国家发展自由市场都将面临的一道坎。
1972年，朴正熙宣布《维新宪法》，禁止一切政党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实施新闻审查，推行维新体制。
《维新宪法》发布后，高丽大学学生爆发示威游行运动。朴正熙签署“紧急措施7号令”，派军队占领高丽大学，禁止学生游行示威，逮捕反抗学生，不经过法院直接判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朴正熙被刺杀后，崔奎夏代理总统，韩国民主化运动崛起，一度出现“汉城之春”。但是，一个多月后，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成功夺权。金大中、金泳三率领民主人士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引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要求全斗焕下台。
1980年5月，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逮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造成4000多人伤亡。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都面临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荣耀感，以涵盖政权合法性问题，全斗焕成功申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但是，令全斗焕没想到的是，汉城奥运会给了韩国民主化运动千载难逢的契机。
1987年6月，因汉城大学学生朴锺哲被拷打致死事件，韩国掀起了民主化运动的高潮。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全斗焕政府压力巨大。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发出取消韩国奥运主办权的警告。
这时，全斗焕不得不退居幕后，推举卢泰愚出面平息事端，并让其参选下一届总统。
6月29日，退无可退的卢泰愚面对记者们宣布一系列妥协措施，包括：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赦免金大中；保障民权；主张言论自由。这就是八点民主化宣言（六二九特别宣言）。
这届奥运会，改变了韩国的命运。
1988年汉城奥运会如期召开。这一年，韩国修订宪法，规定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向财阀经济发起了挑战。
1988年是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演进都面临一次历史性跨越，即从自然国向法治国跨越。在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动荡，很多国家都迎来了这种机会。但目前，多数国家尚未完成这一过程。韩国是幸运的，他们借助奥运会改变了国家的历史。
韩国军政府的遭遇与伊朗巴列维王朝是一样的，即独裁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悖论。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1962年提出关于“革命何时爆发”的“戴维斯J曲线”。戴维斯认为，贫穷本身不足以引发革命，最容易爆发革命的国家不是封闭国家，也不是开放国家，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独裁君主的国家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自毁“江山”的过程。改革中的独裁君主制，只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临时制度。
在这种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性降低，经济持续增长，而后一旦经济失速，可能导致现实与期望的失调。这种心理挫折感，及开放后对不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
但是，韩国军政府及韩国国运与巴列维王朝及伊朗是完全不同的。卢泰愚选择自我革命，而巴列维则是被革命。韩国迈向法治国，伊朗则倒退到政教合一的统治。
这种差异值得我们深思。仅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朴正熙推动的国家资本主义，虽以财阀经济为内涵，但也是外向型经济，经济利益惠及范围更为广泛。巴列维王朝发展的石油经济，与伊斯兰民众的利益关系不大，大部分伊朗民众不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相比较而言，韩国走向开放经济体的趋势很难被逆转。
1990年，卢泰愚试图抑制财阀经济以缓和政治压力，财阀势力则激烈反抗。1992年1月8日，现代集团的郑周永对外公布，自朴正熙政府以来，现代集团每年向当局缴纳数十亿韩元的政治资金。这一政治丑闻严重地打击了卢泰愚政府的威望。两天后，郑周永宣布成立韩国国民党，亲自参加韩国大选。
1992年大选，郑周永败北，金泳三当选总统。
这次大选具有标志性意义。金泳三是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他的上台是民主化运动的胜利。不过，韩国刚刚送走了军人总统，又迎来了财阀政党的直接竞争。郑周永是韩国第一个参选总统的财阀。郑周永建党参选，标志着韩国财阀通过合法手段，直接参与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
从此，韩国平民势力与财阀势力在总统舞台上激烈交锋，血腥争斗，一次次上演“青瓦台诅咒”。
舆论开放让财阀政治陷入被动，财阀的政治丑闻、性丑闻被曝光，甚至被拍成影视剧。金泳三上台后彻查了全斗焕和卢泰愚时期的政治资金问题，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
同时，金泳三推动韩国经济全球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入经合组织（OECD）；废除了“经济计划”，推动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化自由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