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扩大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尺度，实现金融高效均衡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策的优先选择。中国历来重视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2012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峰会上首次解读了普惠金融。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既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的落脚点，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标志着在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积极吸取国际上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2014年在全球普惠金融联盟（AFI）年会上，中国承诺发展普惠金融并公布了行动计划。201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又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是中国第一次将普惠金融发展明确列入五年规划之中。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若要在2020年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坚持发展普惠金融，增强为“三农”、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服务的力度，将普惠金融定为“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的六大重点领域之一，并将普惠金融发展提高至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总体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等，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规划，这标志着中国已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16年，G20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作为G20峰会主办国，将数字普惠金融列为本次峰会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三个文件。其中《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的高级别指引性文件，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2016年开始的三年内，中国将以主要领导者身份参与GPFI的工作，主导普惠金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推进其行动计划。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2017年5月银监会等11部委联合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9月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进一步落实了普惠金融的鼓励政策。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表示，国家鼓励发展普惠金融，并以此作为推动金融“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并要求下大力气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更强调，要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政策层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不断提高。2020年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的关键之年和攻坚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阶段做好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
国内外关于普惠金融研究的文章有很多，首先是普惠金融的测度方法。Cournede.Boris（2015）认为金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金融的普及度越高时，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压力会减少，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同时也研究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普惠金融中的溢价效应，提出普惠金融的健康增长需要强劲的资本准备。Nehru.Vikram K（2015）也有相同观点，认为金融部门是一切经济体的命脉，金融部门的平稳运行对快速普惠的经济增长十分重要，良好的金融系统不仅需要做到有效地在信贷双方做好中介，还要在金融普及程度方面做到十分优秀，为社会群体提供公平有效的金融服务，同时也认为金融系统实现以上两个目标的前提是拥有充足的准备金，不单单是为了开展金融服务，也是为了应对金融系统可能面对的风险。
关于普惠金融的指数测度，很多相关文章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较为经典的测度方法是Sarma（2008）提出的用国际金融机构指数（IFI）来衡量各个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包容程度的全面衡量标准。IFI是一个多维指数，用介于0和1之间的数字来表达对金融普惠各个方面的度量，IFI中还引入了标准化逆欧氏距离，以0表示对金融普惠程度的最低标准，1表示对金融普惠程度的最高标准。针对IFI可能遗漏掉的金融体系相关方面，Sarma（2015）提出了改进的IFI，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使用，以及金融机构的渗透性、可用性等。这些指标在单独使用时会提供经济体中金融机构范围的不完整信息，综合使用时会提供金融的普惠性指标。Cámara（2014）用普惠金融供求双方的信息来衡量发达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一级金融普惠程度，金融普惠程度的划分由三个维度决定：使用目的、金融普惠的障碍、获取普惠金融的机会，三个维度的权重分配方法是由双阶段主成分分析的内部条件所决定的，可行之处在于对各个维度之间的权重进行了合理性分配以及可替换性。熊军凯（2019）则是从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中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情况以及服务质量等三个维度选取了相应的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做出测度，同时使用相关控制变量分析了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度量，研究表明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使用湖南省区域数据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戴云龙（2018）则是使用普惠金融设施便利性、资金渗透性、使用的效应性三个维度测度了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别于熊军凯的研究，戴云龙选择使用湖南省各区（县）的数据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的结果与熊军凯类似，同样是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
其次是普惠金融发展收敛性研究。孙慈航（2018）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分别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2010—2016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对东、中、西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在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使用收敛性研究分析，发现中国省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 β 收敛和相对 β 收敛情况。丁李平（2019）同时研究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以及收敛性，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进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使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进行现状分析，同时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变量作出统计分析。此外，使用与孙慈航相同的空间收敛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对控制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政府支持程度、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限制后，各区域均呈现出明显的β收敛，说明以上四个方面是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地区应着力提升这四个方面的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基础，本章节综合考虑前人建设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了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所选择的数据并结合普惠金融计算公式对湖南省区域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同时分析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动态分布，在研究空间动态分布时考虑使用高斯核估计方法。在进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动态分析时结合相关研究文献中剔除的空间收敛性模型，分别对湖南省以及湖南省区域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收敛研究。最后则是考虑分析了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带来的三维效应，从经济、减贫、收入效应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湖南省区域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带来的影响测度。其中区域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水平增长，区域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区域内低收入人群的贫困现象，最后区域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