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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关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较多，绿色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绿色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低碳经济研究成果更丰富：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内涵、低碳经济实现途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研究、碳税研究等方面。
“绿色经济”最早是由David Pearce在《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提及，他认为环境和经济必然相互作用，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Hallegatte等（2011）根据从“增长”到“绿色增长”的分析框架，厘清绿色增长相关概念，提出绿色增长的基础。Dinda（2013）提出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模型，认为气候变化会威胁自然资源，建议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胡鞍钢（2008）认为绿色发展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刘思华（2011）将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囊括进科学发展观理论，称为“绿色经济发展观”，指出绿色发展观主要包括绿色和谐发展论、国策战略绿色论、绿色文明发展道路论和国际绿色合作论四方面内容。成思危（2012）认为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都属于绿色经济的范畴。王玉庆（2013）阐述了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可视为发展绿色经济的简称，绿色发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要绿色化；二是绿色要创造发展。“发展绿色化”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绿色创造发展”是指一切用于改善环境、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的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的社会目标。蒋南平和向仁康（2013）认为绿色发展的实质及内涵应定义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害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基础上。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认为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及协调性。曾燕霞（2019）表明绿色发展理论是新发展理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它的核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潘建瑞（2019）认为绿色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发展制度等方面的最新思想，其理论意义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涵。刘耀彬等（2019）认为绿色发展是以绿色驱动为动力，通过增值发展的途径，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绿色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廖小平（2015）提出生态文明的最高形式将回归绿色发展。任平和刘经伟（2019）认为对资源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是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协调的最佳途径。尚丽娟（2018）将绿色发展理念细分为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绿色社会发展五个方面，是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以及生态系统三个层面的总结归纳。向国成等（2018）认为绿色发展是基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模式，在确保发展可持续性的同时，又能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促进社会共同富裕。方时娇和周倩玲（2017）阐述了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和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终建立目标，是21世纪人类社会文明的前进方向。崔雅文（2018）认为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最新陈述，其理论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价值观以及实践观。
兰竹虹（2008）从八个方面提出中国实施绿色发展的战略思想。周宏春（2010）在分析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重点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经济的发展路线图，提倡走具备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侯元兆和杜士才（2012）认为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森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大力投资发展自然资本，并提出构建与绿色发展相适应的林业发展机构、投资机制、政策体系和科研教育体系等建议。刘纪远等（2013）通过借鉴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西部发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以期服务于落实西部绿色发展战略。傅志寰等（2015）面对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工业绿色发展战略重点。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大部分学者强调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针对“如何发展绿色经济”问题，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同时部分学者探索性地运用若干方法测度了绿色发展水平，不断丰富着绿色发展的理论体系。但是，许多研究都是基于宏观经济视角进行探讨的，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甚少，然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对社会经济生产更具实际指导意义。
尽管低碳经济已成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经济前沿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也成为各国普遍共识，但是至今学术界对“低碳经济”概念的界定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
庄贵阳（2005，2007，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指人文发展水平［指在经济能力、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Humandimensions）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同时达到一定水平下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sharedvision），其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且对于中国的含义不是要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做这样的要求），而是要全力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逐步降低，这样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张坤民等（2008）把低碳经济定义为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付允等（2008）、何建坤（2009）则在对前人观点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投入产出效率，强调“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以低碳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冯之浚等（2009）、牛文元（2009）、贺庆棠（2009）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李胜和陈晓春（2009）认为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创新及制度设计，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它包括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
2009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将低碳经济概括为：“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
付加锋等（2010）、潘家华等（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环境友好的突出特点，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全球共同愿景。低碳经济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消费模式和技术水平等驱动因素密切相关，并且通过低碳化（Decarbonization）进程得以实现。这一概念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对于人文发展施加了碳排放的约束；另一方面强调碳排放约束不能损害人文发展目标，其解决途径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节能等手段提高碳生产力。
周艳和王子龙（2011）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清洁能源的结构优化，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范建华（2010）认为理解低碳经济的深刻内涵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等五个方面来考虑。
苗嘉荣（2019）认为低碳经济的未来趋势主要包括四类，一是通过提高企业的排污门槛，来限制高污染企业进入市场；二是重视农业的有机生产，减少化石能源的开发使用；三是优化产业结构，重视创新发展，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让低碳行为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从生活方面来实现对低碳经济的转变。此外，他阐述了低碳经济是生态经济的独特形式，应该从生态工业园的角度来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
低碳经济是具备高形态意识的、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它的提出被学者们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能够促进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高层次体系。如Barker认为低碳经济的出现是在全球变暖的现实情况下而催生的经济形态，其目的是利用减排手段来降低碳的排放。夏堃堡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碳约束，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共存。付加锋等认为低碳经济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在碳约束的条件下达到经济高效发展的经济形态。上述对低碳经济的观点是从广义的层面来进行阐述的，而有部分经济学家将低碳经济称为实现经济与生态和谐共存的手段，这类观点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如敖悦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而实现碳约束的发展模式。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不对经济形态做出改变，只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变经济形态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对低碳经济的解释有很多学者做出了不同的阐述，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鲁宾斯德的定义，他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作用机制为主导的，以技术创新等手段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综上所述，在界定低碳经济概念时，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应对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实现低碳经济的途径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优化能源结构等，部分地把握了低碳经济的核心特征，即“低碳排放”和“绿色发展”。但是，上述研究并没有对“低碳”的含义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详尽的描述。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研究，即研究如何发展低碳经济问题。毋庸置疑，各国基本国情不同，其实现低碳经济的途径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1）宏观层面
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的白皮书指出：英国将着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与就业机会，从根本上把英国变为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提出新能源政策，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设立国家建筑物节能目标，预计到2030年，所有新建房屋都实现“碳中和”或“零碳排放”。
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研究起步较晚，付允和马永欢（2008）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并从节能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设立碳基金等方面提出中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姬振海（2008）通过对河北省碳减排潜力的量化分析，发现调整能源结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是低碳经济和清洁发展实现的两种基本途径。冯之浚和牛文元（2009）发现：政策、技术和资金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三大要素，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策，他们总结提出以“五个创新”推进低碳经济的重要观点，这“五个创新”分别是指观念创新、结构创新、科技创新、消费方式创新和管理创新。
杨淑霞和汤明润（2010）在界定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上，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分类研究，并提出在选择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时，应综合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能源结构、资源特点、产业状况、发展方式、地理位置等因素。陈柳钦（2010）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要加快构建和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框架、社会行动体系和规划体系；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途径；加强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要积极鼓励技术创新，鼓励低碳友好型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与应用；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制保障机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低碳体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解振华（2010）强调尽管发展低碳经济已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是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和实现路径也不尽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紧密结合自己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周艳和王子龙（2011）在分析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缺陷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国低碳经济的三种发展模式，即“政府—企业—市场”“能源—环保—经济”“社会—经济—生态”三位一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应加大鼓励性制度建设、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设立碳产品税制、发展碳金融市场等制度安排。
陈浩和付皓（2013）认为对低碳经济的准确定义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过多的首要义务，需从低碳经济的本质层面着手研究。郑洁和翟胜宝（2011）认为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首先应从相关低碳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角度进行开展，通过税收的优势来促进社会民众实施低碳行为。罗小芳（2016）研究现有的制度体系，认为以目前的制度体系很难在推行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取得成效，而且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因此急需推动制度创新，研究和完善机制，进而形成体系。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法宝。夏太寿和李淑涵（2018）认为低碳经济不仅要在制度方面有所创新，而且要高度重视科技的推广使用，能够让各产业领域把低碳技术快速普及。作者按照区域划分，对各地区的低碳情况作出总结，并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关建议。贾林娟（2014）提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要依靠全方面的统筹协调，其中，民众的环保意识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中之重。
（2）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主要集中在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研究，国外学者探索了城市主要碳排放的来源、城市生活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Bryn Sadownik（2002）、HoChin Siong（2007）立足本国现实条件，从城市碳排放量的构成角度，分析出制约城市低碳发展的四个关键因素：建筑、交通、产业、消费的碳排放趋势，并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可能模式。Edward（2008）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的碳排放量计算模型及其应用分析，从碳排放的经济学角度对美国10个典型大城市中心与郊区单位家庭采暖、交通、空调及生活能耗进行了实证研究。
相比较而言，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在理论体系、规划建设时间等方面目前处于探索前行的阶段。辛章平和张银太（2008）从社区层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低碳社区的建设模式等途径。仇保兴（2009）从城市发展历史和当前的资源环境形势角度，提出以低碳生态城市作为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目标具有必然性，并且中国发展低碳生态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众多的城市发展形态等方面具备优势。刘文玲和王灿（2009）结合低碳城市发展实践与发展模式，总结出四种发展模式，即综合性“低碳社会”目标型、低碳产业拉动型、“低碳支撑产业”型、示范性“以点带面”型，并指出低碳产业、低碳示范区、低碳理念的重要性。佟新华和孙猛（2010）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持续上升。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结构、进行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促进低碳行业的不断发展将是中国低碳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庄贵阳和周枕戈（2016）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通过规划技术与解决方案，对城市发展转型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即对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部门（行业）行动方案进行全景式描述。
林莉杉（2011）认为低碳城市是既要有政府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蓝图的目标，又要依靠城市居民充分落实低碳生活的行为特征，两者同时运作来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中，低碳社会和低碳生活包括了城市的产业结构、交通工具、城市建筑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梁雪和赵默（2013）认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低碳城市应该包括具体的特征，即城市的碳排放比例逐渐降低，充分的碳生产力，无污染的能源结构，绿色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各产业链拥有完善的碳排放监测机制和管理机制以及城市居民拥有较高的低碳意识。付允等（2008）提出发展低碳城市的四个关键是在基底低碳，产业结构低碳，行为方式低碳和制度支撑低碳。刘志林等（2009）认为低碳城市的发展理念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手段，最终达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目标。
在对低碳城市的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法，少数学者使用定性分析。王志强等（2014）通过以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结合使用优劣势分析法，对乌鲁木齐市的低碳城市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宋涛（2007）通过对中国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量进行定量的长期协整分析，得出了两者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关系。于文静（2012）基于不同的视角，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的角度对济南市低碳城市路径做出分析，发现济南市微观层面由两大类组成，即家庭低碳生活和企业低碳生产，优化产业结构、注重低碳导向下的城市空间规划、构建公交导向的低碳交通体系等是今后济南建设低碳城市的重点。永琴（2014）认为低碳城市发展的四大关键在于碳约束的贯彻落实，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的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城市布局由粗放非均衡向集约均衡转变，城市建设由线性规划向循环模式转变。针对这四点，笔者给出了完善城市绿色发展的制度设计、鼓励和扶持绿色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的测度和评价还未形成系统的评价理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还存在诸多问题。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其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主要有评价指标体系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评价指标体系法，即通过构建衡量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方法，综合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该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中。付加锋等（2010）在界定低碳经济概念的基础上，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低碳环境五个维度，共选取14个指标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定量评估低碳经济提供理论参考。付允等（2010）认为，低碳城市具有经济性、安全性、系统性、动态性、区域性，总结评估城市低碳水平的两种方法：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并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低碳城市支撑体系。即产业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消费支撑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任福兵等（2010）从发展低碳社会的内涵和特点出发，按照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采用一定的方法，建立三层次多指标的低碳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elphi法确定各层次相关指标的权重，综合评价低碳社会的发展水平，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陈飞（2009）通过计算碳排放系数来对地区的低碳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何宜（2011）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出评价分析，并根据相关结果向政府管理层给出低碳发展的建议。江正平和伟雷亮（2012）通过层次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的低碳经济程度做出评价，构建了以省级为单位的评价指标体系，得出结论：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总体偏低以及对清洁能源的开发还有待加强。潘文砚等（2016）通过构建DPSIR五要素指标体系，并结合运用核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份的低碳经济发展状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状态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距，即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史学飞等（2018）结合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天津市的低碳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影响天津市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低碳环境水平指标，低碳产业水平指标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指标。
余丽生和冯建（2011）等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减排与经济社会发展三方面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浙江省2003—2008年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能源消耗指数呈现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应注意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和结构的改善。唐笑飞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K均值聚类方法，从社会经济资源，能源消费，碳排放，碳吸收能力，低碳产业的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省域尺度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对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现状进行了评价，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得出了四种类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低碳区、相对低碳区、相对高碳区和高碳区。杨浩昌和李廉水（2014）等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耗和低碳资源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6个子指标的中国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投影法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以及制造业分行业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的发展趋势，而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机械电子制造业和部分轻纺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资源加工工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该方法是运筹学家查恩斯（Charness）和库伯（Cooper）等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其核心思想是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间（DMU）的相对有效性，该方法已广泛地运用在各领域的效率测度中。近年来数据包络分析法也运用在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中。如张晶和王丽萍（2010）以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为评价指标，用超效率DEA方法对徐州市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结果来看，徐州市1998—2008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期，但转型速度相对缓慢。周泽炯和胡建辉（2013）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中原经济区15个地市2008—2011年低碳经济的发展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原经济区低碳发展成果不理想，同时低碳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规模瓶颈是制约中原经济区低碳生态化发展的主要因素。黄杰和贾登勋（2015）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EA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Kernel密度函数估计方法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以及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非均衡，且非均衡程度呈扩大之势，已经出现了两极化现象。
学界普遍认为：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IPCC，2007）。那么，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它们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碳排放交易机制与碳市场研究、碳税研究等方面。鉴于碳排放的研究成果较丰富，本书将其单独作为一小节，以便读者更加系统地了解碳排放的研究成果。
纵观国内外文献，碳排放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强度、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技术进步等，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驱动因素，如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率等。在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领域，通行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指数分解分析法、计量方法等。
指数分解分析（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法，利用的是各部门的加总数据，适合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以及跨国比较分析。其中，对数平均迪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法因具备完全的、不产生残差等优点，在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中应用较为广泛。Ang BW.综合考虑不同因素分解法的理论基础、适应范围、应用便捷性等方面，提出LMDI法是目前相对较优的因素分解法，并给出具体分解步骤。王云等（2010）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和LMDI分解法，建立山西省1998—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扩展分解模型，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逐年增长态势，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变化为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叶晓佳等（2011）采用对数平均权重（LMDI）分解法测算了能源强度效应、结构调整效应、经济发展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长产生正向驱动效应，能源强度和结构调整产生负向驱动效应；经济发展成为导致碳排放量增长的主导因素。
随着LMDI分解法在碳排放因素分解领域的广泛运用，不少研究者试图采用新的分析方法，此时计量方法的跨领域运用应运而生。孙作人等（2012）基于非参数距离函数和环境生产技术，构建了一种生产分解分析新方法，将碳排放变动分解为若干贡献因素，并应用于分析中国工业36个行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潜在能源结构碳强度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要小于潜在能源强度，能源强度调整空间更大；能源结构碳强度由于煤炭占总能源消费比例过高趋势并未扭转，致使结构节能的潜力并未有效释放；能源利用技术效率改善不明显，各行业能源利用技术效率差异呈扩大趋势。孙欣和张可蒙（2014）运用协整理论分析，认为中国1980—2011年碳强度与影响因素（第二产业比重、人均GDP、能源强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城镇化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结果表明：第二产业比重、能源强度与城镇化率对碳强度均产生正影响，人均GDP增长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碳强度产生负影响。田成诗和亓伟（2014）用STIRPAT模型验证了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利用马尔科夫链分析了收入—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状态转移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高收入对应着高排放，低收入水平地区倾向于通过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来带动经济发展。目前，高收入—高排放处于稳定状态，但从长期来看，该状态的地区比重很小。中国没有进入低收入—高排放的收入环境陷阱。计量方法的运用为碳排放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王兆峰和杜瑶瑶（2019）运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14个市州碳排放效率和环境效率，分析结果显示湖南省各市州碳排放效率和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各市州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丁明磊等（2019）分析郑州市2013年共181家工业企业的基础数据，建立分配模型测算碳排放综合绩效，其结果表明郑州各行业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存在较高的关联性，且碳排放强度分布不均衡。门单和黄雄（2019）运用LMDI的分解方法测算我国碳排放效率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与经济效率效应，其结果表明提高经济规模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效应能促进节能减排。孔相宜和侯明（2019）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与FCAM模型进行比较，分别分析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分配的政策可以合理进行碳减排。钱浩祺等（2019）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估算了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其结果显示消费侧和生产侧的分配差异会导致地区间分配差距较大，且以能源为主的生产省份需要成都更多的碳减排量。关伟等（2019）运用SBM模型测算沿海11个省份2006—2015年的贸易出口碳排放效率，其分析结果中的碳排放效率指数在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为北高东南低的地域趋势。王燕和刘婷（2018）运用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物流能源效率，其结果显示影响我国物流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是行业规模、能源价格与消费结构。殷文等（2018）对干旱地区的典型种植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能值分析理论研究资源利用、碳排放等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免耕秸秆还田的生产模型具有明显的增产效应。张德钢（2018）运用固定效应面板下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分析市场分割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碳排放效率。祝宏辉和李晓晓（2018）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算新疆的农业碳排放量，并与全国农业碳排放量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新疆及全国农业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唐洪松等（2018）从碳排放视角出发，测算我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和效率，结果表明碳排放综合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规律。谭华云等（2018）采用SBM模型测算我国各省区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其结果显示各省区存在碳排放效率区域差异。徐国泉和栾昊（2018）采用SBM-DEA模型测算分析江苏省12个城市的碳排放效率，结果显示江苏省区域间碳排放效率呈现“苏中＞苏南＞苏北”的格局，其与传统经济格局存在差异。王劼和朱朝枝（2018）运用ML方法和面板Probit模型测度我国农业部门的碳排放效率，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碳排放效率多为无效率状态。白世秀等（2018）从生态效率基本理论分析入手，研究生态效率对市场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生态效率的高低对其下一期的市场价值有着显著的促进或影响作用。王劼和朱朝枝（2018）引入LMDI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来识别样本国家农业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多数发达国家农业碳排放总量呈下降态势，发展中国家则多呈现增长态势。潘伟和潘武林（2018）以固定资源分配的DEA方法为基础得出总量控制下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结果表明要实现全国范围内平均效率最大化，需要将多数配额集中分配到少数省份。于倩雯和吴凤平（2018）通过构建公平与效率耦合视角下的碳排放权总量分配双层规划模型对碳排放权总量分配模型进行求解，进一步验证了碳排放权问题分配模型的有效性与算法的可行性。冉启英等（2018）运用SBM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各区域的农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在朝着各自稳定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落后地区的追赶效应。钟蓉等（2018）以ZSG-DEA模型为手段，对2020年上海市六大行业的碳减排目标进行分解和优化，结果表明，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发、零售业与住宿、餐饮业拥有比剩余三个行业更大的减排潜力。王兴等（2018）对西南地区农业碳排放趋势、驱动因素及主要贡献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农业碳排放呈增长趋势。孙海燕和耿成轩（2017）结合固定效应测度了我国各区域碳排放差异及其收敛特性，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区域碳排放变动趋势相对平稳，而中西两大区域的碳排放总体控制并不理想。
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是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即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指出环境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加而下降。1996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形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形关系。至此，EKC假说开始盛行。
在EKC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两者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不同，导致研究结论产生分歧。付加锋等（2008）基于生产和消费视角，认为无论是从生产视角还是从消费视角，单位GDP的CO 2 排放量都具有显著的倒U形状。许广月和宋德勇（2010）运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及其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西部地区不存在该曲线。胡宗义和刘亦文（2013）等将非参数模型应用于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不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城市化对中国的环境质量的影响统计意义显著，但经济意义不显著，而贸易能源强度则对中国的环境具有恶化作用。袁富华（2010）在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两者间的关系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9.5%，其中有1.3%的经济增长比例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进入21世纪后，该项数值增长到2%左右，而在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加入碳排放约束这一条件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仅达到8%的增长水平。研究数据表明，现有的经济生产模式以及创新水平不足以满足加入碳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至关重要。李佳倩等（2016）以德国后工业转型为研究主体，对该时期的低碳转型模式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后工业化转型阶段，只有通过提高第三产业占比的方法，产业结构调整才会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作用；在后工业化时期，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生效率的提升。Li N等（2017）以石油约束为条件，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能源约束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加入碳约束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增长对于能源石化的依赖程度将会大大降低，具体数据表明到2050年的GDP增长份额中，化石能源比例将减少5.5%，最后，根据相关数据，笔者认为低碳情景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最佳手段。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京都协定书》建立了三种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D）、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其中，IED和JI融通的是发达国家间的碳交易市场，而只有最后一种CDM是连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桥梁。目前，中国碳市场都是基于CDM而建立的。目前，碳排放交易机制与碳市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侧重研究碳市场现状及管理体制方面。张帆和李佐军（2012）结合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与地区建立碳交易管理体制的经验和启示，立足中国碳交易管理体制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由国务院、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交易所、中介机构、专家组织组成的“六位一体”的协调分工管理体，为中国完善碳交易管理体制提供参考。程炜博（2014）认为中国主要的碳交易服务平台存在缺少完备的体系、碳交易规模较小、交易形式单一等问题，结合国际碳交易服务平台的经验，从建立碳交易监管体系、确定碳交易对象、建立统一的碳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培养碳交易专业人才、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及丰富碳交易形式六个方面，提出完善中国碳交易服务平台的策略。王超瑛和甘爱平（2015）分析了国内外碳交易市场现状，指出中国碳交易市场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交易平台分散、社会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同时提出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和定价机制，完善相关法律和会计制度，如征收碳税，以及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参与碳交易市场，发展碳金融等对策建议。傅京燕和黄芬（2016）在考虑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差异的基础上，运用零和DEA模型寻求一种新的碳排放权分配方式，为在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碳市场提供参考依据。总体而言，由于中国整个碳市场建立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存在诸如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交易规模较小等问题，因此完善与规范碳市场制度任重道远。
二是侧重研究碳交易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传导机制。胡应得（2012）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讨论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下企业的环保行为选择，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要素分配，从而影响企业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环保行为决策；在排污权交易政策的作用下，企业主要采取不同的污染治理投资策略来满足该政策的规制。闫云凤（2014）在分析碳交易市场对投资决策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实物期权模型研究碳价格波动下企业延迟投资的灵活性，采用二叉树法定量分析清洁技术投资的期权价值，进而评估碳价格波动对企业清洁技术投资的影响，以期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则碳交易试点不可能有效地促进企业清洁技术投资。贺胜兵等（2015）认为碳交易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性：CDM项目显著提高了火电企业和水泥企业的经营绩效；实施CDM项目对钢铁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如果没有实施CDM项目的企业实施该项目，将会显著恶化企业经营绩效。为促进业绩增长，企业碳交易决策应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审慎评估项目盈利前景，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宜企业自身特点的碳减排方式。
三是侧重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产品定价问题。杨超等（2011）以欧洲气候交易所公布的CERs期货报价为研究对象，将Markov波动转移引入VaR的计算，结合极值理论，度量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系统风险。由此分析了中国获批碳项目变动趋势与国际碳交易市场风险变动趋势间的关系。李元祯（2013）提出企业碳排放权可作为一种具有无形资产性质的新型生产要素，并可借助无形资产评估的方法量化其对企业的影响，因此构建出碳排放权价值评估模型（EPVM），并进行试评估，以期帮助企业进行低碳经济投资，并为碳交易中的定价提供依据。王军锋和张静雯（2014）运用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模型，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与碳排放核证减排量两种商品的现货价格以及期货价格间的影响关系，为健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奠定理论基础。李小胜和宋马林（2015）从国家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视角，采用集中分配DEA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初始额度分配情况。
根据美国碳税研究协会的定义：碳税也称碳排放税是一种环境税，其税收对象是生产和消费环节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目的是通过征收碳税来减少化石燃料消耗进而实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并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国内外关于碳税研究的文献很多，涉及面很广，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即碳税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因为碳税政策能否被各国广泛接受并开征，主要取决于其对CO 2 排放、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力等产生的影响。
开征碳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削减CO 2 排放量减缓全球变暖，因此碳税对CO 2 减排的影响是评价该政策的首要指标。
（1）碳税对CO 2 减排效应的研究综述
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开征碳税能显著降低CO 2 的排放量。例如，Florosa和Vlachou（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征收50美元/吨的碳税将直接或间接导致希腊CO 2 排放量较1998年的水平减少17.6%，尽管减排成本很高，但对缓解全球变暖而言是个有效的环境政策；Wissma和Dellink（2007）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税对爱尔兰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会显著地改变生产消费方式，使其向新能源和低碳能源转变，并估计征收10～15欧元/吨的碳税可实现CO 2 排放量在1998年的水平上减少25.8%。
对碳税所带来的CO 2 减排作用，Baranzini（2000）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方面碳税通过价格上升来刺激经济中的节约行为、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能源产品的替代以及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有效地调节经济行为主体的CO 2 排放量；另一方面通过将碳税收入合理地投放回经济中，引发投资与消费模式的转变，进而增强前一方的效应。不过，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碳税不是较好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Klimenko（1999）通过对过去25年全球气温变化的研究，认为碳税的实施是毫无必要的，碳税导致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将显著地影响国民生活质量。与之相比，依靠增加森林面积来控制大气中的CO 2 含量将更加有效。碳税对环境的影响，除上述讨论的CO 2 减排之外，还能带来额外的环境改善。例如，对其他温室气体的减排，由于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除了排放CO 2 之外，还会产生大量的其他污染物（SO 2 、NO 2 、CO等），而随着碳税的征收，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由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在减少。学界将类似这种由碳税征收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称为“二次收益”（Secondary Benefits）。然而由于获得二次收益并非主要目的，现有研究中对二次收益的研究也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定量研究。Pearce（1992）研究了挪威和英国进行CO 2 减排所带来的环境二次收益情况，认为到2000年，二次收益的经济价值将是直接收益的8～30倍。Burtraw和Toman（1997）的研究认为，二次收益将抵销掉30%的CO 2 减排成本。实施碳税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各国在研究碳税制度过程中考虑的关键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欧就率先实行了全国范围的碳税制度。但在其后20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仅有十几个国家引入碳税，更多的国家采取保守的态度正是基于碳税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角度的考虑。
（2）碳税对CO 2 减排的研究方法综述
从研究方法来看，对该领域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采用多部门构架的可计算一般或局部均衡模型进行模拟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GREEN（Burniaux et al.，1982）、DICE（Nordhaus，1993）、GEM-E3（Kouvaritakis et al.，2002）等；也有部分学者运用数理规划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如Hoeller和Wallin（1991）、Peck和Teisberg（1992）的研究。
从研究结果来看，学界普遍认为在没有规划适当配套措施的前提下，课征碳税将大幅度增加能源消费的成本，在促进CO 2 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费减少的同时，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经济增长、行业产出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随碳税税率的提高而增加，且短期影响程度总是比长期影响程度大。其中，课征碳税对GDP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很大。例如，Barker（1993）利用能源—环境—经济模型评估碳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发现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GDP甚至有可能以高于基准0.2%的水平增长。课征碳税对行业的影响则比较复杂，依据能源密集程度而定，煤炭业等能源密集程度高的行业受碳税影响程度会更大些（Godal and Holtsmark，2001）。由于碳税政策目前还不是一个全球性政策，碳税对行业的影响还会涉及一个国际竞争力的问题，碳税的开征会严重削弱本国行业在国际环境中的竞争力（Elkins and Baker，2001）。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已开征碳税的部分国家（如瑞典、挪威、丹麦等）对能源密集型部门实行税收优惠或给予补贴，以缓和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因成本增加而导致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是个短期现象，从长远来看，环境政策可以激发企业进行创新行为，相对于环境政策宽松国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得到提高（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
在国内，对碳税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起步，最早的研究来自赵忠民（1992）和徐华清（1996）等。当时的研究只是大致介绍了碳税的基本思想，并对中国实施碳税的可行性作了简单论述。然而，在之后几年时间里，由于政府推动环保主要依靠行政管制手段，而且重点放在减少传统污染上，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并不是很多，故有关环境与能源类税制的研究多数只关注资源税改进、环境税开征以及能源费改税等方面，专门针对碳税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非常少。
在中国减排问题的研究方面，张中祥在环境与气候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其博士学位论文（1996）是第一份对中国CO 2 减排经济效应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该文章利用CGE模型对中国实行CO 2 排放限制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此后，他继续在减排政策以及碳税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针对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指责，多次利用理论探讨与实证结论，从不同方面对这些言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郑玉歆和樊明太（1999）利用环境CGE模型分析了在中国征收碳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关注碳税制度的中国机构和学者逐渐增多，他们建立了多种模型对碳税的作用效果以及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2000）采用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ERI-SGM模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算了两种碳税税率方案，即100元/吨碳和200元/吨碳，其结果显示，征收碳税可显著地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改善能源的消费结构，并能有效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而采用较低的碳税制度对我国的未来经济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高鹏飞和陈文颖（2002）应用MARKAL-MACRO建模工具，建立了一个用来评价中国能源系统碳减排政策的模型，并用该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该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征收较高碳税（如50美元/吨碳和100美元/吨碳）将会导致较大的GDP损失以及存在排放效果最佳的税率。贺菊煌等（2002）建立了一个静态CGE模型分析在中国征收碳税对CO 2 减排的效果以及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是碳税对GDP影响很小，但是会引起煤炭行业劳动力需求大量减少。
王灿等（2005）采用一套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CGE模型（TEDCGE）分析了在中国实施碳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得出的结论基本类似。从2009年开始，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对碳税政策的研究，以苏明等（2009）为代表的专家较为深入地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涉及碳税的可行性、框架设计、效果预测与影响评价等，并在其《我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2009）一文中较为具体地对碳税的税制要素作了初步设定，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未来几年内的碳税路线图，给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碳税实施方式作为参考。姜克隽（2009）通过对欧洲多个国家碳税政策的经验研究，指出征收碳税对我国未来CO 2 排放的抑制作用明显，但对GDP的影响并不明显，其最高也仅为0.45%左右，同时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到低碳排放的经济体系下。曹静（2009）构建了一个中国经济的动态一般均衡（C邻）模型来对中国可能的碳税政策进行模拟，探讨碳税可能对中国GDP、消费、投资等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局地环境方面对其他传统污染物（如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等）减排带来的伴随收益。
张明喜（2010）利用一个五部门的CGE模型，得出碳税对长期GDP的影响比短期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他的结论中，与不征税相比，到2027年GDP仅减少0.08%。朱永彬等（2010）构建了一个含有121个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高、中、低三种税率以及生产性碳税、消费性碳税两种碳税形式等6种情景对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的影响。陆旸（2011）运用VAR模型，针对减排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说”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可行性进行研究探讨，研究表明：征收10元/吨的碳税对两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即中国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就业的“双重红利”，同时提出可通过改革碳税体系来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胡宗义等（2011）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仿真模拟了四种情景下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产出的影响。郭正权等（2012）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建立社会核算矩阵，创建了一个重点突出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部门，以及化石能源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CGE模型，分析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碳税政策对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征收会使煤炭、石油、天然气、火电等能源需求量都有所下降，其中煤炭的下降比例最大。林伯强和李爱军（2012）采用多国CGE模型针对碳关税在碳减排问题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碳关税会导致较高的碳减排成本、较高的碳泄漏率，对世界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相对较小。因而，碳关税不具有合理性。不过，碳关税却是有效的威胁手段，因为它可以迫使发展中国家采用碳减排措施。
王磊（2010）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爱尔兰的碳税和能源税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税定价为10～15欧元时，爱尔兰的碳排放量将会比1998年的水平减少25.8%。苏明（2013）通过从静态以及动态模型角度出发，并结合输入—输出表来计算评估中国的碳排放量，实证结果发现，碳税与碳排放量为显著的负向增长曲线，即碳税越高，碳排放量越低，其中，最大的降幅为8.8%。姚忻（2015）认为征收碳税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促进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在不损失过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提升环境效率，实现经济转型为低碳、环保、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周晨禄（2016）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的能源环境进行分析研究，并模拟在减排政策不同的条件下，分析中国的减排作用与经济水平。仿真数据表明，碳税可以明显降低碳排放量，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征收碳税来让企业考虑在不断扩大生产的同时税收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从而减少企业自主的碳排放量，能够做到2020年与2005年相比将碳强度降低40%的目标。张晓彤（2016）通过碳税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碳税用于降低所得税，将会提高居民的收入和产生持久的经济增长效应，但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有限。魏涛远（2016）认为征收碳税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碳税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起到关键性的限制作用，最终有碍于经济增长。
尽管在碳税政策分析中应用了各种CGE模型，但是相关能源环境CGE模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主要有三个原因：①在界定能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不完全或者过度简化；②缺乏完善的能源环境数据为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数字界定奠定坚实的基础；③多数能源环境CGE模型属于比较静态的研究，对具有动态特点的政策分析存在局限性。此外，已有的能源环境CGE模型仍然是标准化和先验的，在构建时包含很多假设条件。尽管一些模型应用于现实经济的环境问题，但其仍然是为发达国家建造的，很少是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能源环境CGE模型。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学者们的探索与尝试，对低碳经济的界定、量化分析的运用、测度及其结果的诠释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多启发，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基于绝对水平视角测度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不利于区域间的客观比较鉴别，事物发展永远都只有更好，没有绝对的最好。鉴于此，本书尝试基于相对比较理念，从运用因子分析得到因子作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测度切入，构建简易模型测度低碳经济，据此编制低碳指数修正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比较变异系数和随机森林两种赋权方法结果，选择理论上更有说服力的权重指数，将其运用于从资源优化配置视角构建的最优化模型，相对测度低碳经济发展核心要素水平，据此找出低碳经济发展中发展现状与比较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测度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从衡量碳排放权的碳税征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切入，运用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仿真分析了四种场景下碳税征收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业发展、节能减排以及就业的影响程度。测度发现，碳税征收受影响较大的是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业、石油化工、化学工业、钢铁行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受影响最小的是农业部门。这些测度分析为选择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正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绿色发展理念下选择发展低碳经济之路，是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完美诠释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