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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政治，是改变国际秩序的突变力量。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猛然惊醒世界。这场原本是拜登、普京各取所需，欧洲受挫憋屈，乌克兰吃亏流血，旧秩序还能苟延残喘的战争，结果因俄军行动进展不及预期、泽连斯基政府坚持抵抗以及欧洲公众参战情绪陡增，演变为美俄骑虎难下、德国历史性转变、国际制裁全面升级、核威慑骤增及欧洲政治激情重燃的世界地缘政治巨震。
俄乌冲突正在冲击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
这场冲突，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它正在点燃欧洲国家的政治激情。
俄乌冲突的爆发打破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默契，核心是德国与俄罗斯的潜在关系。为什么这么说？
这要从《明斯克协议》说起。2014年2月，乌克兰政府军与乌东亲俄势力发生流血冲突，引起了顿巴斯战争。4月，在德法斡旋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即《明斯克协议》。
这项协议文件的签字方是欧安组织、俄罗斯政府、乌克兰政府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政府的代表。你会发现，这项涉及欧洲安全及俄罗斯核心利益的协议，是德法和俄罗斯主导的，美英被边缘化了。虽然欧安组织包括美英，但是这个组织最初设立时，美国是反对的，如今它的领导权主要在欧洲。
《明斯克协议》被认为是德法撇开英美独立处理欧俄关系的重大外交成就。同年6月，当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斯、德国、乌克兰首脑在诺曼底就乌克兰局势进行磋商。这种协商方式被高调地冠以“诺曼底模式”之名，可见德法颇为看重这一独立外交成果。
同时，《明斯克协议》还是德俄默契关系的延续，核心是默克尔与普京的稳定关系。要知道，顿巴斯战争爆发后，克里米亚危机就爆发了，美国在3月立即对俄罗斯做出了经济制裁。在这种局势下，德法与俄罗斯协商化解了这场地缘政治危机。虽然欧盟也制裁俄罗斯，但是德法特意把最关键的能源和金融制裁剔除了。
在俄罗斯问题上，欧洲要比美国更温和。因为德法不希望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以避免遭遇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与经济冲击，进而在安全与外交上更加依赖美国。德国要比欧盟更温和。默克尔主张有限制裁俄罗斯，不能危及德俄的能源贸易。在2014年，欧洲30%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法国是18%，意大利是20%，而德国是40%。
默克尔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普京的私交不错。更重要的是，她执掌德国16年，奉行的是艾哈德、科尔及联盟党一贯以来的“第三条道路”。“二战”后的德国长于经济科技，弱于政治军事，欧盟的地缘政治事务更多依赖法国。默克尔的执政风格很“德国”，她稳定、务实、谨慎，奉行折衷主义，努力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寻找平衡。
2011年，德国与俄罗斯开通了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该管道途经乌克兰，是德国天然气的生命线，这次制裁也不会关闭它。2018年，默克尔与普京推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管道的设计特意避开了乌克兰、波兰，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直通德国。从中可以看出，默克尔更加信任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
但是，当国际局势日趋对立，折衷主义逐渐无路可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敲打德国，批评默克尔在俄罗斯问题上丧失原则。他指责，美国领导的北约每年为欧洲防务支付大量的费用，德国不仅佯装制裁俄罗斯，还与俄罗斯“通气”。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军事支出，希望德国军费增加到GDP的2%。但是，默克尔不愿意妥协。特朗普便下令撤走了2000名在德国的驻军，同时制裁了参与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能源企业。特朗普任期内，德国与美国的关系迅速降温。2021年，欧洲议会也要求欧盟终止北溪二号项目，但默克尔依然反对。
外界批评默克尔没能抑制东欧的威权主义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这威胁着欧洲的价值观与政治安全。就连她自己也认为，仅做可预测的改变，不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欧盟可能在内外部政治动荡中走向分裂。
2021年德国大选，“求变”是主旋律，联盟党败北，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将联盟党踢出局，与绿党、自民党联合组阁。“默克尔式稳定”正随着默克尔的退出而降温，稳定的德国政治将要发生改变，而普京感受到的是巨大的风险。
朔尔茨内阁刚刚组建，在外交上便向俄罗斯及一些国家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德国政府对北溪二号按下了暂停键。对普京来说，最大的不安来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普京就担心乌克兰通过北约来夺回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过去默克尔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及欧盟构成一定的牵制。但是，随着默克尔临近退休，这种牵制越来越弱。
2020年，泽连斯基领导乌克兰获得了北约“增强伙伴国”地位。2021年6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在“增强伙伴国”周年纪念会上称，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将有助于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也有助于北约自身的壮大。乌克兰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进一步有效利用这一地位，并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默克尔卸任后，普京选择先发制人，俄乌冲突爆发。
到这里，你会发现，默克尔是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脆弱支点。克里米亚危机后，默克尔与马克龙在俄美之间的局促空间里谋求欧盟利益最大化——地缘政治稳定、能源安全与独立外交。《明斯克协议》是他们看重的独立外交成果，北溪二号是他们渴望争取的能源安全。但是，默克尔卸任后，俄乌冲突爆发，摇摇欲坠的德俄、欧俄关系破裂。
这也是美国想看到的。这一边，在俄乌冲突上，拜登表现得极为淡定，他要做的就是顺水推舟，策略是“以乌制俄”“以俄控欧”。考虑拜登的初衷：首先，拜普视频会上，双方可能交代了底牌，避免俄罗斯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其次，美国不直接出兵，安排泽连斯基流亡，乌克兰陷入危局或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再次，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及政治对立；最后，敲打德法“通俄”，贯彻他的联合西方战略，强化对北约及欧洲的领导权。如此，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那一边，只要美国不直接出兵，普京也愿意开启这场政治豪赌。当然，这并不是说拜登策动了这场战争。笔者认为，拜登的选择，战略上是对的，策略上是错的。美国需要利用其他策略避免这场战争，但拜登无力无心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因势利导。
所以，这场战争，普京与拜登最初的预设可能是：俄美各取所需、德法受挫憋屈、乌克兰吃亏流血。但是，战火开启后，形势却不是人能控制住的。俄军行动进展不及外界预期，泽连斯基政府抵抗意志强烈，国际民众纷纷要求欧美支援乌克兰、严厉制裁俄罗斯。这时，欧美国家立即加码，迅速扔出“金融核弹”，对俄罗斯启用SWIFT制裁。
最开始，德国并不“积极”，试图阻挠欧盟启用SWIFT制裁俄罗斯，明确表示不给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只是敷衍式地投送了5000个钢盔。但是，进攻战打响的第三天，德国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德国政府迅速改变了对俄战略，甚至改变了国际战略。
朔尔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型地对空导弹。同时，朔尔茨还宣布建立1000亿欧元国防基金，将把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2%。他强调：“在历史的转折点，德国需要建立一个高效、高度现代化、先进的联邦国防军，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民主。”
这场战事将正在谋变的德国政治和还有所顾虑的朔尔茨往前推了一把。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民意汹涌，超过10万人走上柏林街头抗议。过去一贯反核的绿党（执政党之一）强烈要求降低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甚至不惜重启国内核电站运行。
这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改变。“二战”后的德国，经济崛起、科技强劲、政治示弱、军事自弱。德国是一个不善变的国家，如今，他们开始谋求政治强音、军事崛起，军费投入提高到之前特朗普建议的水平。这场战争降低了默克尔的历史地位。有人批评，正是默克尔的过度谨慎与短视助长了普京的野心，执掌德国16年的她完全可以提高德国的防御能力，降低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甚至，有人制造了两个名字来解释德国的这种转变：“张伯伦·默克尔”与“丘吉尔·朔尔茨”。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需要走出默克尔主义的舒适区，必须在欧洲内部政治冲突与国际地缘政治边缘化上更有作为，以更好地延续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将其拓展到欧洲一体化之路上。但是，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需要警惕德意志曾经那股可怕的激情政治。这场冲突触发了欧洲人对安全的担忧，点燃了欧洲人被“二战”熄灭的政治激情，也正在改变国际地缘政治。
德国的转变让欧盟的态度更加坚决，欧盟史无前例地同意直接购买并运送武器给乌克兰。欧盟作为一个经济政治组织，与北约军事行动少有交集，但是这次欧盟发展了军事“后勤”的力量——具备一定的安全防御作用。这就是泽连斯基希望“火线入欧”的原因，同样，这也给欧盟出了一道难题。受此刺激，连格鲁吉亚也提交了入欧申请，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要求加入欧盟。
在欧洲，法国定会有所行动。作为欧洲政治与安全防卫的主力，法国始终保持着戴高乐般的高卢雄鸡的骄傲，试图在美俄国际政治格局中，成为独立的“第三极”。马克龙以“欧洲领袖”自居，呼吁打造“欧洲军队”。但是，法国没有足够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建立和捍卫一个庞大的“欧洲合众国”。
2021年，美英宣布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为澳大利亚建造8艘核潜艇。澳大利亚为此撕毁了此前与法国企业达成的潜艇大单，令法国颜面尽失，法国外长怒斥此举是“背后捅刀”。其实，这一事件更深层次的危机是欧洲在地缘政治中正被边缘化，也是美英战略重返日澳印的一个表现。战争开打前，马克龙与普京进行长桌会谈，马克龙强调努力阻止战争；第二天，拜登与普京视频会谈后，直接打脸马克龙，抛出入侵消息。这场冲突激发了法国人的政治激情，法国将会更加努力寻求政治地位，与德国共同打造“欧洲军队”。
在欧洲，最不能被忽略的国家是英国。俄乌冲突中，英国是支援乌克兰最直接、最迅速的欧洲国家。为什么？这可能是英国的欧陆均衡政策的一种延续。这次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原因，英国是一个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很重要。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后，英与美加澳新联合，这五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俄罗斯及一些国家发出一致强硬的声音。这场战争后预计英国还是朝这个方向走，强化盎格鲁—撒克逊五国的联合，以平衡德法军事崛起的欧盟，以及制衡俄罗斯阵营。
除了德法英，欧洲其他国家及中立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固守了200多年中立立场的瑞士，受到民众及政党的压力，加入了欧盟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包括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资产、禁止一些俄罗斯高层与瑞士的联系、对俄关闭瑞士领空。这威胁到俄罗斯能源寡头的经济利益。瑞士媒体估计，俄罗斯八成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在瑞士进行。这场战争让瑞士公民开始重新考量自己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所扮演的固有的中立角色。
另外，长期对北约保持距离的两个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如今正认真考虑加入北约。1939年，苏联要求芬兰国界退后，建立安全地带，避免“过于威胁到列宁格勒的安危”。芬兰拒绝，苏联发动了惨烈的苏芬战争。这场战争是芬兰人的历史伤痕，战后的芬兰反苏又忌惮苏，只能采取中立态度，与苏联和北约均保持距离。这就是芬兰人不想提起的“芬兰化”。俄乌冲突激活了芬兰人的历史记忆，进而担忧芬兰模式的前景。
瑞典是北欧安防的保障者，曾在苏芬战争中直接提供武器给芬兰。但是，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都保持着中立。不过，在俄乌冲突打响时，瑞典迅速地运送了5000套反坦克武器给乌克兰。
再看南欧。科索沃“国防部长”阿曼德·梅哈吉表示，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之后，科索沃已要求美国在当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同时加快其加入北约组织的进程。
普京原本想阻止北约东扩，但战事开启让欧洲感到空前的恐惧，中立国及小国反而愈加谋求加入北约，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
另外，横跨欧亚的北约国家土耳其跃跃欲试。土耳其与乌克兰贸易关系密切，同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大，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表现积极且态度摇摆。土耳其表示不愿意制裁俄罗斯，但宣布关闭关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看到乌克兰试图“火线入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喊着要加入欧盟。这个政治强人经常跟北约吵架，也依仗北约谋求大国地位，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组建所谓的“突厥国家组织”。
近些年，美国的战略正在调整：固守强化欧洲、弱化中东中亚、战略回归日澳印。美国还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主导者，美国的战略转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秩序。这场战争正在往拜登“以俄控欧”的欧洲战略上走：欧洲诸国强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德法投入更多军费抗衡俄罗斯，美国好战略抽离到日澳印地区。但是，拜登未必预判到欧洲的民意汹涌以及德国的历史性转变。德法军事崛起，欧洲政治团结，这是不是美国真正想看到的呢？
美国一边战术性放弃与局部撤离中东中亚，一边不断地强化与日澳印的联系。
在中东，美国在2018年对伊朗实施了SWIFT制裁，伊朗出口消失了80%；特朗普还狙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苏莱曼尼，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不过，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势力随着撤军而收缩，俄罗斯反而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叙利亚和阿塞拜疆表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如今，俄乌冲突爆发，对欧美国家威胁最大的就是能源危机，美欧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会大幅度上升。这样，缓和美伊关系的机会窗口便打开了，伊朗的石油贸易能否打破僵局？
再看中亚，拜登从阿富汗撤军，中亚留下权力真空，哈萨克斯坦立即政变，其总统请普京派兵清剿政治对手。如此，普京扩大了对中亚的势力范围，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不过，有意思的是，普京“请兵勤王”，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总统却不愿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拒绝参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要知道，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签订了军事同盟协议，普京派俄兵进入哈萨克斯坦帮托卡耶夫平叛，就是以集安组织的名义。但是，托卡耶夫显然不想卷入俄乌冲突。为什么？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老总统一直坚持中亚平衡战略，与俄中美保持适度关系。另外，作为后苏联国家，哈萨克斯坦有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哈萨克斯坦需要防止重蹈苏联覆辙，因民族分裂而导致国家解体。哈萨克斯坦境内也有不少非哈族人，而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的深层次矛盾正是民族矛盾。
美国撤出中亚，俄罗斯乘虚而入，其他国家如何应对中亚变局？中亚对中国非常重要，主要在能源进口与西藏、内蒙古、新疆的稳定上。中国与哈土两国的能源关系紧密。哈萨克斯坦内乱过后，土库曼斯坦总统计划提早将权力交给儿子。土库曼斯坦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神秘国家”，但向中国输送的能源规模很大，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主要来自土库曼斯坦阿姆河。
再看东亚，先说日本。“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利用一次次亚洲战争的机会，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寻求美国的帮助，拓展军事空间，提高政治地位。有人将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历史性转折”类比为日本当年在朝鲜战争中捕捉到的机会。如今，在美国战略回归日澳印的背景下，日本不想放弃这场俄乌冲突创造的机会。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虽然日本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加盟国家，持无核三原则”，但是，鉴于俄乌局势，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的“核共享”相关问题。这对东亚局势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也在冲击联合国框架下的核秩序。如今安倍晋三成为细田派的领导人，对日本国会的影响很大。近些年来，日本民意转变很快。日本的政治体系是一种派系政治，如今各派系纷纷迎合民意角逐上岗。
与日本相似，近些年韩国的民意汹涌与民族情绪高涨。2022年是韩国大选年，如今韩国新总统上任，韩国外交政策即将生变。
东南亚国家比较多，它们组成了“亚细安
”。新加坡是亚细安的领导者，这个国家是利用威权主义过渡到开放型国家的典型案例。政治强人李光耀利用新加坡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冷战及全球化时代实施了有效的大国平衡之术。当年，他多次从中斡旋促进了中美关系加深。在近些年的个别事件上，新加坡还吃尽了金融贸易外溢的红利。但是，如今地缘政治冲突愈加激烈，新加坡的横跳空间愈加狭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新加坡外交官员发出无奈的喟叹。他们根据家门口通过的军舰数量来判断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性。2021年，新加坡海峡通过的军舰数量同比增加了1/4，这让新加坡对亚洲的局势感到担忧。
亚细安新加入的越南最近10多年在闷声发大财。冷战时期，越南夹在两极中间遭遇20年的代理人战争；之后又纠结于意识形态与历史包袱，错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但是，进入千禧年后，这个国家想通了，赚钱过日子要紧，锐意革新，扩大开放，发展出口制造业。在外交上，韬光养晦，不露头不站队，两边通吃，承接两头的资金与技术。即便在疫情之下，越南领导人仍然表示要尽快开放、恢复生产，抓住千载难逢的产业转移机会。
如今的越南是一种典型的东亚模式，它的经济兴起可能带动亚细安国家发展。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抓住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机会率先发展，如今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越南，让它们看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这场战争对亚细安的影响有限。但是，亚细安需要考虑的是，这场战争加速了美国战略回归日澳印，届时亚细安将成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中间地带。
南亚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个政治强人，推动印度多次冲击联合国五常席位。他使用的是大国平衡术，利用美国的战略回归和地缘政治事件，吃进美国和俄罗斯两头的武器。在俄乌冲突中，莫迪没能把准普京的意图导致未能及时撤侨，但后知后觉的他还是分批把人撤回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之前没有过度介入，还是坚持平衡外交，在安理会上投了弃权票，拒绝对这场战争定性，同时呼吁和平解决。在整个亚太局势中，印度是美俄中一个很微妙的支点。如果印度平衡战略改变，亚太局势将存更多变数。
再看澳大利亚。与日本一样，澳大利亚也在利用亚洲的地缘政治问题强化与美英的合作。2022年2月，澳大利亚举行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日美澳印“四边机制”外长会议。未来，在美国战略回归的推动下，澳大利亚的国际政治力量可能显著提升。澳大利亚是亚太日印澳与盎格鲁—撒克逊五国联盟中唯一的交集国。
接着看南美。疫情之下，巴西和阿根廷经济遭遇重创。阿根廷的通胀率很高、债务沉重，正在与亚洲大国寻求经济合作。同时，巴西与俄罗斯合作冲击联合国五常席位。不过，巴西和阿根廷难以撼动国际秩序，南美是美国当年走出孤立主义的第一站，它们定然会忌惮美国的“门罗主义”。
最后，最不可预测的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始终是一个谜。30多年过去了，俄罗斯还是一个没有融入这个世界的边缘大国。普京对俄罗斯的边缘化非常不满，他认为，西方应该重新考虑并尊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如今的国际秩序还是“二战”后建立的秩序。它分为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由美苏英法中五常领导建立，包括全球核控制等政治事务都在这个组织领导之下，但冷战之下美苏在政治上难以协同。经济秩序主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三大支柱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现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它主要由欧美国家建立，注意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创始国，但苏联计划经济无法与之融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联合国的苏联席位，但一直没能真正融入国际秩序，甚至愈加边缘化。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但具体到欧洲问题上，军事上没能加入北约，政治经济上没能进入欧盟。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需要简单说一下北约的历史。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与之对应的一个组织叫华约。1949年，美国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为了加强欧洲的军事防御，美与英法荷等11个欧洲国家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北约是一个以实现防卫协作为目的的国际军事组织。这个组织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将其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
1954年，北约吸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这引起了苏联阵营的警惕。第二年，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华约也是一个国际军事组织。随着冷战的深入，北约与华约都各自吸纳成员，双方的军备竞赛与军事对抗也日趋激烈。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华约也正式解散。欧美国家乐观地看到了“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华约国家包括苏联内部的联盟国也希望融入西方。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
这时候，北约也做出改变。当年的北约国防部会议决定，将“前沿防御战略”转变为“全方位应付危机战略”；同时，大规模精简部队，削减核武器，但仍将保持一定的核威慑力量。北约还有一项重要改变就是推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吸纳中东欧和苏联内部的联盟国。这就是北约东扩。
普京最近提到，在苏联解体前夕，美英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东扩，但是很快苏联就解体了，这事没人提了，苏联内部的联盟国也开始谋求加入北约。实际上，苏联刚刚解体，叶利钦就与北约领导人讨论过加入北约的事宜。
接下来，就是北约东扩的工作。在1994年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7年，第一批加入的是波兰、捷克、匈牙利。
我们重点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其实，俄罗斯与北约有合作也有冲突。1995年，俄罗斯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签署了北约与俄罗斯的《双边军事合作计划》和《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俄罗斯还与北约共同建立了北约—俄罗斯常设理事会。
不过，1999年，因为科索沃战争，俄罗斯与北约中断了联系。这场战争过后，俄罗斯丢掉了南欧的控制力。第二年，北约秘书长访俄，与俄罗斯恢复了联系。接着，普京提议，俄罗斯与欧盟、北约共同建立全欧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但是，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表示反对。2001年，普京首次访问北约总部，北约秘书长向普京提交了关于双方在反恐等领域进行深化合作的一揽子建议。
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普京与北约的分歧与嫌隙越来越大。“9·11”恐袭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中国支持美国反恐，美国支持中国“入世”，中美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但是，俄罗斯的处境大为不同。小布什政府接连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北约军费开始上涨，势力往中东、东欧、中亚大力渗透。2004年，北约第二次东扩，一口气吸纳了7个国家，成员国扩大到26个。
这让普京感受到了危机，眼睁睁地看着邻国纷纷倒向北约，抱团取暖；而北约似乎从俄罗斯的潜在伙伴也变成了敌手。有人提出，俄罗斯也可以加入北约啊。
这是问题的关键。普京最近透露，他在2000年向美国总统克林顿提过：美国将如何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但是，克林顿的回答很温和：我不反对。
为什么俄罗斯没能加入北约？一种说法是俄罗斯不满足加入北约的条件，另一种说法是欧美人对格鲁吉亚慈父心生历史忌惮，还有一种解释是北约对军力强大的俄罗斯有所顾忌，普京不肯削减规模庞大的核弹头。因为缺乏真实信息，无法分析其中缘由：俄罗斯是否提交过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双方有没有认真谈过？曾有过几轮谈判？分歧点在哪儿？最后为什么失败？主要问题在北约还是在俄罗斯？
总之，俄罗斯没能加入北约，北约又步步东扩，一些国家传统势力纷纷倒台，这让普京的心态从担忧、警惕转变为恼怒、攻击。2008年开始，他在格鲁吉亚、叙利亚等频频主动出击，同时强化了军事同盟集安组织的力量，但似乎都无力阻止北约东扩。最终，乌克兰成为他的底线。普京在2014年乌克兰亲俄政府倒台后主动出击，控制了克里米亚及乌东地区。这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转折点，北约与俄罗斯中断了正常合作关系。德国默克尔卸任后，俄罗斯与欧盟的脆弱关系断裂，普京开启了这场政治豪赌。
另外一个巨大的疑问是：俄罗斯经济为什么没能融入全球化？如果俄罗斯深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今天这场战争不可能打响。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资本与技术进来，工厂遍地开花，农民纷纷进城，商品大规模出口。但是，这种火热的自由市场与国际分工体系没能在俄罗斯生长。问题出在哪里？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三点可能很关键：
一是苏联半个多世纪的计划经济扼杀了自由市场启蒙的要素，如企业家精神。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彻彻底底搞过计划经济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一次人类计划方式的重大社会试验。苏联将计划经济变成一个精密控制系统，在棉花、糖果、石油等每个领域都成立了核算部门。到20世纪80年代，仅物资供销机构的商品平衡表就超过1万个。这种纳入所有人所有物的彻底的计划模式扼杀了几代苏联人的冒险、自由、开放与创新精神。你无法指望一个长期在计划体系内躺平的人去创业。当时苏联流传一句话：“他们假装给薪水，我们假装在工作。”中国当初也短暂尝试过计划经济，但是学了一半发现，我们没有这么多核算人才。接着，中国实施的是鞍钢宪法，主要是厂长负责制与群众路线。最主要的是，我们实施的时间短，同时大量城市人员及广大农村都没有进入计划体系之内。改革开放后，正是这些迫于生计、敢闯敢干的陈江河们、骆玉珠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市场。
二是“尤科斯事件”后，俄罗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陷入“资源陷阱”。
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经济危机，之后采取改良主义，经济逐渐复苏。转折点是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俄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接着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被国有化。从2004年开始，普京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大规模重启国有化，经济系统官僚化，打击了自由市场。但是，俄罗斯经济却快速增长，一直延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为什么？在这一阶段，国际油价大规模上涨，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油价上涨对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一半。如此，俄罗斯出现了一种繁荣假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下跌，俄罗斯陷入“资源陷阱”，而普京政府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越来越大。
三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欧美国家经济制裁俄罗斯，接着卢布崩溃，出口贸易下降，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俄罗斯除了能源、金融外，基本与国际市场脱钩，无缘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关于俄罗斯，还有一个重大的谜团就是普京本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民主改革，但普京却能长期执政。不得不说，普京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掌控力。很多人将普京戏称为普京大帝，也有人将其定义为政治强人。这也是苏联内部联盟国的一个普遍特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执政快30年，哈萨克斯坦前总统执政18年。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上兴起了一个新概念叫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与君主独裁者、极权主义者不同，这种政治强人是全球化时代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有两个鲜明的特点：政治上强势、经济上开放。像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智利的皮诺切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还有俄罗斯的普京，都被认为是这种政治强人。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些学者认为，Authoritarianism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的拥护者们是一个个封闭国家转型成为开放国家的过渡性人物。
但这是一种不可靠的经验。“二战”和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人类政治制度与技术力量之间的平衡演进过程。“二战”大幅度提高了武器级别，如核武器，“二战”后的落后国家谁能掌握杀器，谁就能够控制这个国家。这成就了一批政治强人，比如朴正熙。而在全球化时代，这些政治强人开放市场，又获取了大量先进的技术与资本。而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乐观观点在于，全球化及自由市场会倒逼他们实施政治改革。
但是，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赎买的过程，政治强人是否改革取决于改革的预期收益与损失，即贴现率。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前十年是世界政治民主前进的20年，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崛起，世界政治民主倒退，一些国家回归政治强人领导，一些政治强人按下了国家前进的暂停键。
很多人不明白，伊朗等少部分国家为什么不开放而要关门搞核武器。实际上，它们的领袖看得更远，只有掌握了终极杀器核武器，它们在未来的开放路上才能进退有据，不至于丢失血统。这次震荡再次重燃了一些国家对核武器的渴望。俄罗斯阵营中的铁杆兄弟——白俄罗斯，修改了宪法，摆脱无核、中立的限制，谋求成为拥核国家。俄罗斯的导弹及核武器很可能部署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前些年差点被赶下台，普京拯救了他的政治生命，如今他也谋求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接下来，白俄罗斯也将面临严厉的经济制裁，成为俄罗斯阵营中的核心力量。
未来的俄罗斯是难以预测的。在严厉的制裁下，俄罗斯可能会彻底与国际社会硬脱钩，俄罗斯内部无疑将萌生诸多变数，而俄罗斯最大的变数就是普京。
需要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开启了很多先例。全球化时代，金融制裁、武器援助、社交媒体交锋、卫星系统加入、跨国公司撤离、冻结国外资产、国际志愿参战团、体育运动国际组织干预等，都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一部分。在这个个人利益相互交错的时代，战争的外部性、外溢性大大增加，战争打响，股票大跌、油价上涨，将伤害到无数人的利益。于是，全球化的普通个人都站出来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阻止或影响战争。事实上，他们确实也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如此，未来的战争该怎么打？还能不能打？
俄乌冲突是战争技术迭代的一次检阅——虽有限但可见微知著。很可能，如今正处于战争技术代际升级的前夜。除了核武器，“二战”时期的“钢铁洪流”大杀器将彻底为信息、智能、空间等新技术所秒杀。新技术将改变战争模式，改变“二战”以来的传统政治势力。最后，让我们大脑中出现一个地球仪：欧洲空前抱团，德国军事崛起，诸国谋求加入北约欧盟；美国战略重返日澳印，美英加澳新组成盎格鲁—撒克逊五人组，日澳印紧密联合；俄罗斯的不确定性增加，俄白哈组成的集安组织或将强化。如此，政治激情点燃，军备竞赛开启，拥核动机增加，日德印巴冲击五常，两大阵营对抗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陡增，国际秩序摇摇欲坠。
拜登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捍卫者，普京是挑战者，特朗普是搅局者。拜登与普京是两个平行世界的人，拜登是欧美左派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出身平凡，足够努力，坚持政治信用。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拜登以政治信仰的胜利者自居。普京则恰恰相反，结合普京当时的年龄和特工工作，苏联解体可能对他信仰的打击很大。他未必想恢复俄罗斯帝国，但对苏联解体必定耿耿于怀，如今古稀之年行“未竟之事”。与拜登相比，特朗普与普京存有更多共识：强人互赏，不满秩序——但各自诉求与信仰不同。这个国际秩序的症结在哪儿，又为何会崩溃，只能留到下篇。
这场冲突正在改变世界，改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