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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特朗普的日子里，一些人期许世界变得安静一些。但是，拜登执掌白宫不到3个月，一系列事件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与不解。
他是一个更狠的角色吗？大国博弈会朝什么方向演进？
现如今，美国的政治博弈不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斗争，而是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斗争。
特朗普“意外”入主白宫，犹如一头公牛闯进了一家豪华瓷器店。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瓷裂玉碎，惊动四邻。支持者将特朗普视为颠覆秩序的变革者，反对者认为特朗普意在“碰瓷”，敲诈建制派。拜登想方设法将特朗普赶出了瓷器店。
拜登上台的主要任务是，拿起金刚钻修复瓷器店，捍卫建制派建立的旧秩序以及既得利益格局。从目前来看，内政和外交都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拜登政府推出“万亿财政计划”，其中很大部分是用于安抚黑人等少数裔、环保主义者、福利主义者。这些人是拜登及建制派的铁杆票仓，简称第一票仓。
在对外方面，拜登努力修复建制派建立的国际秩序。维护旧秩序主要是维护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跨国公司的利益。他们也是拜登及建制派的铁杆票仓，简称第二票仓。
第一票仓和第二票仓在内政外交上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比如，拜登政府推出“万亿财政计划”，一大部分给第一票仓发放福利，另一大部分给第二票仓发放美元红利。
拜登政府不是主张对富人征税吗？给穷人发放福利，最终不是由第二票仓买单吗？这是一种误区。拜登及建制派主张对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但是他们针对的富人是“美国”的富人，主要是美国本土的中小企业主。真正受打击的是中产阶级，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工薪税。拜登政府对富人征税不会冲击到第二票仓。因为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全球避税。跨国公司在新兴国家滞留大量利润与现金，反复投资新兴市场。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及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降低跨国公司及国际资本的资本利得税。所以，拜登政府扩张财政，美联储扩张货币，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跨国公司能够手握更多廉价美元在全球攻城略地。
对外，第一票仓与第二票仓也有诸多共同的利益，比如欧美日政治同盟。拜登帮助美国恢复国际群聊，恢复与欧洲、日本的盟友关系。为什么这方面的推进比较顺利？第一票仓在欧洲与日本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欧洲、日本是一致的。黑人等少数裔、环保主义者、福利主义者，再加上高校、媒体知识分子，他们多数都拥护左翼意识形态，主张绝对自由、平等与人权。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世界性的，超越国家与民族概念。
第二票仓在欧洲、日本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与跨国公司渴望与欧洲、日本维持稳定关系。第一票仓的意识形态和第二票仓的经济利益，在欧洲和日本是一致的。比如，拜登第一时间让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这符合第一票仓的意识形态，他们追求绝对环保主义。他们的低碳诉求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覆盖整个地球，包括北极冰川、亚洲重金属和非洲生活垃圾。《巴黎协定》也符合第二票仓的经济利益，拜登政府推出了“万亿绿色新政计划”支持科技企业，比如特斯拉可以获得绿色补贴。这笔钱远远超过了振兴本土制造业的资金。
拜登上台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拜登政府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乌克兰和土耳其立即开展军事行动，俄罗斯的军事压力快速上升。为什么？
在俄罗斯问题上，第一票仓和第二票仓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一方面，俄罗斯不符合第一票仓的意识形态诉求。他们认为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政治有悖于民主与自由。拜登在谈“民主与专制”时，称俄罗斯“讲独裁”。另一方面，俄罗斯过去30多年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很低，华尔街资本、科技巨头及跨国公司在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很少。换言之，俄罗斯不是全球建制派既得利益格局的一份子，第二票仓不在乎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他们反而担心俄罗斯政治可能威胁到他们在欧洲及西亚的经济利益。
再看其他新兴国家。第一票仓和第二票仓在印度的利益基本一致。印度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民主、自由、先进与贪腐、愚昧、混乱并存。大体上，第一票仓认可印度。同时，第二票仓，主要是科技巨头，与印度关系密切，硅谷不少技术精英和高管精英都是印度人。拜登政府在印度会延续奥巴马时代的印—太—亚战略。
对于另外一些新兴国家，第一票仓的意识形态和第二票仓的经济利益存在严重的冲突。
过去几十年，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和跨国公司将大量的资本转移到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和土地廉价，工会力量薄弱，市场具有保护性，对外资征税少，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反复投资新兴市场。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可口可乐、英特尔、微软、苹果等巨头都极度依赖新兴市场。特朗普试图让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振兴本土制造业。他们似乎无动于衷，为什么？
过去几十年，美国与新兴市场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全球化利益格局。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负责扩张美元，支持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和跨国公司对新兴市场输出廉价的美元，新兴市场吸纳资本投资向美国出口商品赚取外汇，再用外汇购买美债，美元回流到美国政府及华尔街金融市场。换言之，新兴市场是建制派全球既得利益格局的一环。
这就是我们前文说的“东食西宿”。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循环虽然是扭曲的、失衡的，一边是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边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是维持既有格局对第二票仓，包括美国政府来说是最有利的。第二票仓希望替换特朗普扶持拜登上台。如今，拜登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恢复与新兴市场的利益格局。
特朗普打破原有的格局，与一些新兴国家对立，甚至一度进入外交“冷战”，双方外交高层长期不再对话。拜登上台马上释放积极信号，恢复高层接触，组织外交谈判。但是，谈判的结果令人震惊。特朗普谈贸易，谈不拢就不谈了。拜登一上来就谈政治，不是谈贸易，而且吵得很凶。拜登更像是一位政治家，看起来是一个更“狠”的角色。
怎么评价拜登政府这些行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接触总比不接触好，吵架总比“冷战”好。拜登政府谈判的最大动机来自第二票仓，也就是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和跨国公司给拜登政府的施压。但是，拜登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贸易？
原因来自第一票仓。第一票仓在这些新兴市场没有太多经济利益，但其意识形态上的诉求近些年火速升温。过去，他们的态度多数是不关注、不关心。但是，如今他们冲到了最前面。
这使得拜登陷入“两难”。拜登没办法二选一，只能安排先后顺序。第二票仓经济实力强大；第一票仓政治力量强大，选票规模大。拜登不敢上来就谈经济利益，容易触犯到第一票仓，陷入“政治不正确”。作为左翼政党，拜登只能把政治牌坊先立起来，把意识形态的问题说清楚。这么做，一方面是对第一票仓有个交代，另一方面是为第二票仓的经贸谈判提高筹码。
从全球范围来看，拜登政府正在推动欧洲、日本及印度往之前的建制派全球利益格局上回撤。现在美欧日印的步调整体比较一致，偶有冲突。俄罗斯又将回到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的国际环境，甚至可能比当时更加严峻。
当前，新兴国家能否与美国一同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是对拜登政府的挑战。如果破镜无法重圆，损失最大的是谁？是全球范围内的建制派，包括拜登政府、克林顿家族、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和跨国公司，以及新兴国家的建制派势力。
拜登试图联合欧洲共同施压促成全球利益格局回归。欧洲的建制派是一股庞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利益不逊于美国。欧洲建制派比拜登更渴望回归原来的轨道，而且他们国内的政治压力还相对小一些。预计，默克尔卸任后，建制派将继续执掌德国，遥控欧盟。从诉求上来说，美国和欧洲是一致的，只是在手段上可能会有分歧。主要原因是，拜登在本土面临的政治压力（主要是第一票仓）要更大。
拜登最希望的是第一票仓对新兴国家不要扯大旗，不要渲染政治正确。这样可以降低恢复关系与秩序的难度。既然现在政治正确的大旗竖起来了，拜登就不得不做两手准备：一方面想方设法降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随时拿政治正确这面大旗提高谈判筹码，同时为自己护身。拜登政府将谈判地点设在了美国本土之外的州，目的是降低压力。但是，谈判的主题都是政治，谈判的形式都是政治正确。谈政治的回旋余地比谈经济还小，谈政治能否有突破取决于拜登在美国第一票仓给他的压力有多大。压力越小，越好和稀泥；压力越大，难度越大。
接下来会怎样演变？
特朗普的博弈，是打破全球化旧秩序的博弈；拜登的博弈，是恢复全球化旧秩序的博弈。需要正确认识的是，不管是特朗普的博弈，还是拜登的博弈，都不是国家之间的博弈。但是，如果拜登的博弈没有达成合作，就很可能演化为国家之间的博弈，甚至是更为激烈的国家斗争。
什么意思？
特朗普发动经贸摩擦，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斗争。特朗普的口号就是“美国优先”，捍卫美国人民的利益。但是，这种行动的本质却不是国家斗争。特朗普只是借用美国的政治力量、国家主义的口号试图改变过去的全球化贸易规则。这种斗争根本上是对建制派的斗争，对全球化旧秩序的冲击。
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他代表的本土制造企业主、工人、城市中产没有在新兴国家获得利益。他们以国家力量相威胁，试图打破之前的利益格局，然后让制造企业主、工人、城市中产获取一些利益。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这个计划，同时为了应付大选连任。特朗普后来的态度是不谈判、不接触、放放再说。
但是，拜登不一样。拜登及建制派嘴上讲得最多的就是政治，私底下都是经济利益，而且还是全球经济利益。拜登讲政治，定然拉上国家主义。对拜登来说，国家主义是一股力量，可以提高他的谈判筹码；更重要的是，国家主义还是他最后的护身符。如果政治上的合作失败，经济上的合作大概率也会失败，那么拜登便可以顺势切割利益，将国家主义拿出来立牌坊。
为什么？这跟他的票仓有关系。拜登的行动如果失败了，第二票仓可能会放弃他。为了挽回第二票仓，他必须拿出国家主义的力量往凶狠的方向打。同时，向第一票仓掩饰建制派在新兴国家的利益，拜登必须将矛盾转移、上升到国家斗争层面。这叫拜登“豹变”。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一个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最开始的石油禁运流于形式，美国没有禁运该国战机使用的原油。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一批人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很大。他们反复地、紧张地跟对方谈判，试图将矛盾压下去。但是，当矛盾激化后，这群人为了自救，掩饰经济利益，明确政治立场，变成了最为强硬的强硬派。
有人提出，新兴国家可减持美国资产来反制美国。这其实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对问题是否会误判。上面讲到，拜登政府与新兴国家的博弈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斗争。减持外汇也好，政治施压也罢，这些是国家主义的策略，利用国家手段来提高谈判筹码。这是建制派的政治套路，但对新兴国家不利。如果现在发动外汇战，就相当于主动将矛盾上升到国家斗争的层面。
所以，特朗普与拜登的行动，导致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前面说，接触总比不接触好，吵架总比“冷战”好；但是，如果接触完全失败，吵架吵到彻底翻脸，那么结果要比不接触、“冷战”更加糟糕。所以，拜登行动的后果要比特朗普大得多。谈好了，回归到原来的秩序；没有谈好，他迫于政治压力，会将问题升级到国家斗争的层面。
反过来说，如果拜登促成了谈判，是否有利于新兴国家呢？如果撤回到全球化旧秩序，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好事。对拜登来说，政治谈判的目的是彰显政治正确，安抚第一票仓，而不是对新兴国家的政治有什么改变。他的根本意图在经济利益上，也就是修复和维护第二票仓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
他们死死捍卫的原来的全球利益格局建立在两大支点上：一是美联储及新兴国家央行大规模地印钞；二是不公平的、限制性的国际市场。
可是这种秩序会引发国际收支失衡，触发国家斗争，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和跨国公司坐收美元及不公平秩序的红利，美国本土中小企业主、中产阶级承担高房价、高债务和高税收，新兴国家的工人和消费者也深受其害。
对新兴国家、经济全球化和人类文明来说，拜登领导的全球建制派是一股退步力量，也是一股顽固势力。拜登政府如果与欧洲、日本达成合作，与新兴国家达成合作，世界将重回熟悉的轨道，并驶向高债务、高泡沫、贫富悬殊、经济危机、国家冲突及社会动荡的深渊。
面对拜登政府，新兴国家的民众容易感到迷茫和焦虑。
国家主义的噪声很大，如果迎合这种噪声，相当于正中了拜登及建制派的下怀。当清晰地认识到矛盾的本质时，虽不再迷茫，但又会感到焦虑。如果原有的秩序无法修复，博弈可能上升到国家冲突；如果回到原来的轨道，糟糕的结局似乎就在眼前。
不过，不必过度悲观，拜登领导的建制派旧秩序早已难以为继。
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旧秩序崩盘的开始，特朗普是加速崩盘的推手。虽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秩序，但是它的核心在美国。击溃这个秩序的手段不是国家的手段，也不是经济的手段，而是美国的政治。选票是击溃这个庞大的全球利益格局的关键力量。特朗普赢得了选票，冲击了这个秩序。
当然，建制派也试图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改变选票。拜登利用邮寄选票的规则夺走了更多选票。
全球化秩序的斗争最终聚焦到美国的选票上。拜登和建制派的优势是，他们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可以扩张财政来收买更多的选票。这让人感到悲观和不安。但是，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受制于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
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文化上是绝对自由主义，但在经济上是反自由主义。历史上，民主党长于军事、政治，弱于经济。在经济上，民主党的政策通常是扩张财政刺激经济。最近20多年，建制派（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更是依赖美元超发来维持政治利益。美元，一部分发给穷人收买选票，另一部分搞大基建刺激经济，还有一部分给华尔街金融巨头。这样做的结果是联邦财政赤字攀升。拜登在特朗普基础上进一步扩张了财政赤字。
这钱谁来出？
美联储印刷美元来支付。这相当于透支国家信用，最终还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2021年，美联储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目的是给拜登的刺激计划提供美元支持。但是，随着经济复苏，美联储转向货币紧缩是迟早的事情。如果通胀快速抬头，美联储将不得不收缩美元。
美联储无法持续扩张美元，剩下的办法就是征税。拜登政府的办法是向美国本土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征税。
拜登政府推出BBB（Build Back Better）大基建计划，这项计划的资金规模可能达到3万亿美元。为了筹集这笔钱，拜登政府计划增加税收。在所有加税的对象中，征收规模最大的是美国本土企业，预计企业所得税将从目前的21%提高到28%。他还计划对富人的资产加税，向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加税，最高个人税率恢复到特朗普之前的39.6%。
如果这项加税计划实施，可以看出，受冲击最大的是美国本土中小企业主、富人及中产阶级，而华尔街金融、科技巨头和跨国公司，他们在全球投资、全球避税，可以完美地避过拜登加税。为什么加税对中产阶级也不利？
美国本土中小企业主和富人是拜登加税的主要对象。税收增加，收益下降，本土企业的效益受到影响，减少产能，减少工资，降低雇佣，代价最终由中产阶级买单。拜登的财政用于大基建或给穷人发放，并没有回馈到中产阶级身上。另外，征税削弱了本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导致更多的美国企业转移到新兴国家，工人及中产阶级进一步受损。
建制派的执政策略是“瓮中捉鳖”加“放飞自我”。建制派默许新兴国家建立行政性垄断市场，同时超发美元支持跨国公司在当地享受各种红利。这就是“放飞自我”。跨国公司在海外制造廉价商品又出口到美国，杀死了大量的美国本土企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失业的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的中产阶级，还要支付美元超发推高的房价。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看清了建制派的手段，他们利用这种旧秩序反复地收割美国本土企业及城市中产阶级的财富。这就是“瓮中捉鳖”。
如今，美国本土企业主、本土富人、城市中产阶级、工人正是拜登的反对者、这种旧秩序的受害者。当然，受害者还包括新兴国家的消费者、工人和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多数未意识到这一点。真正有能力改变的力量，来自美国几千万张选票，来自美国本土企业主、中产阶级、工人的选票。
所以，击溃这股全球化旧秩序的力量，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新兴国家，而是美国的政治选票。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如果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先经济后政治和人心，表面上是捷径，其实很难走通。当今世界的问题，已超越了民族与国家，建制派控制的旧秩序是全球性的。如今，这张覆盖全球的大网，之所以还能被捅破，主要在于一部分美国人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并能利用政治制度改变这种情况。
最后，回到恢复全球化旧秩序的博弈主题。新兴市场切忌将这种博弈国家主义化、民族主义化。拜登试图恢复全球化旧秩序的博弈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建制派试图打国家主义牌、民族主义牌，增加谈判筹码，尽快恢复旧秩序。越是如此，新兴市场越要保持冷静、理性与睿智，防止建制派“豹变”，将博弈升级为国家冲突。
如今，让美国人去打架，让美国人去吵架，让美国人去政治斗争，“隔岸观火”就是一种作为。共同努力维护国家关系的稳定，对美国本土企业主、中产阶级、工人是最有利的，对新兴市场是最有利的，对改变这种扭曲的、失衡的、不公平的旧秩序也是最有利的。
安静，让世界变好。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