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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大国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话题。如何解释大国冲突一直困扰着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找到了一条通往和平与繁荣之路——自由市场与对外贸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一观念。此后，每一次大国战争及冲突都对经济学构成现实的挑战。
政治学中的诸多解释，如“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均属似是而非的理论。本部分从国家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出发解释世界大国冲突的真相、演变与假象。
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写过一本著作叫《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与一般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金德尔伯格选择了从国际秩序的视角解释大萧条。他的观点是，各国不会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公共成本”。这是国际动荡不安的原因。
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起源于美国在“一战”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却没能承担起全球公共用品的责任。英国在政治上依然是全球领导者，但是经济上已力不从心。这导致世界坠入大萧条、种族灭绝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共成本”是一个国际难题。在新旧经济大国交替之际，没有经济能力又不愿让步的老牌大国，有经济能力但还没有意愿或政治手段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均无力承担全球公共用品成本。这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
经济学家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争论，根本上源自对制度内生性的分歧。那么，“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否真实存在？
1914年萨拉热窝行刺事件爆发，整个欧洲陷入混战。此时，美国作壁上观，忙于欧洲战事的大国交给这个“小弟”一个艰巨的任务——管理好国际黄金标准。黄金标准是当时英镑体系下的国际汇率体系，美联储的任务是维持黄金价格的稳定。维持这一体系是需要成本的，美国是怎么表现的呢？
镀金时代后的美国已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但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依然是孤立主义，不愿意干涉欧洲事务，迟迟不加入“一战”。当时，刚刚成立的美联储缺乏在世界大乱之际独挑大梁的意愿与经验。随着欧洲战事的深入，越来越多黄金流入美国，美国很快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
这给原有英镑体系下的国际汇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联储在关键时刻打破了黄金标准，大幅抬高美元汇率，促使黄金贬值。在金本位时代，黄金的信用是至高无上的，大于国家信用。美联储的做法引发了金本位时代的第一次黄金信用危机，从此黄金信用一去不复返。经济学家蒙代尔甚至认为，如果美联储不打破黄金标准，就不会发生大萧条，也不会出现纳粹革命，更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战”后，国际汇率一片混乱。1922年，各国齐集意大利热那亚，试图重建全球汇率体系。“一战”后的欧洲国家负债累累，经济低迷，社会动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时的美国工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美国试图利用黄金储备优势，与英法两国共建国际货币体系。但是，这个新兴的国家还是被欧洲老牌帝国排挤在门外，英法接过被美国管理得一塌糊涂的黄金标准，制定了以英镑和法郎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制度。
但是，“一战”后的国际汇率体系是糟糕的。英国试图维持帝国地位，将英镑与黄金的汇率维持在“一战”前的水平。英镑显然被高估了，因为当时英国的黄金储备及经济能力无法维持原有的汇率。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被高估的英镑是“一战”后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高汇率导致英国出口受阻，工业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他强烈呼吁英国政府下调汇率，让英镑对美元贬值。凯恩斯还推算，只有汇率下降到1英镑兑换3.6美元的水平，英国的失业率才能下降到6%～7%。
“一战”后的国际汇率秩序实际上陷入了“金德尔伯格陷阱”。
我们接着了解国际政治秩序。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试图重建国际政治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呼吁列强让殖民地民族自决，消除贸易壁垒，以及建立“国联”。然而，美国国会以总统违反“孤立主义”外交传统为由，否决了《凡尔赛和约》。
结果英法主宰了战后国际秩序，它们的共同目标是严惩德国。在巴黎和会上，担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凯恩斯强烈反对过度制裁德国，他甚至因此辞去了和会代表职务。很快，他发表了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预言英法对德国的过度制裁必然导致德国经济崩溃、民族情绪泛滥，或引发报复。
“一战”之后，注定是多事之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领导新的国际秩序以及承担相应的公共用品费用，战后的国际局势因此不可逆转地恶化。在20世纪20年代，混乱的国际汇率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缓慢，美国经济在“咆哮的20年代”尾声突然爆发大危机。
大萧条重伤美国及欧洲经济，也击溃了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单方面宣布脱离金本位，推动美元贬值，禁止黄金出口，引发国际汇率巨震。美国国会于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这项法案遭到包括道格拉斯、格雷厄姆在内的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抵制。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在白宫花了一整个晚上力图说服总统否决该项法案，称它为“一项愚蠢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总共收到了来自外国的34份正式抗议，德国、法国、英国等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以及其他反制措施，最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全球贸易大战。
美国国会还于1933年通过了《购买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部门必须购买美国货；只有在外国货比国货便宜25%时，才允许购买外国货。
这些保护主义法案加速了美国及世界贸易大滑坡：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66%至1933年的15亿美元，而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61%至21亿美元。1929—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
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了大萧条的蔓延。保护政策导致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原有的全球化经济系统被打破，各国经济难以依靠国内市场复苏。
整个20世纪30年代，世界掉入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汇率市场混乱不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政治冲突不断，最终凯恩斯一语成谶——德国纳粹党登台，一场更恐怖的战争爆发。
如今的世界，是否也陷入了“金德尔伯格陷阱”？
“二战”后，欧洲各国沉沦，美国领导了当时的世界，重建了新的国际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代表英国参会，也带来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计划。
但是，这时的英国不得不将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于美国，美国依照怀特计划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次会议还形成了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换言之，“二战”后的美国完全接替了英国，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以及公共用品费用的负担者。
美国、欧洲乃至全球都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尽管世界依然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但美国及欧洲还是迎来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景气，经济全球化可谓一日千里。
这一切正符合金德尔伯格霸权稳定理论的逻辑。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是为什么？
当时并没有哪个新兴的大国能够威胁美国的地位，正在崛起的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距离美国还有相当的距离。当时很多人误以为美国衰落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危机，美元经历了三次贬值，1979年还爆发了伊朗人质危机。
不过，到了80年代，人们很快意识到，美国并未衰落，反而可能更强大了。问题来了，国际货币体系为什么会崩溃？
经济学中最好的解释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于1960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提出的一个悖论。特里芬认为，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必须不断地向国际市场输出，这会持续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而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又会破坏美元的稳定性——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信用。所以，美国不能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从“特里芬难题”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个趋势：终结大国秩序的并非新霸权，而是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决定了国际主要矛盾的演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大国实力为核心的人为秩序，美国负责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成员国负责维持本币与美元的固定价格。这是一种违背价格规律的固定汇率体系。“二战”后，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冲击了这一体系，汇率（价格）再也无法服从权力与国家，被迫交给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决定。从8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世界逐渐实现了浮动汇率。
所以，市场主权挑战了国家主权，也改变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学说的奠基人，但是从70年代开始，“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不再是大国霸权，而是全球化的市场主权，其本质是谁来支付国际公共用品成本。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的任务是负责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就要求美国必须储备大量的黄金——这就是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费用。美国当然不愿意一个人出这个费用，成员国需要缴纳一定的黄金储存在美联储，只有成员国政府可用美元兑换黄金。但是，随着美元贬值加剧，法国、西班牙政府用美元到美联储兑付大量黄金，美国则以减少欧洲防务经费相威胁。这说明成员国并不愿意为这一国际货币体系支付费用。
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在十国集团会议上对各国财长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这句源自温特劳布教授的话随后传遍了世界，也形象地表达了“特里芬难题”的本质。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法定货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即国家主权与市场主权之间的矛盾，亦是政治非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
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自由汇率和信用货币，但依然无法摆脱“特里芬难题”。主要原因是，虽然汇率由市场主权做主，但货币（法定货币）依然是国家化的。经济全球化是失衡的、畸形的，世界贸易高度发展，货币依然是国家化的。美元作为美国的法定货币，也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也是“世界的银行”。其中的矛盾是，谁该为美元体系支付费用？
信用货币并非“一纸钞票”，其币值稳定依赖国家信用，而维持国家信用稳定则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从狭义上来说，美元以美国国债为锚，国债以税收为锚。从广义上来说，美元的信用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科技、金融及军事力量之上，而这些力量的维持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总之，美国纳税人需要为美元币值稳定支付大量的费用。
但是，美元又是“世界货币”，其使用范围大大超过了美国本土，美元是国际结算、海外投资、金融交易及他国央行外汇储备的第一选择。换言之，美国为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货币，而国际投资者及他国央行不需要为此付费。但是，美国纳税人也不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进入21世纪后，美国贸易赤字和政府赤字持续扩大，“特里芬难题”再次变得尖锐。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扩张美元，削减美元的购买力。美元贬值可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相当于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公共费用分摊到全球各国。
最近20多年全球货币泛滥，既是国家主权政治倒退的结果，也是国际秩序倒退的结果。
20世纪“金德尔伯格陷阱”源自新旧大国交替时形成的国际领导权“真空”，而21世纪的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是源自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侵蚀”。
经济全球化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是市场主权步步为营的进程。如今，很多开放经济体，如美国、新加坡、欧盟，已经对外让渡了关税、财政、货币、能源政策等（部分）核心主权。
这是市场主权对国家权力的削弱。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正当的法理性去维持一个超越国界的经济体。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对另外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发动战争，既缺乏足够的动力，又缺乏统筹一切的权力条件。所以，国家主权被市场主权削弱的不可逆的趋势，决定了国家（大国）的冲突将不再成为国际秩序的主流矛盾。这就是大国冲突的演变。
当然，笔者并不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乐观。如果让渡出去的国家主权并没有形成高效的国际组织与秩序，那么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将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旦爆发危机，如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国家主权又会努力反噬市场主权，扩张信用货币，自我保护，引发逆全球化。这又会削弱市场主权的力量。如此，国际秩序便处于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相互“侵蚀”的权力真空状态，混乱与动荡便不可避免。
这就是新“金德尔伯格陷阱”。
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推入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市场主权及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美国及欧洲国家无法使用国家力量抗疫，也无法依赖国际秩序及国际力量。当然，这并不是国家政体及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国际治理失败的结果。国际秩序的失败又反噬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
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使用“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此后，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一系列的退群行动似乎印证了约瑟夫·奈的预言。但是，约瑟夫·奈“刻舟求剑”了，美国不是当年的英国，中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
最重要的是，当今国际冲突并非源自大国霸权争夺，而是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相互“侵蚀”引发的国际秩序混乱。这是国家主权趋弱之下人类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
21世纪的全球矛盾已经从20世纪国家之间的斗争演变为反全球建制派的斗争。特朗普时代的一系列国际冲突，表面上看是国家行为，实质上是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的受害者与全球建制派之间的冲突。
这里，笔者有必要重复这一观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主要是跨国公司、金融巨头、科技巨头及全球性建制派政治势力。他们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又扭曲了经济全球化。他们建立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比如允许资本全球流动、跨国投资、海外避税，同时又利用国家主权限制劳动力流动，向本土中产及企业征税；又如借助海外国家主权势力建立市场壁垒，享受垄断红利，打击本土企业及工人。
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并非必然存在，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主权被削弱、国际秩序被统治的结果。建制派将国家主权让渡出去，又没有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他们成为不容易被监管的国际势力。换言之，全球建制派势力同时享受了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两种制度的好处——信用货币扩张红利、国际避税红利及行政垄断红利，而其他人成为这两种制度合力的受害者——高房价、高债务及高失业。
全球建制派总是制造国家冲突以混淆视听，但都无法掩盖国际秩序的主要矛盾，即对全球建制派势力的反抗。
特朗普、拜登对中俄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那么，美国与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不同总统对中俄的态度不同？这显然不符合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理论。
其实，特朗普和拜登对中俄不同的政策，不取决于国家关系，而取决于他们代表全球化秩序下的不同利益方。特朗普的支持者（本土企业、工人、中产、商业经营者）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他们希望加入“全球利益链”或“瓦解旧秩序”。建制派代表拜登的支持者（华尔街势力、跨国公司、金融及科技巨头）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持旧秩序。
当今国际秩序的公共费用要比“二战”前高得多，世界和平、自由贸易、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贫困救助、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公共用品极为庞大。特朗普上台后大力削减美国在国际公共用品上的费用，拜登上台后第一时间恢复群聊，称美国要重新领导世界秩序。那么，美国到底是否愿意承担国际用品的费用呢？
这显然不是总统的个人爱好，也不是国家的战略分歧，而是全球化下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为这些国际公共用品支付大量费用却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好处。但是，拜登的支持者不仅是受益者，还可能不需要为此付费。这就是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困境中所说的选择性激励。拜登入主白宫第一天就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为什么？《巴黎协定》与拜登的绿色新政的利益是一致的。绿色新政的财政预算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制造业计划。美国金融及科技巨头是绿色新政的直接受益者。
可见，如今，国家利益是大国冲突的假象，而真相是扭曲的国际秩序下的利益冲突。国际公共用品费用的矛盾主体不再是大国，而是全球化下的分利集团。
但是，全球建制派维持扭曲的国际秩序，利用国家主权阻挠全球化深入发展，可能引发国家冲突。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图—穆勒模型给出的证明》。这篇文章预言，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这时继续自由贸易，中国将获得净福利的增加，而美国将遭受损失。
萨缪尔森的发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被称为“萨缪尔森之忧”，也叫“萨缪尔森陷阱”。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似乎证实了萨缪尔森的预言。
但是，这是大国冲突的假象。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萨缪尔森之忧”的基础是他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如果要素完全自由流通，中国劳动力可去美国，美国的技术可来中国，那么两国的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但是，价格均等化并非静态的，企业预期将失去价格优势，会加大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合作，建立新的比较优势。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化是经济全球化完美的竞争过程。
但是，萨缪尔森的担忧是，如今的全球化是扭曲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通，但资本、信息与技术可自由流通；中国会持续学习获得原本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即先进技术，而美国却无法获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萨缪尔森预言，如此下去，美国将吃亏。
“萨缪尔森之忧”的真正内涵并非否定全球化——自由贸易引发国家冲突，而是限制要素自由化的国家主权、制度及政策导致经济全球化半道遇阻，可能最终引发国家冲突。国家主义干预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可能置经济全球化于动荡与危险的地步。
经济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这是人类通往经济繁荣与世界和平之路。
然而，从国家主权到全球化市场主权，是一个充满谎言、假象以及不断制造噪声与冲突的过程。在这一扭曲的全球化过程中，大国冲突的广场背后站着另外一个“布局者”。
［1］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M］.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哈耶克大战凯恩斯［M］.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3］Paul A.Samuelson.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4，18（3）.
［4］保罗·萨缪尔森.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图—穆勒模型给出的证明［J］.傅诚刚，译.比较，201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