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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关于生产关系结构问题的研究及其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和创新之处。例如，一些学者分别从动态和静态、横向和纵向、广度和深度等不同角度对生产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层次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中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生产关系结构质的规定及其运行的外部环境，昭示了生产关系并不是一个物质单体，而是一个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生产关系结构问题研究的视野。再如，一些学者在继承马克思生产关系“四环节”结构说和斯大林生产关系“三方面”结构说的基础上，结合近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苏联东欧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劳动的社会关系、生产过程中的经营管理关系也应列入生产关系结构的范围之内，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生产关系结构的内涵和基本内容。还如，一些学者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内部结构的各种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组合及其运行绩效的基础上，依据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模式和基本思路；同时，还有学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层次结构出发，研究和分析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运动及其外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变革的动力、所遵循的规律及其历史趋势，坚持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则和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但是，随着20世纪后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和发展，我们认为，理论界对生产关系结构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的绝对性。例如，在对生产关系结构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四环节”结构说和斯大林“三方面”结构说的理解绝对化，出现了“非此即彼”“扬马抑斯”的绝对化倾向；再如，一些学者在对与生产关系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一些概念的分析中，舍去了其中包含的从抽象到具体转化的中间环节，不仅没有准确而深刻地揭示相关概念的含义和本质内容，而且还把与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并由生产关系产生或派生出来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等概念相混同。这样，不仅不利于严格而清晰地认识和界定不同领域改革的边界，而且还会混淆不同领域改革的不同对象、不同任务和不同目标，从而使某些领域的改革事倍功半，甚至产生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和负面效应。
第二，对生产关系结构的泛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个“边”，把握好事物的范围和边界，是我们分析研究和认识事物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对生产关系结构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不仅把属于生产力范畴、与生产力各要素之间优化配置等有关的生产组织的技术关系，生产管理、劳动组织、劳动的分工协作关系，由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所决定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在同一部门内部的分配归入生产关系结构的范围，而且还把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所谓经济关系视作生产关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不仅在理论上模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界限，而且在实践上也对我国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产生误导和不良影响。
第三，把所有制视作生产关系的同义语，以所有制的内涵替代生产关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或者片面强调所有制在生产关系结构中的决定作用，忽视或很少顾及生产关系其他方面对所有制的反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其他方面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结果，把所有制关系及其结构的改革绝对化，淡化了生产关系其他方面的调整和改革，致使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
第四，把生产关系片面地归结为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忽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不同社会集团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管理关系的研究。这一局限性很容易导致在生产关系结构的调整和改革过程中，脱离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和实际，以学习、吸收和借鉴外国为名，盲目照搬西方，从而使我国公有制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平等互助的协作关系、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
第五，淡化分配关系在生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分配关系排除在生产关系结构的范围之外，归入改善民生、创新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当中。这样，不仅使收入分配关系失去了生产关系依据，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混同，也使收入分配关系失去鲜明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制度性质、社会制度性质和阶级性质，变成抽象的先验的“公平”“公正”“正义”等“人性”化、中性化的东西，落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主义和折衷主义的陷阱，掩盖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等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第六，注重研究直接生产过程中狭义的生产关系，忽视对广义生产关系中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或者注重研究上述关系量的变化，很少涉及上述关系质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质量互变的规律；从而不利于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整体的变化、发展及其趋势，乃至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整体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
第七，注重国内生产关系结构的宏观研究，忽视生产关系的中观和微观结构的研究；尤其忽视国际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研究，缺乏对国际范围内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立和斗争的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从而也就不能把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放到国际大环境中去考察，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斗争战略，以及推进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第八，忽视生产关系的多元性、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并列性以及相互并列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关系的研究；尤其忽视对这一错综复杂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对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结构总体性质所起的决定作用的研究；以致在对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对不同性质生产关系结构的不同所有制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均衡论和折衷主义倾向。
第九，注重对不同性质生产关系结构之间尤其是注重不同性质所有制之间量的关系的研究，忽视对其质的关系的研究，同时也忽视对其相互之间量和质的边界以及质量互变之间的度的研究；不仅如此，还忽视了对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结构总体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相互演变过程中量变、质变以及质量互变之间度的研究。这样就无法认识和揭示20世纪中期以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法认识和揭示不同所有制之间相互演变的过程及其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性，无法认识和揭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蜕变过程以及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性。当然，也就很难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有制结构乃至生产关系结构整体及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发生的变化和趋势作出准确而科学的判断，从而也就难以制定正确而科学的政策措施，以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
第十，注重生产关系结构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外部联系的研究，忽视对生产关系结构内在联系的研究；片面强调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忽视生产力标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片面强调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否定由此派生的逻辑证明和价值判断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就很难避免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其结构的变化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倾向，很难避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单纯经济观点的倾向，从而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被动局面。
第十一，缺乏对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乃至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经济制度体制、经济制度运行机制等范畴的内在联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也缺乏从生产关系结构角度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结构及其运行的分析，从而也难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含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等）及其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科学而系统的理论支持和政策设计等。
对生产关系结构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局限性，不仅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模糊认识，而且也给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紧密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东欧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借鉴前人在生产关系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具有极大的紧迫性和现实性，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