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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幼年逐步进入成熟时期，其内含的各种矛盾及其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许多思想家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对资本主义作了研究，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其理论总不免带有一定的非科学性。唯独马克思以他高远的眼光和犀利的洞察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在创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创立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马克思创立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马克思在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创立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之前，首先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转变过程。由于这一转变，马克思才从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斗争实践出发，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发现了物质生产过程中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关系，发现了建立在物质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并根据这些关系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联系，划分出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发生的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发现并揭示了物质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发现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现了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基础作用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才把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计划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从而经过不懈的努力，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没有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转变，没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就没有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中对生产关系这一对象的确立，就不能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解剖和分析，最终也就没有马克思所计划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的问世。当然，科学的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理论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马克思解剖和分析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方法论之剑。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论中的形而上学主义。同时，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拯救了辩证法，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中摒弃了形而上学，并把两位哲学大师的哲学理念加以改造和升华，创立了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解剖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现在这些矛盾中起着核心和基础作用的因素即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于是就把在这些基本矛盾中起核心和基础作用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人类社会思想史已经证明，没有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人们就无法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如果没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人们也无法科学而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是有了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科学的哲学，才使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和规律，写出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巨著，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与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样，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马克思创立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马克思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同时，也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类社会思想史上最完备、最彻底和最科学的社会学说。这一学说，以它辉耀的光焰，照亮了历史的时空，拨开了社会历史的谜团。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抓住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最核心和最根本的物质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抓住围绕生产关系而产生的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解剖和分析，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明确了人类社会是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在这一发展的长河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追求存在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是人们一切思想动机背后深刻的物质根源；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由物质利益不同而形成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关系；各个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异常激烈的最后一个社会，它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也造就了这一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即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革命最彻底的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能够团结和带领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通过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马克思由于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得出的伟大发现，尤其是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发现，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才创立了自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创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第四，宽阔的视野和革命的批判精神。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和论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时空方面的著作，但从他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对他所确定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来看，却不乏宽阔而高远的时空观念。首先，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程来看，由于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迫害和驱逐，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德国，辗转往返于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家。但是，每到一地，他都在积极参加并领导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深入工人群众、了解他们处境的同时，不断从事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大陆，而且也涉及北美、大洋洲，同时还扩展到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
从他研究的典型国度来看，虽然重点在英国，但他强调：“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在谈到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响的警钟时，他指出：“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他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
在谈到奴隶制废除后，美国必然进行的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时，他引用了大西洋彼岸美国副总统威德在公众集会上的讲话：“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以及他所引用的大西洋彼岸美国副总统威德的讲话说明，马克思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还包括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写作计划的安排来看，无论是“五册计划”还是“六册计划”，都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没有局限于一个国家，而具有明显的宽阔性和国际性。其次，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对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永恒不变的生产关系的理论；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的改良主义理论；批判了西斯蒙第“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力图恢复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的反动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和巴师夏鼓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永恒”“和谐”的反动理论。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的甚至反动的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性质。正是马克思所具有的宽阔的视野、洞察历史的求实态度和革命的批判精神，才使他所创立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具有普遍性的品格，才使他创立的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国别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也具有时代和历史意义。
第五，系统论的观点。从马克思创立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过程以及他所设计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包括《资本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来看，他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物质单体，而是一个由多方面关系组成的统一整体。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时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这就说明，马克思是把生产关系放到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系统及其矛盾的运动中去研究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又说明，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的研究，还扩展到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可以说，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的研究以及他所要建立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体系，其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内容之多、内在逻辑之严谨，实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整体即社会关系系统，从而使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宽泛的边界，而且具有恢宏性。可以看出，系统论的方法是马克思研究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在辩证法的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
最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研究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得出的政治结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五十二章关于“阶级”问题的简单论述之中。诚然，在这一章的开头，马克思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接着，便揭示了形成这三大阶级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他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集中成群，因此，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一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最后，马克思提出，“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
马克思提出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他实际上已经给出明确的回答，并且十分明确地表示，他是不同意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收入来源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
这一章篇幅虽短，文字也非常少，但却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和基础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但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研究的政治结论还不止于此。早在1848年他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许多结论性的论述。例如，至今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丢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的上述政治结论，是他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研究的具体化，也是他从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问题研究进入上层建筑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的升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正是在这些政治结论的基础上，或者说，正是以这些政治结论为起点，马克思才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创立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