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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理论的创立，关键在于它的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的确立。生产关系这一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马克思进行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研究并创立这一理论的前提。
关于马克思进行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研究，或者把生产关系问题作为主题来研究的原因，还要从他在《莱茵报》工作时说起。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就“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农民问题”与普鲁士官方发生了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对劳动群众在物质利益上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揭露了莱茵省议会活动的等级局限性及其对封建贵族、土地占有者奴颜婢膝和无耻的态度，阐明了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普鲁士国家在德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在与普鲁士官方就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农民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体会到，“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这些关系却决定着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
他还体会到，论战的每一步都要涉及德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每当涉及这些关系时，总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而难以服人。正如恩格斯所说：“正是对林木盗窃法的研究和对摩塞尔河谷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关系或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
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他批判地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所作的结论时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
正是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所作的这一结论，开拓了他解剖市民社会、研究物质利益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新境界。
继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借助异化劳动的理论，研究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阶级对立关系，并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工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来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还指出：劳动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工人同生产行为本身的关系上，“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劳动”
。“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
“劳动同他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
他最后结论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异化劳动的产生以及它同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提出“消灭异化劳动、结束人的相互异化，必须废除私有财产”，“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的基本思路。
接着，在与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对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的理论的进步性与缺陷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蒲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完全是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是“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马克思在这里关于“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论述，正如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对马克思这段话所作的评价那样：“这一段话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
这说明，马克思这时的思想及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所引起的劳动者与有产者或工人与其雇主即资本家关系的分析，已经接近自己的“体系”或整个“体系”的对象即生产关系的分析。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直接提出生产关系并把它作为研究主题或对象的意向愈益明显。在1844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并且，“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则直接提出“社会生产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概念。
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则在实际上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从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具体分析了生产过程的四个阶段——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开辟了他研究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先河。
最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则明确向世人宣布，《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研究，除了对研究对象的确立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研究起点的问题值得注意。大家知道，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早的经济学说，是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促进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的研究对象还局限于流通领域，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这就使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理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代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的理论体系。它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流通是财富的源泉、对外贸易是唯一能够增加国民财富的经济部门的理论，把研究的出发点从流通过程转移到生产过程，把研究的重点引向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能够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
然而，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成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其历史使命是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的永恒性，这就使它在经济思想史上，虽然第一次把理论的考察转移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但不可能彻底揭示其内在的各种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而马克思则以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从人类社会生产过程出发，深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肌体内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的历史性、暂时性、过渡性和历史趋势，创立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成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关于马克思真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还有必要从他在1847年上半年和1847年年底问世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部著作谈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明了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础，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包括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他指出：蒲鲁东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然而，这种“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抽象”。
虽然“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概念和范畴”。
因为经济观念、范畴是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仅揭示了经济范畴产生的唯物主义基础，而且还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形式即观念和范畴的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性质。有必要指出，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最终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并用“生产关系”一词替代了以往所使用的“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概念。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继《哲学的贫困》之后，在1847年年底，马克思又撰写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以简明、通俗的形式剖析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揭示了资本的实质，揭示了在资本统治下的雇佣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和处境。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之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关于资本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关于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成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们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则以确凿的案例，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过程的分析，得出“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
但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时，尽管使用了工人的“创造力量”、工人的“劳动能力”等概念，但在直接谈到雇佣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时，还是使用“劳动商品”这一用语，而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最终区分开来。这说明，马克思还没有最后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项工作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得以完成。
前面说过，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批判他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时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就是说，研究生产关系问题，不能“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从而“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整体上去研究。然而，在马克思研究生产关系的历程中，真正从整体上开始这一问题研究的，要算作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首先从物质生产出发，提出“生产是总体”的命题。然后针对这一“总体”，他进一步深入而具体地考察和论证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
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针对蒲鲁东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先后次序进行排列的错误做法，他还特别提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这就告诉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必须注意研究生产关系的整体。
然而，马克思是怎样把生产关系尤其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呢？首先，从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结构体系的安排来看。在他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根据一个时期以来自己对生产关系问题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结构体系做了这样的规定：“（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形成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逐步深入，经过不断的思考，在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他又把自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并且指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
1858年8月至1859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同年6月作为第一册出版。接着，马克思曾打算很快写出原《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第三章，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册出版。但因为要反击和揭露卡·福格特的污蔑性攻击及其充当路易·波拿巴雇佣密探的可耻行径而被迫中断。直到1861年8月，他才又开始继续写作。1862年12月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册基本脱稿。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对原来的写作计划又做了进一步修改。1863年便开始以《资本论》为题重新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论著。1866年10月14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题为《资本论》的“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第一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三册作为第二卷，第四册作为第三卷”。
后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把第一册资本进行最后的加工、修订和润色，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发行之后，他在继续准备出版该卷的德文版第二版和外文译本的同时，又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力争尽快完成全部著作。但国际工人协会的繁忙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特别是由于他严谨治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而不断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使他未能亲手完成《资本论》其余各卷的最后定稿和出版工作。恩格斯继承了他的遗志，完成了二、三两册即二、三两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委托考茨基完成第四册即第四卷理论史的编辑出版工作。从马克思对自己政治经济学巨著结构体系的设计和安排来看，他对生产关系整体内容的理解是庞大和丰富的，结构是复杂的，逻辑也是严谨的。
其次，我们再看《资本论》巨著对生产关系研究的整体思路。不容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一个艺术整体，而且也是一个描述、研究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严密的逻辑整体，把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总体上分析和揭露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第一卷，他以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为对象，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为核心，不仅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对立的经济根源，而且揭示了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实质、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第二卷，他以资本的流通过程为对象，把资本作为运动来把握，不仅考察了个别资本的运动，而且也考察了作为个别资本运动总和的社会总资本运动；不仅揭示了个别资本运动的各种结构要素、各种结构要素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各项比例关系，揭示了个别资本运动中起基础作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且也揭示了社会总资本运动内含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相互对立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第三卷，他以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动的总过程为对象，循序渐进地考察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各自独立的运动，考察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竞争及其形成的从个别到总体、从国别到国际的经济网络系统，揭示了这些资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剥削集团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尤其揭示了隐藏在这些剥削集团背后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最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内含的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整体及其结构基础上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具有特定阶级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与社会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性质。随着《资本论》四卷手稿的完成，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的研究即告一段落，一个科学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经过马克思长达4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辛勤劳动，最终得以诞生。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的研究，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生产方式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上层建筑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从国别生产关系到国际生产关系、从区域市场及其要素到世界市场及其要素乃至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危机，体系之宏大、逻辑之严谨，可谓前所未有、后人无比。最终形成的《资本论》四卷结构，虽然未能涵盖并取代原来拟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册和六册计划的博大内容，但却涵盖了马克思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精华，展示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研究的恢宏构想。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尤其是《资本论》四卷及手稿的完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乃至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也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创立的光辉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