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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问题的研究，并非随感而起，而是有着深刻的家庭和社会背景。
首先，马克思家庭环境和父亲好友的熏陶。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一位享有较高声誉的律师，曾任特利尔市律师协会会长。母亲罕利达·马克思是一位朴实的家庭主妇。马克思在少年时期曾受到父亲的好友威斯特华伦男爵（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的重要影响，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有一定的造诣。受家庭环境和外部影响，马克思成为一个有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并具有忠诚老实、厌恶虚伪、心胸坦荡、表里如一的高尚品格。从青少年时起，马克思就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怀疑一切”定为自己的座右铭，把“目标始终如一”作为自己一生的格言，
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统一”作为选择职业的标准。
崇高的理想信念、不平凡的见解和伟大抱负，是马克思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前提。
其次，1835年秋，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大学期间，马克思虽然学的是法学，但研究最多的却是哲学和历史学。当时的柏林大学是黑格尔思想的研究中心。在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摆脱了最初信奉的康德和谢林的浪漫主义，转而研究黑格尔哲学。1837年4—5月，他在柏林郊区斯特拉劳度假期间，阅读了黑格尔几乎所有的著作及其学生的一些文章，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学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专门研究和讨论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去世后，其学生分为左、右两派。右派（或称老黑格尔学派）坚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成为保守的黑格尔信徒；左派（或称青年黑格尔学派）以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年）、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和莫泽斯·赫斯（1812—1882年）为代表，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得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但是，这些首领却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批判，轻视实践，只从口头上谈论革命，脱离并害怕人民群众。马克思虽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学派，潜心研究黑格尔哲学，但却与这些首领截然相反，他力求使哲学与社会现实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41年大学毕业时《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的博士论文中。在文中，马克思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以后希腊哲学的发展趋势，探讨了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德国哲学发展的前景。针对黑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如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等是导致古希腊哲学呈现衰败趋势的自我意识哲学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哲学并非希腊哲学衰败的象征，而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钥匙”。
他还认为，自我意识哲学的时代意义在于，显示了青年黑格尔学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移说，绝不仅仅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重复，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它不仅打破了机械决定论和盲目必然性的支配，成为人的自由的自然根据，而且也证明了人的自由不仅在于思想自由，更在于通过行动而获得自由。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虽然在总体上属于青年黑格尔学派观点，但由于其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在哲学上坚持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世界哲学化”“哲学世界化”的命题和任务，对思维与存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可以说，他此时的思想，既属于又不完全是青年黑格尔学派，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超越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水平。
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本打算在波恩大学担任教职，但由于德国当局对进步教授的迫害转而从事写作和报刊工作，进行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现实斗争。针对普鲁士政府1841年12月颁布的取消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于1842年年初写出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政论性文章。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被聘为该报主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坚决反对普鲁士政府欺压劳动群众的专制行为，使这家报纸具有革命的民主主义趋向。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他从哲学高度对出版自由进行了论证，提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的观点，
并认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不是他们的主观行为，而是由人们的等级地位支配的，人们不同的等级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和行为。
显然，马克思已开始对“现存的国家是否是真理的体现”这种理论持怀疑态度。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他坚持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为他们的利益而辩护，说明他已看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普鲁士政府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作为立法的最高标准，说明普鲁士国家已经沦为林木占有者阶级的政治工具。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他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
这里，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社会生活的客观性，不由人们以及个别政权的主观行为所支配，而由其中内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关系来决定。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还有一些观点值得重视。一是在1842年7月发表的与反动的《科伦日报》论战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出“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的论断，
较为鲜明地论述了哲学在人民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虽然在整体上还持有黑格尔的哲学观，但已明确反对德国哲学所具有的脱离现实的思辨特征，强调哲学对时代和现实的指导作用。二是1842年10月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与奥格斯堡《总汇报》论战时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批评了《总汇报》对“共产主义”“肤浅的、片面的”想象的理解，而且还对当时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共产主义绝不是靠几篇文章就能解决问题的，而应以最贫穷的居民阶级的真正利益为基础。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还针对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只会高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极端激进的口号、不加区别而抽象地批判一切、提不出任何积极而符合实际的纲领和政策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要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这说明，他不仅与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截然不同，而且已与他们分道扬镳，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历程。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由社会回到书房，来到小镇克罗茨纳赫，思考和研究《莱茵报》时期留给自己的苦恼和疑问，即“国家是理性的现实和自由的保证，还是现实所显示的维护富人利益的工具”的问题，其最初成果便是剖析黑格尔国家观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
“国家是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事实说成理念活动的结果”。
“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作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作神秘主义的结果”。
“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黑格尔国家观唯心主义基础和神秘主义特点。可以看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虽然是马克思尚未完成的手稿，但却表明马克思思想已经处于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巴黎，决定与阿尔诺德·卢格共同创办《德法年鉴》。但由于马克思与卢格在办刊立场和宗旨上发生了分歧，结果只出了一期。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著作。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唯心的和神学的提法，指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根本区别，并把鲍威尔关于人的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加以论述，认为“人类解放”是废除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自我异化关系的革命，它不仅使人能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而且也使人能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获得解放，同时，也能从根本上废除和解决宗教问题。
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是用抽象的人本主义语言来表达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思想，但在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时，则提出了实现“政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途径以及把人类从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根本性的社会主义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揭示了宗教问题的社会根源，明确提出把宗教批判发展为政治批判的任务；在唯物主义地阐明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同时，批判了割裂二者关系的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实践派”和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柏林“自由人”组成的“理论派”，提出关于“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的相互关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及“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著名论断；并且在分析德国革命的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所束缚的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还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由其历史地位所决定的伟大历史使命问题。
显然，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作用的分析还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是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来论证的，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是，如果把他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活动与在《德法年鉴》时期的理论探索过程联系起来则不难看出，他已经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决定性转变。正是这一思想的决定性转变，才使他能够发现物质利益乃至物质利益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国家与国家制度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以及物质利益关系对这些关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把市民社会及其内含的物质利益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去探求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发展的奥秘，揭示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
再次，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哲学的创立。西方哲学史告诉我们，当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获得充分发展时，产生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初期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它由康德开始，经由费希特、谢林，发展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行了一场以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对象的革命。康德一举推翻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神学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方面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在于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方式，但由于它的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他的哲学体系便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由此便决定了对他的方法论进行彻底改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费尔巴哈则已从另一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他通过对神学的批判转向了唯物主义，颠覆并改变了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树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同时，他还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然而，他的唯物论，既未摆脱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也未真正理解极为丰富的黑格尔哲学。他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却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回到形而上学主义。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他的这种半截子唯物主义哲学，无法满足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要，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则从自大学时期就已开始的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中，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摒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汲取了其中的辩证法，摒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义，汲取了其中的唯物主义，并加以改造和升华，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哲学的创立，使马克思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最终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从而使马克思能够真正从人类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出发，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研究并揭示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其客观规律。
最后，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莱茵报》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实践，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去寻找。”“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于是，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1843年夏，马克思便与夫人燕妮来到巴黎，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便是他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从“当前的事实”即劳动异化现象开始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劳动异化，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异化，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而是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异化；这种劳动异化包括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本身与劳动者、人的本质与人、人与人的异化；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和结果，同时，劳动异化又是私有财产的根源和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异化劳动变为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则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手稿》中，他还在批判各种空想共产主义理论的同时，第一次对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和阐述。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向社会的人的复归，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矛盾的解决，是实现工人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
在这里，马克思虽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问题的分析，阐述了自己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由于还带有黑格尔抽象和思辨的色彩，亦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痕迹，因此，他此时的理论观点还处于过渡性的和不成熟的阶段。
1844年8月，恩格斯来到巴黎，与马克思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同年11月，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问世。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在批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例如，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把现实问题归结为观念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揭露了一切思辨哲学的认识论根源，阐明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同时，论证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起源和始点，揭示了生产方式是理解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和发展阶段的钥匙，阐明了人民群众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英雄历史观时，明确表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人民群众队伍的扩大，并提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决定者的原理；同时，还依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把自己推向灭亡的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神圣家族》一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但它已经对费尔巴哈带有直观性特点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有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不同意见。
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揭示了费尔巴哈以及所有以前的唯物主义忽视革命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根本缺陷，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世界是可知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证明；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在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抽象理解的基础上，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理解由理论所导致的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的钥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恩格斯在1888年谈到《提纲》这一文件的意义时认为，作为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它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起源。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论证了由他们拟订的哲学路线：“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
在这一哲学路线的前提下，他们特别申明自己哲学的出发点：“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而是从“事实活动着的人”
出发。并且，进一步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例如，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历史的出发点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原理等。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使马克思完成了社会学说的真正的伟大革命。从这一成果出发，他不仅对人类社会内含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而且还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