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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时代”是当下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的一种客观反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过程的特征。我们可以将“质量”一词中的“质”抽提出来，突出其重要性。“质量时代”强调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要体现出高质量，让人们获得功能性满足。对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而言，人们对质量的关注重在原材料、生产工艺、市场流通，以及消费过程中的标准化建设和是否便于溯源等；对艺术品而言，是否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认知、释读，强调质量中的“质”呢？对此，会有多种看法。看法不同，自然也就会产生差异化的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又会从相应角度影响艺术品自身的价值呈现——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从艺术品市场角度看，无论哪种情况，在流通过程中都会存在。因此，“分类论质”应该是艺术品质量时代价值建构的一种有效方法，进而突出不同媒材艺术品就“质”而言所建构文本的差异性。例如，书法绘画艺术品与玉雕艺术品因其物理材质的差异，相应作品的差异性也非常突出。虽然两者在同一母题意象架构内的人文精神方面具有等同性效果，但是因两者的媒材不同，就形成了差异化效果，我们可以暂且把这种比较方式称为“等差效应”——也就是说，在对不同类别的艺术品因“质”而作等差性价值发现定位，从而建构适合时代语境的价值发现文本以展现其自身的价值时，就要区别对待：有的注重精神性，有的注重物质性，或是两者叠加，但又各有侧重点。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品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市场流通中的具体情况。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依存，这是艺术品质量的核心要素（见图1-2）。
图1-2 中国传统艺术品分类论质基本模型
简单来说，艺术品的物质性是肉眼能够见到的，但对于其精神性、价值发现和质量关系，人们不一定有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取决于价值发现者的综合能力，如审美趣味、美学哲思、价值观点，对艺术史的横向、纵向检视，以及价值发现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学养，等等。那些接受过这些内容和形式训练的艺术品价值发现者建构的艺术精神性产品在“质量”上必然更胜一筹，这是艺术品价值发现在质量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由文化自信、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趋势所决定的。
在质量时代，人们对艺术品价值的诉求更趋向于精神性消费，而这种精神性发掘与文本建构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换个角度讲，就是要向艺术品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价值发现文本，从艺术美育的角度去做功能释放，带给人们更多元化的思考。例如，当你通过互联网视频深度了解一件宋代龙泉青瓷或苏轼的书法作品时，在视频中领略其多种状态美感的同时，与之相应的语言描述更能诱发你的某种欲望和思考，这体现了价值发现者所带来的高质量信息与需求者的精神性对接。又如，对艺术品拍卖公司而言，他们对其所认为的重器或重点推荐的拍品所做的文本描述就比较丰富，也就是说，此时的价值发现相对比较彻底，能够激发购买者在拍卖场上的竞拍意愿。
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可感知到：价值发现是多维度的，是对非标艺术品的立体发现。艺术品本身所呈现的视觉美感需要有文本的参与，才能达到相应层面的和谐统一，即需求者层面的共识性。而这种情形在艺术品市场流通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便在一般的古玩店也层出不穷，因为都离不开一种特殊的交流氛围或者文字描述，这与普通商品的买卖非常不同。
由此建构而成的文本也就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艺术品的一种价值尺度，可为艺术品定价提供更为合理的参考维度，使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较客观地反映价格存在的合理基础，进而逐渐趋近艺术品价值本体。只有在突出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才能达成中国传统艺术品估值的量化区间共识，该共识区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动态性特征，具有约定俗成的动态平衡性。无论是增量艺术品还是存量艺术品，其价值发现都应基于它的“质”而展开——确切地说，其价值发现应围绕艺术品蕴含的人文精神而升华。
基于这种判断，质量时代下的艺术品价值发现就必然有其抓手。为此，本书提出了“分类论质”和“等差效应”两个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抓手，又抽提出艺术品所蕴含的高质量精神性要素，呈现给需求者，以供其消费。通过这种形式所做的价值发现有三方面功能：一是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二是能够形成价值评估的共识区间；三是能够非常精准地供给高质量美育产品，让审美趣味的培养得以广泛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