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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艺术品（书法、绘画、青铜器、玉器、瓷器等）来讲，由于它们的历史跨度很长，在各个历史阶段又因为文化、信仰、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差异，而使得艺术品本体所涵摄的信息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如果价值管理者完全从这些角度去考量，势必会掉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考状态，难以实现纲举目张的管理效果。因此，我们从剥离艺术品复杂信息的思考维度着手，立足于庄子的哲理性思考，在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的启发中，从物质和精神这两个角度对艺术品价值管理的对象性展开分析。
从管理角度看，一个事物必然有其相应的选择对象。而对传统艺术品来讲，媒材与精神内涵是它的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然而，因为媒材的差异，其价值管理的侧重点就有不同：有的是以媒材为主来寻求价值管理的路径，有的是以精神内涵性来建构管理方法。这与西方传统艺术品有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在于艺术品存在的哲理性根源不同，所以，才会选择“分类论质”的方式来释放艺术品价值管理功能。从物质媒材的角度看，在当下归为传统艺术品范畴的玉器、金银器等，由于“物”的自身价值就比较昂贵，因此，其具有大众选择的倾向性、器物形态的指向性、使用空间的约束性。
因此，此类艺术品的价值对象选择与绘画、书法艺术品是非常不同的。前者更多侧重于从材质基点出发来进行对象性的价值管理，而后者则侧重于母题意象、人文精神内涵要素来进行对象性分析。但二者并无明确的分界，也就是不能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来做非此即彼的价值管理选择，而是在整一性、互为相生的融合状态下来选择对象管理。换句话讲，也就是价值发现者如何去选择价值要素对象来诠释艺术品本体价值的问题。为此，可借鉴徐复观所著《中国艺术精神》的探讨路径。因为价值发现者会受到个人知识结构、价值要素偏好的影响，所以，经价值发现文本呈现的精神产品是立足于“物”还是立足于人文内涵而展开，对于不同的价值发现者来说，侧重点是不同的。
艺术品价值管理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艺术品市场需求端服务，而不在于建构一个框架来封闭艺术品本身。相反，需要建构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来为艺术品市场需求端服务，以突出艺术品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使中国传统艺术品的人文内涵在艺术品本体“意境生成”的气氛中得到有效释放，促使价值发现紧紧围绕时代观念而展开。例如，在当下场景中，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玉器的价值释放角度可以说差异巨大，人们对它们的价值需求、价值判断的差异同样巨大。因为这类传统艺术品的原始功能是祭祀祖先的礼器，并不是交易的商品。这就从客观上要求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功能传递有所不同，进而强调价值管理对价值要素呈现方式的精准性。否则，就只会突出青铜器、玉器的祭祀性原始功能，而从艺术品市场交易行为来讲，这类价值要素与时代价值观并不吻合。
探讨此类问题时，排除了不具有商品属性的存量艺术品，也就是排除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所展示、储存的各类艺术品。因为该空间内的各类艺术品的价值管理维度与艺术品市场交易状态的价值管理维度不同，价值管理的价值要素对象不同，价值消费的终端群体也不同。在排除此类艺术品后，就能够有针对性地考察存量艺术品的商品属性及其在艺术品市场流通环节中的价值管理需求。艺术品作为具有非标特性的特殊商品，具有随机性、唯一性、不可拆分性。因此，对它的价值管理同样也有特殊性——具体来讲，就是等同性和差异性。
等同性首先体现在创作者自身之上，也就是说，同一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品具有等同性的文化基因、情绪注入，作品中有特定的自我风格。等同性的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创作者选择了同一媒材（比如和田玉、寿山石、黄花梨等）来进行创作。从材质基础看，其“物”的价值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等同性，彼此间具有比较和参照的基点，容易立足艺术品本体价值要素展开价值管理。
说到差异性，则非常复杂，因为它涵摄了等同性里面的差异成分。由于艺术品具有非标特性，无论在物质性还是在人文精神方面，等同性是相对的，差异性是必然的。反映到艺术品价值管理体系中，这些元素就表现为多元化、多方面、随机性的特征，构建的文本形态也就不同。能够在艺术品市场流通的艺术品本身是唯一的，如果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范围内出现两件基本一致的艺术品，那么必然有一件是“不真”的。这种交易情形在艺术品市场中是一个普遍认知。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艺术品价值管理者提供更为翔实、更为丰富、更为多元化的价值要素，来服务于艺术品市场交易需求。这样就能从艺术品价值发现、艺术品价值管理、艺术品价值评估三位一体的视角，通过对价值要素的分析判断来对交易行为进行决策，判断需要交易的艺术品的真伪。这就是艺术品价值管理差异性方面的复杂原因。因此，艺术品本体的唯一性客观上对价值管理的功能定位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换句话说：艺术品有权选择适合其本体的价值管理者来互动。比如，张大千艺术作品的价值管理者就不一定能成为毕加索艺术作品或者宋瓷艺术品的价值管理者。特别是对讲究“气韵”的中国传统艺术品而言，有了气韵的存在，才会有“意境生成”。如果价值管理者不懂“气韵”是什么，或者见到绘画艺术品后不能从“气韵”的角度去做价值要素管理，自然也就难以呈现艺术品的本体价值。正因为如此，艺术品自身才拥有选择价值管理者的潜在需求。当然，也可以不理会这种需求，跨界也是可行的，但跨界是有条件的。比如，具备书法绘画相关理论知识、经验沉淀的价值管理者可以对拥有绘画题材的瓷器艺术品进行相应的价值管理；对某类典型题材（母题意象）拥有深入研究体验的价值管理者可以对不同媒材的此类艺术品进行横向的比较价值管理，建构相应的价值体系。这两类“跨界”都具有共通性，也就是具备传统文化修养方面的共识性基础。换个角度讲，艺术品价值管理者需要传统文化修养、现代管理理论修养、艺术理论修养，这是一种综合性的素质，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过普通商品市场经济范畴内的价值管理概念。
由于管理对象的特殊性，不同文化沉淀厚度的管理者对艺术品价值的释放程度是不同的。在此，有人会有疑问：管理者为什么会影响艺术品的价值释放呢？下面，本书从三个方面来回应此问题。
对中国传统艺术品而言，管理者面对的首先是价值，其次是价值呈现的多样性，最后是价值呈现的非确定性。这就是艺术品价值管理者面对的场景。价值管理者管理的是艺术品价值，而艺术品价值更侧重于“精神产品”的呈现。换个角度讲，作为承载精神产品的媒材，艺术品“物”的属性被削弱，因为此物已被固化了，价值也就相对固化了。
在“物”的有形状态下，艺术的精神产品价值却并未被固化。即便承载该“精神产品”的“物”残缺或消解了，只要它的图片形式还存在，与此相关的文本描述就会继续存在，那么它的精神产品价值同样存在，可以体现出艺术品的本体价值，同样能够为它的关注者提供服务，这就与衣食住行类商品的管理非常不同。
我们再来看价值呈现的多样性。多样性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宏观上讲，涉及历史时期、宗教信仰、文本描述、文献记录、考古发掘、呈现空间、学术研究等；从微观上讲，涉及媒材类型、表现形式、构图技巧、风格情况、师承关系等。这些信息无不潜藏在艺术品本体内，且具有多样性。由此看来，价值呈现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元素可通过观察进行有效管理，而有些元素需要通过体验互动才能得到呈现，进而纳入价值管理者的思考维度，为艺术品在市场中的流通提供有效动能，促使其价值释放。反之，则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利于艺术品的市场流通，也不能有效体现它的艺术金融性。
还有就是艺术价值呈现的非确定性，或者说是相对范围内的动态性，也就是说，价值管理者所面对的价值要素是非确定性的。对媒材物来讲，其自身会因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尤以玉石、黄金、白银、铜材等为媒材的艺术品最为显著。艺术品市场参与者的审美情趣及其自身经济状况的变化也可以成为艺术品价值呈现方面的非确定性因素。
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价值管理者不能脱离艺术品市场的交易行为来管理，不能脱离艺术品市场参与者的需求来做价值功能的释放，而应紧贴需求端，将精神产品呈现给消费者。也就是说，艺术品价值管理者同样需要具备较高的市场敏感度才能面对艺术品本体，活跃艺术品市场流通，积极释放艺术品的金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