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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品本体的非物质性元素（即人文精神）进行分类及结构化，再到区块化，目的在于满足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方面是对非标特性的价值发现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探求艺术品给人们的精神消费带来的层级关系。这两方面都同时指向艺术品本体的元初信息，也就是人文精神内涵的创始区块。在如今质量时代和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消费者对艺术品的人文内涵需求具有丰富的多元视觉，这就给价值发现者提出了新课题。
换句话说，以前那种单一性的价值文本解读已经不能满足客观需求，自然也就不能为艺术品投资者提供风险识别的多维度思考与选择，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改变这一现状的最佳途径就是对元初信息进行类型化、结构化，使其区块化，才能建构数学模型，形成大数据基础信息元。这种结构一旦形成，人工智能就有了优势地位，利用艺术品区块链技术对其进行价值发现和风险识别的作用才能凸显。而艺术品人文精神内涵的另一面具有流动性，是开放的，这就为它的价值要素大数据提供了“源泉活水”，使区块间的信息元彼此互动组合，从而为艺术品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达到“质控”和“风控”的效果，有效解决个体差异的情绪干扰。事实上，自中国传统艺术品进入市场流通后，尤其是在现代化治理下的艺术品交易中，人的个体差异性对正常交易产生了非常多的不可控因素，这种潜在的艺术品人文精神内涵因受到各种差异的干扰而被遮蔽。常见的情形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件艺术品有“真”与“不真”的两种判定，由此形成的两类解读文本就成为投资者博弈的根本要素，这也就是风险识别的基础原点。
当与此对应的信息元区块化后，这种情形便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以实名制为基础的区块链技术可对任何艺术品对象的解读者、价值发现者进行溯源，并公开其价值文本信息，其价值管理也就有了模型化建构。而大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可对这些文本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进行有效抽提，并提供其概率值，以建构对应艺术品“真”与“不真”的共识有效值以及评估效用值，进而解决智能合约的数据支撑，厘清价值与债权之间的关系。对提供精神性消费为主的艺术品而言，投资者对其情有独钟也源自其精神性趣味（或者叫审美诉求），因而对它的合约界定就不可能与以普通商品为对象的交易合约等同。对艺术品而言，智能合约界定的是有效供给，是价值发现文本中关键词的统计值，具有不可更改的有效性。一旦价值发现者的文本进入架构区块内，其约束性就发生了，不能随意篡改——即便有所更改，也能对前后更改的词语做出相应标记，为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
在价值互联网时代，艺术品人文精神内涵的区块化是多元需求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的诉求，这与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密不可分。长期致力于艺术品投资的参与者更是深有感触：20世纪90年代初，艺术品作为市场交易的商品进入人们的视线时，投资者很难根据价值发现文本进行决策，更多的是根据声誉较高的鉴定专家做出的相关描述来决策，并在圈内流通，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直到21世纪初，因互联网技术给人们带来了对艺术品的深度需求，之前的情形才有所改变。但此时的描述者大多把传统笔墨的人文内涵放在西方艺术品价值评估的模型内进行，偏离了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维度的审美趣味和美学哲学思想，其结果是导致了对传统笔墨的价值发现不充分、不平衡，使得投资者很难依据艺术品本体价值来对其进行风险识别。换句话说，在投资者对艺术品本体没有充分认识的前提下，其外围的风控机制很难发挥其效能，防火墙的能量会被消解。由此可见，在多元文化视觉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的文本语境转换非常重要，从而需要重构艺术品本体价值评估的解释体系。
事实上，西方传统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本质上就是两条平行线。西方艺术品以“再现”为追求极致，其美学哲学基础是“二元对立”；而中国传统艺术品以“意韵”表达为追求极致，其美学哲学基础是“二元统一”。由此，这两种艺术承载的人文内涵就非常不同，远比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界定的价值发现文本更为多元、丰富。因此，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文精神内涵需要结构化、区块化，形成自身语境的艺术品本体价值评估体系，从本体上达到风控效果。通过分析，本书揭示了具有非标特性的艺术品与价值发现文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将基点统一于对艺术品投资的风控要素进行分析，也就是对艺术品的人文内涵进行结构化分析。对艺术品人文内涵的结构化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艺术品非标特性的理解路径，是一种前瞻性思考，也为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的建构导入了基于非传统观念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