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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挑战

截至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的全面胜利,全国人民同步步入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的反贫困奇迹,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由来已久,造成贫困的部分根源还未彻底根除,民族地区在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一)不容忽视的返贫问题

部分民族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以及特殊困难群体的脱贫基础还不是很牢固,返贫风险较高。此外,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家庭也易受到疾病、灾害、就业等冲击从而陷入贫困。如表1-6所示,2019年仍然有返贫人口5400人,新增贫困人口1108.46万人,主要原因是疾病、残疾和缺乏劳动力。

表1-6 2015—2019年贫困人口、返贫人口、新增贫困人口统计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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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我国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管理,每户贫困人家都能得到监控和帮助,但是边缘户因数量众多,难以建立统一的监测体系,无法准确进行监测,这些边缘户一旦受到冲击,难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及时帮扶。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时,这些边缘户抵抗风险的能力并不比贫困户高,很容易变成新的贫困户。

(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带动作用有限

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是实现长期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但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边疆贫困地区,以及特殊困难群体,无论是产业扶贫还是就业扶贫都存在带动作用有限的问题。

1.扶贫投入产出效率低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实施周期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国家在贫困地区交通设施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党的十八大以来,交通运输部在贫困地区公路建设方面累计投入了超过7000亿元车购税资金,支持建设了7.5万多千米国省道和44万多千米农村公路。但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出行难”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而且早期建成的公路以“通”为主,建设标准低,不达标路段急需提升改造,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和危桥改造等工程也十分迫切 。由于深度贫困地区多处于偏远山区,即使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依然严峻。物流成本偏高的问题无法根除,导致外销的农产品售价偏高。由于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低,企业和私人资本不愿意入驻,因此当地产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足够的资金,形成了恶性循环。

2.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如表1-7所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每年都有大量增加,近几年更是达到每年200亿元的增幅。国家在扶贫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贫困地区的产业从无到有,但在扶贫工作的后期阶段,仅靠资金投入远远无法达到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缺乏内生动力是阻碍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的一大难题。目前仍未脱贫的人群除了因残致贫、因病致贫和老年贫困外,大多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表1-7 2001—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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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财政拨入很多资金,以及直接对贫困户进行补贴,助长了一些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降低了贫困户自主脱贫致富的信念。其次,现实的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民族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产业发展条件先天不足,不少产业是靠着国家的专项补贴坚持下来的,当后续资金撤离,如何实现持续盈利是很大问题。另外,因为信息不对等、市场调研不完备、专业知识欠缺等因素,贫困户承担了较大的农业经营风险,很可能遭遇失败,打击了一部分贫困户的积极性。

3.部分深度贫困地区电商产业发展滞后

电商产业的发展在近几年为贫困地区产品的销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多企业、组织、个人都借助电商平台“爱心助农”,为贫困地区的产品销售提供了渠道和促销手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电商产业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电商扶贫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首先,农村电商发展状况与农村贫困状况相互影响。贫困地区电商规模普遍较小,减贫效应短期内难以充分释放。电商扶贫项目落地实施,需要经历地方产业培育、企业集聚、互联网导入、项目平台搭建、示范带动及农户参与的过程。贫困地区导入电商并不困难,但一个地区特色产业的形成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实现“从无到有、有中生优”的迭代演化,需要较长的、反复的实践探索

其次,电商产业发展带动农户脱贫作用弱,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一些电商企业下乡意愿强烈,主要体现在工业品下乡、拉动农村消费,但促进农户增收和建立农户生计的作用较小。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联合机制的缺失让农户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电商平台凭借其主导地位,有时候会将风险转移至农户。同时,一个乡村的电商扶贫项目或平台有限,企业经营不善时,贫困农户会遭受较大损失。

4.就业扶贫面临较多困难

由于土地生产率有限,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农村就业不足的现象,许多农户选择外出务工以增加收入,各级政府也积极鼓励贫困户从事非农工作,鼓励他们外出寻找就业机会,但就业扶贫面临较多困难。

首先,民族地区贫困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青壮年劳动力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大多从事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知识水平不高导致学习能力偏弱,尤其是40~50岁的人员由于知识、技能基本固化,技能培训工作的效果不太理想。其次,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薄弱,技能培训与当地就业岗位的匹配度不是很高。最后,贫困地区就业渠道狭窄、信息闭塞,贫困户认识和了解其他岗位的渠道有限,在当前的疫情冲击下,更加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

(三)健康扶贫还不完善

健康扶贫是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精准脱贫中最有效的治贫方式之一。民族地区健康扶贫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发展基础差,健康扶贫还不完善。

1.农村地区医疗条件相对不足

首先,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人才极度缺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专业人才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大医院,因为可以接触更为先进的医学知识,提升业务能力,也可以获得更丰厚的薪资,享受更舒适的生活,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其次,民族地区农村医疗机构缺乏先进的医疗设备,稍微复杂的手术需要转到县里,甚至市里的医院才能进行,部分地区的新药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最后,由于民族地区农村医疗能力弱,对群众健康的整体保障度不高,群众不愿意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所就医,加剧了恶性循环,导致村卫生室、乡镇卫生所更加无法获得优秀的医疗人才和先进的设备。当出现大规模卫生疾病时,市、县的几所大型医院难以承担整个地区的医疗服务需求,使得疾病控制难以到位。

2.医疗保险和疾病救助系统建立不完备

按照建档立卡的数据,我国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的比例分别超过40%、14%。治疗重大疾病动辄花费几十万元,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无法承担,一旦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生病,家庭不仅没有了收入来源,还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到最后负债累累。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虽然解决了医疗保险的受益人口数量问题,但是受益人群的报销比例相对偏低,无法保障大病的治疗 。而现有的保险类别繁多,保障内容各不相同,保险知识在全民中的普及度不高,人们对保险没有全面的认知,不少人还存在对保险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医疗保险行业的发展。

当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无力保障的范围之外,疾病救助、社会救助等一些人道主义救助是最后的保障。但是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成熟、正规的救助系统。虽然近些年出现了一些网络众筹活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家庭的燃眉之急,但是因为信息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对这种救助形式的争议一直存在。

3.对贫困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不足

目前健康扶贫主要关注的是身体健康问题,致力于从各方面完善医疗体系、提高医疗水平、减轻疾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负担,但一直存在的贫困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

贫困群体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卑心理。贫困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生活积极性不足,表现为“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人生目标感”比较模糊、“生活认知感”普遍消极。 二是因循守旧。贫困人群思想僵化,封闭排外,不愿意去接触、了解现代社会观念和思维方式,主动学习意愿低。 三是不平衡心理。贫困群体面对经济差距,或者当政策没有惠及自己时,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进而采取偏激手段。四是爱面子心理。有些贫困户出于爱面子的心理,在调查中过度抬高实际生活水平状况,不希望被贴上“贫困户”的标签 ;还表现为在人际交往中赠送过高的礼金、生活消费水平过高等。五是好逸恶劳心理。部分贫困人群不愿承担正常强度的体力劳动,总是为自己寻找一些借口来逃避工作。

长期陷入贫困的人群并非同时具有以上心理特征,但总是或多或少具备其中一条或几条特征。而当前的精准扶贫仍主要关注物质领域,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不够,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存在明显脱节,研究成果很难实际运用于公共政策和扶贫实践

(四)社会扶贫力量薄弱

在全国性的扶贫开发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事业中。国企、民企、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最初单一的捐钱捐物扩展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的全面帮助。但从总体来看,民族地区社会扶贫力量还比较薄弱。

1.企业扶贫可复制性不高

目前民族地区企业扶贫最常见的形式是,利用企业的营销平台推出各项活动,帮助贫困地区售卖农产品;或者通过消费扶贫,直接购买贫困地区或贫困户的农产品;或者投入大量资金,帮扶贫困村发展某一农产品。这种帮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贫困问题,但一些企业和贫困地区忽视长期、稳定的脱贫机制建设,一旦离开企业的帮扶,贫困村和贫困人群很容易再次陷入贫困状态。

民族地区企业扶贫活动也涌现了很多成功案例,如地产企业带动建立基础设施、食品企业带动发展生态农业等,但是因为各贫困地区自然、区位、发展基础等都大不相同,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精准扶贫政策,各企业间更是千差万别,擅长的领域不尽相同,所以企业扶贫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涌现”的现象,其可复制性较差,即使有成功的案例在前,也难以简单地复制、推广。

2.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不高

首先,活跃在民族贫困地区的社会组织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不少都缺乏成熟、专业的管理运作体系,管理缺位、失位现象较多,相对滞后于扶贫的实践需要。其次,很大一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管理不够规范,专业化程度有限。最后,不少社会组织队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长期雇用的专业人员,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和职业技能水平不高,能为贫困地区提供的专业化帮助有限。

较多客观因素限制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赞助、社会捐助、政府补贴等,自身盈利能力弱。而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财富有限,企业赞助、社会捐赠等资金与东部地区相比远远不足,社会组织资金紧张、资金可持续性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导致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很难吸引专业人才,后续发展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发展。

3.社会扶贫管理制度不健全

目前社会扶贫多以项目形式出现,缺乏长期规划安排,当项目结束时,资金、人员大量撤出,而当地政府对项目成果的后续管理和发展力不从心。同时,扶贫项目很多是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发性行为,政府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给予鼓励,所以各企业和社会组织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管理和长远的协调规划。并且,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援助力度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整体经济形势、企业当年盈利情况、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的影响,它们的帮扶措施、资金并不能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6haREOpcgmE/ceUQsCooD23vFOAxAZe6Avf4hh3YQLR1h+zR7KcrdoDG6EyFOf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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