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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不都这样吗”，对吗？这是人们最常说的话之一，常在许多谈话中被不经意地抛出来，是老掉牙的讽刺。在世界上每个说英语的地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大家都这么说。这半是开玩笑，没错，它很少是指纯粹和精确的事实。但它通常也不是一个完全轻佻的俏皮话。这句话里总隐含着某一方面人们认为真实的某种东西，潜藏在任何年龄段男性身上的某种东西，近乎难以遏制的某种东西。不管父母认为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天生就有哪些不同，这也不太可能是荷尔蒙的问题，因为在整个童年时期——婴儿期之后和青春期之前——男孩和女孩体内的睾酮水平相似。然而，当人们说“男孩不都这样吗”这句话时，是在心照不宣地勾起相互理解和共同经验。你能怎么办，男孩不都这样吗？没办法，男孩不都这样嘛。嗯，这就是了，因为男孩毕竟都这样，不是吗？这不就是典型的男孩都这样吗？
还有一个推论：女孩最好小心点。
如果生物学家能够解释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从性行为到军国主义，从恋爱到嗜糖，从割喉式的营销竞争到愤怒管理，那么即使我们再不喜欢大自然的演化方式，该死，我们也必须尊重它。 48
自古以来，生殖器一直是生理性别差异科学理论的中心。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性激素统治了生理性别差异的科学。最近，研究生理性别差异已经聚焦于遗传学和人类基因组。科学史家萨拉·理查森（Sarah Richardson）写到，随着遗传学搞起生理性别研究，“将生理性别的二元划分视为写在X和Y染色体上的分子的倾向，在把X和Y染色体性别化方面最为明显，X代表女性，Y代表男性”。也许用不了多久，蛋白质组学（对细胞内蛋白质的大型研究）这门新科学就会发现男性属性的关键，并确定男性气质是由某一种蛋白质特征造就的。
对Y染色体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那时起，Y染色体在科学研究中就代表了男性的本质。一如既往，关于男性的科学受到一种推拉效应的影响，即已有的关于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观念启发研究，而研究则反过来证实最初的偏见。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82%对于Y染色体的研究就聚焦于一种所谓的联系，它存在于攻击性与拥有两条而不是一条Y染色体的男性之间，这些男性被称为XYY男。当时的遗传学研究得出了一个坚定的结论：如果一个男人有太多的Y染色体，他可能就会更加暴力。这一假说背后的科学主导学界近20年时间。但后来，随着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理论突然地、彻底地被推翻了。到1980年，XYY男已经从科学文献中消失。他们不再充当将暴力和男人相关联的生物学解释的“海报男孩”这一角色了。 49
自从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生理性别的生物学就以遗传学和染色体为中心了。尽管Y染色体绝不是唯一可以找到与男性有关的基因的地方，但在科学文献和大众传媒中，将Y染色体作为男性的新大本营的说法持续不断。不过有例子打破了这种简化的性别差异二维模型，比如雌性激素，即所谓的女性荷尔蒙，它也参与男性大脑的发育。但正如萨拉·理查森所说，“每当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出现时，就会有人声称，两性之间的差异终于可以被定位、测量和量化了，而且两性之间的差异比以前任何时候想象得都要大”。
在实验室中得到的结果貌似客观，男性科学借此获得了认可和尊重。毕竟，我们很难与生物学背书的争论，而如果它们验证了关于男人和男性气质的现有想法，那就更好了。无论你要找的东西是否存在，都能找到它，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男孩都这样”，而当科学告诉我们“男孩都这样”有生物学依据时，“男孩都这样”就成了在科学上可以证明的情况了。
每一个关于男性属性的新的科学理论都呼应了当代关于男人和男性气质的文化习俗，并促进了关于男性的科学。我们对男人的普遍品质和行为的假设（就像其他成见一样）往往是与特定时间和地点有关的。对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的期望因地域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涉及男人的性行为和攻击性时也不例外。我们的文化环境影响我们的思维，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做什么。科学家并不比其他人对这种文化环境更有免疫力，他们也同样会强化先入为主的、错误的生活观念。
然而，男性科学的很大力量在于它的每一个理论似乎都能解开之前的困惑和神秘，即为什么男人会做他们所做的事。男性科学的一些吸引力依赖于小说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所说的“自然神秘主义”，她将其定义为“敬慕自然；自然作为人类的（道德）指南”。这种良好愿望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自然对男人的要求，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当一个男人和与男人一起生活，更充分地与自然人保持一致。或者至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当一个男人和与男人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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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很多理由乐观地认为，在21世纪初，我们正在见证生物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和解。例如表观遗传学和神经科学这样的新兴领域会带来很大的希望，即我们可以找到新的语言来以更整体性的方式描述人类经验，无论我们把这种融合称为生物社会性、社会基因组学、文化表观遗传学或生物文化综合，也无论我们是把注意力引向生物学中的社会性还是生物-社会的转向。这将会是一件大事。在整个20世纪，太多时候，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自说自话，主要在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展研究。这伤及关于男性的科学以及人类关系的科学。尽管人类学声称要通过把生物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招揽到一个系里，以此在两个学科之间架设桥梁，而实际上大家最多也就是各研究各的。
不过，围绕人类学的这两个研究分支近期的研究成果，都刺激了将文化和生物学联系起来的新的努力。例如，墨西哥社会理论家和人类学家罗杰·巴特拉（Roger Bartra）认为，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可塑性促进与大脑和意识的“假体”连接。但是，他写道，“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有一个道德模块，能够决定个人的道德考虑”。
如果男性的极端性行为和暴力行为是由大脑化学物质紊乱或边缘系统脑炎或神经突触传导失灵引起的，那么这种行为不能通过法律规定或社会谴责来防止或改变。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做斗争是无用的，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带攻击性的性欲旺盛和暴力是天性使然，而且这种天性是固定的，那么我们试图改变他们，或者期望他们有能力自我改变，就是徒劳。对于那些看来难以对付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把它们适当控制住，即如果男人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富于攻击性，那么我们只需要给他们设限，倘使他们确实能被遏制和约束的话。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关于特定人群所具备的能力或缺乏的能力都有理论研究，而科学推进了这些理论，这种情况由来已久。20世纪初，“科学种族主义”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这两个几乎都是白人当道的领域中是一个强大的框架，而种族差异则被随意和常规地归结为内在的生理上且不可改变的特征，并受到科学研究的认可。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谈到20世纪那些将生物学的相关性扩大到了合理范围之外的科学家时写道，“他们的生物学数据看起来如此权威”，以至于外行人很容易因自己专业知识匮乏而感到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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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很少有科学家公开相信关于种族优劣性的科学理论。但一旦涉及男人和女人的理论的可接受性，以及据称由研究证明的他们不同成就的合理性，科学家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科学家中一些人对错误主张的支持反过来又影响大众的想法。研究人员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和西尔雅·萨默斯基（Silja Samerski）将此称为“实验室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影响”。情况正越来越糟，而我们应该知道原因。
一些公认的科学理念使太多人坚信，男人作为一个群体对他们“天性”中的性欲旺盛和暴力基本无能为力；他们必须被管理和约束，通常这要靠社会的种种限制或是他们生活中的女人。大众对造成这种“坚信”的科学理念热情高涨，而我们则应该对此好好地探索和解释一下。关于人类行为的诸多生物学解释充斥当今各种社会，当试图理解涌动在这些理论下带有社会性别色彩的暗流时，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生物学叙述可能会很令人信服。
然而，人们对于男性的生物学可能评论多于理解。我们的思想和观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可以在“解剖”“基因”和“性腺”这样的词中寻求验证？这类词汇为何以及如何统治着本来大不相同的各类社会中的公众印象？这些观念为何以及如何，特别是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正弥漫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可以成为过去几十年来科学新发现的成果。然而没有。是什么社会因素误导性地影响了我们的科学和对人类关系的科学解释，特别是关于男人和男孩的内在本性？ 52
如果男人和女人的能力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截然不同的、固定的、永久的，并扎根于生物学中，那么任何由生理决定的两性之间社会平等的表象都是一个白日梦。然而，让我们谨慎一些，先别急于接受这一结论。正如生物学家安·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所说，“绝对的生理性别差异非常少，而且……如果没有完全的社会平等，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通过男性科学的研究没有取得其他成就，我们至少也已经了解到，即使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明显绝对的生理差异，例如在激素水平、大脑神经网络、运动能力等方面，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关系、各种限制和机遇作用的结果。每当一个阻碍社会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的障碍被消除，你就会发现，女人和男人在任何有意义的方面看上去都比之前更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