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宰相之争

早在威廉二世登基之前，就有敏锐的同时代人基于对他和宰相的了解，意识到这位年轻的皇帝与已经73岁的宰相共事不会很容易。瓦德西伯爵在1887年11月与荷尔斯泰因的谈话中指出这是个性差异问题。当时在位的老皇帝威廉一世对个人形象几乎漠不关心，也不介意在公众面前被俾斯麦抢去风头。“但是，一旦威廉皇孙继位，他会坚持以真正统治者的形象露面——因此我并不认为他和宰相会长期相安无事。” 显而易见，1887年秋两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不是个好兆头。继施特克尔事件之后，威廉还因为他准备在登基之后发给各邦君主的声明而与俾斯麦不欢而散。这次争执虽然不那么广为人知，却使得两人关系恶化。俾斯麦对该声明发布的时间和内容都颇有微词，最终劝说威廉将其付之一炬。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1887年与188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两人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

尽管有这些不和谐的苗头，在1888年6月15日威廉二世登基之后，年迈的宰相和年轻的皇帝还是平稳地合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决定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出现在议会晚宴上，接待同政府关系融洽的议会派系。皇帝言辞冷静地给宫廷牧师施特克尔下达了最后通牒，命令他在政治活动和宗教职责中做出选择（俾斯麦一直认为施特克尔身兼二职是十分危险和不可接受的）。威廉甚至打破传统，通过政府官方报纸（《帝国公报》）宣称自己与极右媒体发布的反俾斯麦的煽动性言论无关，谴责了极端保守派（《十字报》）对宰相的辱骂，并宣称“皇帝陛下[必然]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妄称自己是帝国的耳目”。 所有这些举动都公开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即皇帝对俾斯麦在1887年议会选举中创建的自由保守派政党联盟“卡特尔”仍然抱有信任，从而令舆论大感放心。威廉在施特克尔事件中显露的对宗教势力和极端保守派势力的暧昧态度曾使俾斯麦极为警惕，而如今这也已成为过去。尽管俾斯麦自己不愿意承认，但他确实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廷臣，眼见老谋深算的瓦德西伯爵深得皇帝宠信，他竟然也能同这位曾经的政敌握手言欢。1888年7月，奥地利大使这样说道：“当今的皇帝和宰相是如此亲密无间，关系好到了不能再好的程度。两人互相尊重和欣赏，彼此信任和理解，处在名副其实的蜜月期。”

然而，蜜月期还没持续多久，两人便在内政的关键问题上（本书将在第五章讨论外交问题）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劳资关系。威廉二世登基还未满10个月，德国经济就因罢工大潮而遭受重创。罢工自1889年5月从德国矿业和重工业中心、位于北部的鲁尔盆地兴起，随后扩展至整个鲁尔区，并波及亚琛、萨尔盆地、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地。到5月中旬为止，鲁尔区86%的工人都参与了罢工。罢工者和政府军队之间爆发了血腥的冲突。之后动乱持续了近一年，其间不时出现罢工或动乱。

1889—1890年正是俾斯麦宰相政治生涯的末期，他在此期间对劳工问题的处置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与手腕。无论是在内阁会议、御前会议（Crown Council）上，还是在同皇帝的私人会谈中，俾斯麦都坚称国家向工人吁求妥协的做法会纵容社会民主党，也会使普鲁士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宰相有些言不由衷地辩称，规范女工和童工的用工法则、立法规定工人周日休假、设立最长工作时限会妨害工人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和时间工作的自由。 俾斯麦的头脑中似乎有多种方案。他一直都认为严酷镇压是国家应对社会民主运动的唯一方法。如果国家对罢工和动乱基本放任不管，帝国议会对宰相所支持的更具压迫性的反社会主义新法案就会少一些抵触（此前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将在1889年9月失效）。而如果这一策略行不通的话，就只有发动政变这条极端道路可走了，但这样可能会引发内战。在这种棘手且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俾斯麦可能会像他在1862年普鲁士宪法危机发生时那样，成为唯一有能力带领德意志帝国这艘大船渡过难关的人。

与俾斯麦不同，威廉并没有将眼前的麻烦归罪于工人的贪婪和社会民主党的煽动，而是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资方，并非劳方，资方因此也要承担重整社会秩序的代价。威廉仅有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然而他还是意识到自1887年起德国贸易进入繁荣的上升期，订单激增，矿主们赚得盆满钵满，工人们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5月11日，即得知工人动乱的仅仅4天之后，他便命令威斯特伐利亚总督“强迫”煤炭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们增加工人工资；如果他们拒不从命，就以撤出该地区所有政府军队来威胁他们。“当这些富有的业主和董事的别墅被付之一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妥协了。”威廉在5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突然现身，发表了这番言论。 当年11月，普鲁士农业大臣罗伯特·卢修斯·冯·巴尔豪森（Robert Lucius von Ballhausen）听到威廉放言说：“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来防止资本家将劳工生吞活剥，因为大多数工业资本家都在无情地剥削工人，毁了他们。” 威廉二世认为这种争端最终还是要由君主负责居中调停，因为德国的工人都是他的“子民”，有权得到他的庇护。1889年5月中旬，他接见了矿主和矿工的代表，并警告他们不要对对方提出过分的要求。威廉这一令人始料未及的举动令德国各阶层的民众颇为意外，也对他深感敬佩，从而为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铺平了道路。 整个1889年，威廉二世始终坚持政府应该带头加薪，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工人的权利（周日休假权，限制工作时间，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我认为我有责任干预，”他在11月从伊斯坦布尔返回后宣称，“确保人民不被压迫，也不会因此而罢工。” 威廉二世为劳工谋福利的创举却使历史学家们疑窦丛生，他们认为威廉对社会问题的热衷是为了掩盖其他一些不那么崇高的动机，比如说寻求民众支持，或者妄图成为弗里德里希大王那种“乞丐的国王”。在这里有必要完整地摘录以下章节，它选自拉马尔·塞西尔所撰写的出色传记，堪称这类观点的代表：

威廉二世本人并不是人道主义者，他对贫苦劳工的关切并非源于人道主义关怀。早在少年时期，他性格中的冷酷一面便已显露出来，并时常为与他相熟的人所察觉。他能够毫无留恋地舍弃昔日的朋友和仆从，其冷酷无情的程度令人齿寒。他对自己熟悉的人尚且如此无情，对广大的子民怀有悲悯之心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弗里德里希皇太后对于被压迫者一向广施恩泽，她对其子是否真正关心过贫苦大众和他们面临的问题颇为怀疑。

这段话有几处值得推敲。鉴于两人交恶，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皇太后关于其子“真实”动机的说法，她所言未必可信。另外，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君主引导政府对公共领域进行干预一定要出自他个人的“善心”，否则就是不真诚的。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威廉母亲的慈善出于情感（反映了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式的自由主义情感），这与塑造威廉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和中央集权性质的大家长式统治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在俾斯麦执政的最后十年中，他支持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社会保险制度；威廉二世甫一登基，便在对帝国议会发表的登基演讲中保证会继续推进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1881年提出的改良性社保法案。

因此，讽刺的是，当威廉就国家举措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的限度同宰相发生冲突时，他（过于）支持的恰恰是俾斯麦曾经的主张。格奥尔格·欣茨佩特在对威廉的教导过程中一向强调君主的社会责任（1889年他一跃成为威廉在劳工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威廉还受到了汉斯·赫尔曼·冯·贝勒普什（Hans Hermann von Berlepsch）的影响。贝勒普什于1890—1896年任普鲁士贸易大臣，其在劳工问题上的看法反映了“社会君主制”的改良保守主义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君主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干预。 因此，威廉在劳工问题上的创举不仅根植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也与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切不可认为此次争端是由威廉的率性之举而引发的。1889—1890年的罢工规模空前，已经使得普鲁士统治阶层深感震惊且迷惑不解。关于如何处理劳工动乱的争论并非仅发生于政府首脑之间，而是如奥托·普弗兰策所言，贯穿了整个行政架构。在地方的层面，比如说柏林，官员们难以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和妥善的处置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而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德国独有的。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劳工动乱之后，其行政机构内部也存在类似的意见分歧。当时，一派官员（如内政大臣祖巴托夫）敦促君主和政府通过捍卫工人权利来赢得无产阶级的忠诚，而另一派官员则竭力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派之间发生了冲突。

威廉之所以反对俾斯麦在劳工问题上的立场，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宰相意欲施行的边缘政策可能引发的风险，并对此甚为恐惧。俾斯麦本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放任罢工，以使其形成燎原之势，直到将德国推至内战边缘；或者在帝国议会中提出极其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并在议会数次遭到解散之后带头背离宪法（即政变）——正如他在1862年所做的那样。如果事情如宰相所愿发展，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无疑会在同君主的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不出所料，威廉避免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早在1889年5月19日，威廉便对他的朋友、普鲁士驻不伦瑞克使臣菲利普·奥伊伦堡（Philipp Eulenburg）坦言，他在“修订宪法”的问题上同俾斯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交涉”。当威廉于1890年1月13日再度与奥伊伦堡会面时，他说俾斯麦在制定反社会主义法案的问题上拒不妥协，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乱，那时就只能通过政变来解决了：

他，皇帝，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处境，因为他并不想在继位伊始就引发革命、动用武力或者采取其他高压手段：“我想要[……]向我的臣民，尤其是工人们表达善意，并帮助他们，而绝对无意开枪将他们射杀！”

威廉二世和宰相的矛盾还涉及了政府的统治策略和帝国行政机构内部权力的分配。让俾斯麦感到失望的不仅是威廉的政策，而且是这位新君开始介入政府运作时所采取的方式。5月6日和7日，当时在基尔的威廉甫一得知鲁尔动乱的消息，便立刻要求当地官员撰写报告，并直接呈递给他。5月11日，他在俾斯麦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威斯特伐利亚总督下达了敕令（见上文）。威廉二世的这些举动是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俾斯麦也进行了强硬回击。他给威斯特伐利亚总督哈格迈斯特寄去了一封措辞冷酷的信，警告他地方行政官员若不经过上级官员的同意就贸然行事，造成的后果政府不会负责。1889年6月，俾斯麦采取行动，防止威廉通过内政大臣恩斯特·赫富特（由威廉本人任命）行使君主的自主权力。俾斯麦建议恩斯特不要把官员的报告直接呈给皇帝，以免“陛下认为自己可以无视负责顾问的意见，也不需要任何专业的建议，就自行其是”。

威廉二世在鲁尔动乱事件中介入行政程序，这对俾斯麦作为普鲁士首相的权威构成了直接威胁。普鲁士政府正需要处理罢工和随之而来的动乱，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52年颁布的内阁令规定首相在普鲁士握有协调政策之权，自那之后这条谕令一直有效。这一规定是为了使政府事务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它规定各部大臣“在决定所有重要的政府举措时务必与首相口头协商或者书面商议”。各部大臣上呈给君主的奏章必须由首相先行过目并提出意见，首相亦有权参与大臣与君主的所有会谈。 威廉二世在1889年与大臣的越级交流是否如俾斯麦事后所说，构成了违宪的行为，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此举确实与普鲁士到此时为止的宪政实践相背离。

皇帝身边聚集了一群没有正式头衔的顾问，这对俾斯麦独揽大权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这些人包括威廉二世的老师格奥尔格·欣茨佩特、实业家胡戈·道格拉斯伯爵（Count Hugo Douglas）、宫廷画师和前矿业官员奥古斯特·冯·海登（August von Heyden）、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伯爵以及令人敬畏的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荷尔斯泰因掌管外交系统的某个部门，因而能够掌握俾斯麦一派的内部动向。这些顾问帮威廉了解国家事务的进展，助他下定决心，及时向他汇报新的政策提案，并给予其推行劳工新政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多亏了他们的支持以及其他方面的助力，威廉才得以在内阁会议上同强势的宰相势均力敌地辩论，他不仅在评议时事热点时头头是道，还能相当镇定自若地列举所有可供选择的政策。

俾斯麦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些人极尽讽刺之能事，例如他评价冯·海登为艺术家中的矿业官员，矿业官员中的艺术家。在俾斯麦被解职之后，他通过媒体对所谓的皇帝背后的神秘操纵者大肆渲染，称其对最高行政部门过度干预。然而，君主身边这些“不担责的”人其实早已借由文官内阁和军事内阁的运行成了普鲁士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在面对各种情况时，由宪法体制之外的人士向君主献计献策一直是普鲁士王国宫廷政治的特色之一。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将威廉的新顾问们比作“一群野心勃勃、妄攀高位之人”，他们在威廉二世登上帝位之际乘虚而入，试图“利用[皇帝]意图高尚却不谙世事所留下的空子”。 人们确实普遍认为，在当时的宫廷体系下，这种顾问集团比较容易形成，他们能够为君主提供除了“官方做法”之外的其他策略，使君主的自主权得到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官衔和职责不是最重要的，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关键。正如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由此而生的影响力和恩宠之争涉及了宪法的根本问题，因为“任何为君主通报消息的人都参与了权力角逐，无论他是不是有副署之责的大臣”。 围绕在威廉二世身边的这一独立于宪法之外的顾问集团之所以引来同时代人的注意，部分原因还在于俾斯麦在德国行政体系中呼风唤雨的影响力。在效命于前两位君主期间，他已经通过在文官系统内的实际独裁，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君主身边的顾问们形成的“权力的候见厅”。

1890年1月，随着与俾斯麦的矛盾升级，威廉开始进一步在德国宪法体系内寻找解决问题之道。鉴于俾斯麦在行政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想要不经他同意就推进任何动议，即使有可能，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普鲁士政府无法无视首相和贸易大臣的意见（这两个职位都由俾斯麦把控），在普鲁士议会中提出保护劳工的法案。同样，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代表也无法无视代表他们投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依然是俾斯麦）的意见，在议会中自行提交一份法案。然而，在复杂的普鲁士-德意志宪法体系中，还有一条途径行得通：如果威廉能说服德意志帝国内的某个邦国君主按照他的意思在联邦议会中提出法案，俾斯麦就无法阻止全权代表大会对该法案进行讨论。

威廉即位之初的情形预示了君主之间能够以这种方式合作。在威廉对帝国议会发表登基演讲的5天前，威廉的叔父、巴登的弗里德里希大公在致其他邦国的通告里提议各位君主在威廉宣布开会之后团结在他周围，以确保“德意志帝国皇帝在承诺和平和保证增加帝国福祉时也代表他们的立场”。 有几位君主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支持威廉关于劳工问题的意见，或是因为政府干预主义与他们自己关于社会政策的观点一致，或是因为他们想要借此抵消已经在自己领地内推行的劳工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萨克森王国）。弗里德里希大公似乎将君主们在联邦议会的合作视为一种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可重新确立德意志帝国内各邦君主在宪政制度中的地位，他认为此举能够保证“各邦在更大程度上”介入“当今的重大政治问题”。 结果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1月15日之前，一个由各邦君主组成的联盟形成了——如果奥匈帝国大使的记述可信的话，该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廉促成的。 该联盟以巴登大公弗里德里希、萨克森国王阿尔伯特和魏玛大公卡尔·亚历山大为核心，大家一致同意由萨克森代表团首先在联邦议会中提出该动议。俾斯麦当面以辞职威胁各国驻柏林使节，暂时抵挡住了首轮攻势。 然而，这次尝试使威廉认识到，决意扩展其政治影响力的皇帝可以在复杂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寻找到多种可行的方法。

双方的僵持局面从1890年1月持续到了2月。威廉在1月24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与宰相发生了公开冲突。威廉做了一番感性的演讲，抨击无情的资本家像“挤柠檬”一般压榨工人，之后将工人扔到“粪堆”里不闻不问。他还列举了正在计划之中的改革举措，拒绝强化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并将自己的创举与霍亨索伦王朝诸位先君在社会建设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俾斯麦寸步不让，诸大臣（除了少数几位之外）或附和宰相，或保持中立，人人皆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心惊胆战。据说威廉在会后对巴登大公弗里德里希如此说道：“这些大臣都不是我的大臣，他们显然是俾斯麦侯爵的大臣。”

然而，宰相也被逼到了角落。帝国议会于1月25日否决了反社会主义法案，这使俾斯麦率领的“卡特尔”措手不及。2月4日，威廉发布了两道敕令。第一道是下达给宰相的，命令他在柏林组织召开一个由欧洲各国参加的有关劳工问题的会议。另一条是下达给普鲁士贸易大臣（依然是俾斯麦）的，指示他准备关于社会保险、工作条件和劳工代表的新法案。俾斯麦修改了公告，以减少其社会影响，并且没有副署文件，但这仍然无力阻止舆论倒向皇帝一边。在此后的数周中，俾斯麦采取了一套颠三倒四的策略来牵制威廉：鼓励瑞士按原计划在伯尔尼同时举行劳工问题会议，以抢去威廉计划在柏林召开会议的风头；试图阻止萨克森代表在联邦议会提出法案；反复强调自己打算辞去多个职位；在大臣会议上屡屡妨碍议事；试图在帝国议会重新提出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案，甚至导致议会被多次解散也在所不惜。这便是一位了不起的七旬老人在穷途末路之际使出的奇怪招数。俾斯麦本人也承认，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烧毁了他内心中的其他一切。

俾斯麦手中还有一枚至关重要的筹码，那便是他率领着虽然优势微弱，但仍然占据着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卡特尔”，凭此他依然可以把控帝国议会。由于威廉在提案里提出要大幅增加军费，他觉得必须借助俾斯麦的力量，让议会通过这些棘手的提案，因此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与宰相反目。俾斯麦在议会的地位给了他与皇帝谈判的筹码，使他能够迫使皇帝支持反社会主义法案，这或许能给他带来迟到的救赎。但随着1890年2月20日帝国议会选举结果的揭晓，这唯一的筹码也不复存在了。俾斯麦于1887年授意建立的“卡特尔”如今分崩离析，帝国议会被社会主义者、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把控了——换句话说，就是被“卡特尔”的反对派，或者俾斯麦在此前经常说的“帝国的敌人”掌控了。

结局是由两个问题促成的，这两个问题与帝国的职权以及皇帝影响（或操纵）政策制定的权力有关。1890年3月，俾斯麦出人意料地会见了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议会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二人讨论了中央党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同意依照政府方面的意见在帝国议会投票。温特霍斯特要求撤回多个反天主教的法案，包括驱逐耶稣会的法令，这道法令颁布于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推行“文化斗争”（Kulturkampf）之时，至今依然有效。

从帝国议会的选举机制来看，拉拢天主教徒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中央党在帝国议会占据106个席位，是拥有席位最多的政党。俾斯麦原本可能打算以即将提出的军事法案为切入点，说服皇帝相信自己作为帝国议会的掌舵人仍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在1890年3月的情势下，他与温特霍斯特的会面很不幸地失算了。皇帝强烈反对对天主教阵营做出让步——早在1889年9月，就有人向他提议恢复被取缔的至圣救主会，但被他断然拒绝。 他在天主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来自身边人的鼓动。1889年秋冬期间，奥伊伦堡、巴登大公、荷尔斯泰因和其他一些人反复提醒威廉，要他提防俾斯麦拉拢天主教徒的举动。菲利普·奥伊伦堡尤其频繁地警告威廉，对德国天主教的排他主义者和极端势力让步会损害德意志帝国的完整性。 这种焦虑的普遍存在有力地提醒人们，即使帝国已经存在了近20年的时间，德国的民族意识依然非常薄弱。俾斯麦与温特霍斯特的会面还对帝国议会中剩余的主要信仰新教且反对教权主义的政府派系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民族自由党人士，甚至那些此前坚定地站在俾斯麦一边的温和的“自由保守主义者”都纷纷抗议；俾斯麦此时面临着自186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孤立处境。

威廉乘胜追击，准备向俾斯麦发动决战。1890年3月14日，面对着一群疲惫的观众（当时是早上8点30分！），威廉对未进早餐的俾斯麦发难，斥责他不该与温特霍斯特会面，并宣布他无权在未经皇帝同意的情况下与党首们谈判。在仅仅约两周之前的3月2日，俾斯麦曾发表过正好相反的言论，声称各部大臣及其他官员无权在未经宰相同意的情况下与皇帝会面，并引用了上文提到的1852年内阁令作为其权威的依据。然而，皇帝现在要求收回该敕令，以将其废除。如果威廉本人对此次会面的描述真实可信的话，俾斯麦当时勃然大怒，这使威廉下意识地握住了自己的佩剑。接着，这位老人“态度软了下来，流下了眼泪”，而威廉则冷眼旁观，对这种假惺惺的表演无动于衷。 4天之后，俾斯麦递交了辞呈。

当威廉二世在1888年即位之时，皇帝之位有名无实。这种情况从1890年3月开始改变，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不断变化。皇位不再像威廉一世时期那样只是权力所依赖的代表权威的职位，其本身也拥有了独立的政治权力。在事关劳工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博弈之中，皇帝逐渐开始成为决策过程中的焦点之一。皇帝每采取一项举措，都有愿意效力的同盟助他成事，其中不仅有他那些忠心耿耿的朋友和顾问，还有行政机构中范围更广的官员。他们对俾斯麦的独断专行颇为厌恶，对新皇的大胆革新则热烈欢迎。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威廉制定并通过了一项法案，赢得了德意志民众的广泛拥护。在他的干预下，新的劳工法于1890—1892年陆续施行。相关举措虽然没有彻底消除加诸劳工身上的苦难，但确实在改善行业安全、工作条件、青少年保护和劳务仲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这些法律所体现的原则，即“资方必须尊重每个群体中国家认可的利益”，成了接下来数十年之中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制定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威廉挫败了一位政治巨人，并在此过程中扫除了皇帝行使权力的主要障碍。威廉本人也凭借快速理解事实和掌握论据的能力，以及辩论中自信满满、进退合宜的态度，使众多同时代的观察者刮目相看。“皇帝陛下主持[讨论劳工问题的国务会议]的表现如此出色，”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评论说，“以至于所有人都在问：‘他是从哪里学会这些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与俾斯麦的争斗使年轻的皇帝及其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纪律性和集中力，可以专注于他们当前的目标。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身后聚集的势力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执政水平和政治远见来为他提供长期的支持。1852年颁布的内阁令通过强调首相的监督权来保证政府事务能够得到统一有序的处理。如果这种监督权如威廉在其与俾斯麦最终对峙时所要求的那样被永久废除，那么又会有哪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取而代之呢？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1889—1890年的紧张政局虽然展现出威廉的一些优秀品质，但也暴露出他性格中的一些令人遗憾的缺点：他矫枉过正的倾向，恨不得所有事都一蹴而就的急躁，以及冲动的行事作风。这使他在1890年1月以前便被德意志帝国的一些南方邦国戏称为“莽夫威廉”。那些时常随侍他左右的人则察觉到了威廉性格中的脆弱一面。菲利普·奥伊伦堡曾在1889年夏天对荷尔斯泰因坦言：“陛下的身体无比健康，但他总是非常躁动不安。恐怕他心神不定的外在表现说明他内在有一些神经质。” 3upFoOeK6qWlT54570P6rmHSHgCvMI+jblpWzC/5UIM3jp2GjXW+jTaj+K3dKr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