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的个性

威廉的早年经历是否为他日后异常的心理状态做了铺垫呢？自1918年威廉在革命的威胁下宣布退位之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和通俗作品都在猜测这位德国末代皇帝是否存在精神不稳定甚至疯癫的症状。在他退位之后的一年间，一系列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对威廉的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他履行君主的职责进行了探讨。这些著作包括F. 克莱因施罗德（F. Kleinschrod）的《威廉二世的疯狂》（ The Madness of Wilhelm II ）、H. 卢茨（H.Lutz）的《德皇威廉周期性发疯！》（ Kaiser Wilhelm Periodically Insane! ）、H. 维尔姆（H. Wilm）的《有缺陷和精神变态的威廉二世》（ Wilhelm II as Cripple and Psychopath ）等。“他完全就是有病，他的思想和感情都不正常，”《威廉二世的病症》（ The Illness of Wilhelm II ）的作者保罗·泰斯多夫（Paul Tesdorpf）如是说，“有经验的医生和心理学家都能看出，威廉二世从年少时起就患有精神疾病。” 在这些早期研究著作中，有些研究者认为威廉患有退行性的先天性疾病，病因则是其家族多年来的“过度生育”。无须多言，这些言辞恶毒的著作在医学上的参考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主要的目的是将德国战败的罪责归咎于威廉二世，将他塑造成一个导致德国自1914年以来国运急转直下、灾祸连连的疯子。（保罗·泰斯多夫在1919年写道：“他的疾病要为德国的战败负一部分责任。”）然而，这种“先天疾病说”更多来源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对世袭君主制的批判，而不是来源于临床观察的结果。

1926年，埃米尔·路德维希的畅销传记一反战后初期的小册子以偏概全的论调，对这个退位的皇帝的个性发展进行了更为细致和更富有同情心的剖析。与前人的研究不同，路德维希关注的是威廉的生理缺陷。由于其母难产，威廉二世是由医生用产钳从母亲腹中取出来的；在此过程中，他肩膀上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导致左臂永久瘫痪。路德维希称，和这一“缺陷”的“长期斗争”，“是他[威廉]个性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其长期后果就是“对专制主义的热爱”，以及倾向于采取进攻、好战的姿态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 在评论路德维希著作的人当中，不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但他认为这位传记作者过分强调了威廉手臂残疾的问题。在1932年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威廉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种种不足之处并不是由手臂残疾本身所造成的，而是母亲因这种残疾而对他产生了排斥心理，继而对他缺乏关爱的结果。

此后，人们对于威廉精神状态的争论仍然在持续，而且热度不减。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科胡特基于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一个分支（“自体心理学”）的观点，着重将威廉的性格缺陷放在他与父母尤其是他与母亲的关系中来考察。科胡特发现，威廉的父母没有给予他“移情关怀”（empathic care），没有提供“源于认可和镜映的自豪感”以及“恰到好处的挫折”，而这些都是发展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自我”所必需的。因此，威廉在整个成年期中都为“自我的失调或虚弱”所困扰，这恰恰是“自恋型症状”的特征。同时代人在成年的威廉身上频繁观察到的过度敏感、渴求认可和缺乏“心理一致性”等特征，便可以从其早期的家庭经历中找到解释。

英籍德裔历史学家约翰·洛尔对威廉早期的心理发展采用了一种颇为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再开展对威廉早年生活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威廉早年人格逐渐成熟的阶段，并未因为缺乏父母关爱而受到不利影响。相反，洛尔发现，以当时王室家庭的标准来看，储君夫妇家庭的感情基调是异常温暖和亲切的（威廉的美国传记作者拉马尔·塞西尔也认同这一结论）。洛尔认为，威廉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的根源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即他出生的时候。洛尔以历史书中从来没有过的大量篇幅对妇产科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详细地再现了储妃当时生产的情形，并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威廉在出生时严重缺氧，导致他生来就有“轻微脑部机能障碍”。根据最近的医学研究成果，这种状况与患者成年阶段所表现出的过度敏感、暴躁易怒、缺乏专注度和客观性等症状是有关系的。洛尔指出，正是这种“器质性心理综合征”使得威廉易于“继发性神经质”，而威廉童年时所受的严苛待遇（包括为了使他瘫痪的左臂复原而施行各种高风险疗法，用“头部拉伸器”来矫正他的脖子，以及欣茨佩特先生采用严格手段来教育他等）正好促发了这种病症。

无论是先天获得的，还是在童年后天习得的，威廉身上的这些异常的性格特征是否都使他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行使权力呢？我们是否需要通过精神分析和神经病学中的诊断标准和症状类型来解释威廉在掌权时的种种行为呢？这些问题当然只有在对威廉的政治生涯进行剖析之后才能解答，而这正是本书在余下的篇幅中所要着重探讨的。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我想预先提醒读者。首先，用精神分析这种解读行为的方法来对已故之人进行研究，可能非常吸引人，但这种方法中臆测的成分极高。最重要的一点是，诊断标准的适用性决定了人们难以对其进行客观评定（例如父母的同情心如何才算是“足够的”？），而且关于被研究者的资料常常是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这更增加了研究的困难。至于“脑部损伤”和“继发性神经质”的观点，它们都建立在诊断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在源头上就是有争议的——我想约翰·洛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精神分析还局限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仅能依靠旁证，因为在威廉的婴幼儿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观察到他存在精神缺陷的迹象。

另一个问题是，君主的所谓“疯狂”有时已经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范畴，而是一种政治问题。正如珍妮特·哈特利指出的，英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们通常只有在怀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企图损害英国利益时，才会倾向于认为他精神错乱了。 威廉二世同时代的人其实很清楚，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流传的、关于威廉精神状况不佳的谣言是怀有政治目的的，但他们不否认威廉某些怪异的举动有时确实会促使人们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猜测。 左派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克维德于1894年发表的讽刺文章（号称“威廉二世时期最成功的政治宣传册”）运用了一系列当时神经科学的时髦术语，将对帝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嵌入了对威廉的“病情诊断”之中。 那些曾经称赞威廉性格坚毅的人在失势之后也经常拿他的精神问题大做文章。人们通常会在对他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模式不满或者反感的时候，斥责其精神不稳定，然后用或紧或松的临床诊断标准来将其合理化，这种情况在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普遍。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同时期人们对威廉的“诊断”似乎都与当时大众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异常一致：19世纪90年代的“神经衰弱”说，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家族退化”说，20世纪20年代兴起且在此之后周期性出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解读，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说，20世纪80年代和现在依然盛行的神经病学解读，以及在21世纪的基因研究风潮下出现的“乔治三世基因”说（即卟啉病说）。

心理史学和回溯性神经科学所提倡的解释方式有一个更深层次、更严重的缺陷：在它们的诱导下，我们未能从更为理性和符合历史情境的角度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比如说，约翰·洛尔在其研究威廉心理状态的著名作品中列举了一些事件，似乎能够证明威廉陷入了“德皇式的疯狂”状态（即对自身的权力和能力陷入过度妄想）。其中包括：威廉曾经对一群海军将领宣称，“你们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唯独我并非如此。只有我能给出决定”。 倘若我们认为威廉天生就是疯子，我们便会从字面上解读这番言论，认为其反映了威廉虚妄的世界观。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同样一番话放在具体情境中来考虑。由于威廉身边的人（包括陆军和海军军官）在名义上由威廉掌管的多个领域都拥有专业知识，威廉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其理解为威廉是在借这番话（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失公允或不合时宜的）来强调行政权力是凌驾于技术权威和机构权威之上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回答由科胡特和洛尔所提出的重要问题。但本书将尽可能着重通过在具体情境中分析何为“合理”，来解读他当权时的种种表现。 hJYqzCi/J4trnx+HoKe3ETMKTBO8D4VWf5cY4bWrSpQv7nqUqpchU9mhR6yby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