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的掌权之路

围绕威廉的教育问题而不时发生的争论，体现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派系对立对威廉的早年生活产生的影响。威廉在这些纷争中扮演的都是被动角色，换句话说，他只是别人争权夺利的棋子。但在某个时刻，威廉必定开始意识到，其父母与当权派长期斗争的态势恰好为自己提供了施展手段的空间。一个明显的例证发生在1883年，也就是威廉24岁的时候，当时他的父亲要求他随同去西班牙进行正式访问。虽然威廉并不想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是以自己不便在那时离开军营为由，偷偷请求祖父叫停此次访问。皇帝原本就对这次开销巨大的访问心存疑虑，自然乐意帮忙。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1883年1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发现事情的真相，他与儿子激烈争吵，并怒斥后者“老早就背着父母和皇帝暗中串通”。

皇帝威廉一世和孙子威廉之间的这种合作反映了长期以来家族内部成员情感关系的转变。从15岁起，威廉就与祖父私下保持着充满温情和信任的关系，感情日益浓厚；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开始给同时代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约从1880年起，便有迹象表明威廉正与其父母渐行渐远，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威廉于1879年4月与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森讷堡-奥古斯滕堡家族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订婚之后，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自主权。威廉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不顾他人（包括步入暮年的皇帝）对新娘相对卑微的出身所提出的诘问，极力促成了这门婚事。然而，她如果以为促成这门婚事能够拉近自己与儿子之间的距离，那就大错特错了。

“多娜”（朋友们都这么称呼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对英国很反感，并持有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正统的宗教观点。很快，她就展现出了自己的特质，并成了“那些强烈反对储君夫妇及其价值观的势力的支柱”。 双方由此产生的隔阂随着威廉对其父母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越发直言不讳的反对而进一步加深。由于持有这种政见，储君夫妇在柏林的宫廷中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反对派。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和父亲有过几次不愉快的交流，前者明确表示自己在政治上更同情当前政府。霍亨索伦王朝的历代君主似乎都难逃这样一种诡异的模式：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862年之后就一直反对其父的政策；威廉一世成为继承人时父亲已离世，但他在19世纪40年代也反对过当时在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自己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公开挑战过他的权威，让他尝到了同样的苦头。19世纪80年代的情况特殊的地方在于君主家族三代同堂，因此老一辈和年青一辈得以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中间的一辈。

威廉二世和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于1884年结出了第一枚政治果实：他被任命为一个使团的团长，将奔赴俄国出席一次重要的仪式。在威廉一世看来，鉴于弗里德里希·威廉“荒谬的反俄态度”， 孙子威廉显然是比他更合适的人选。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才知晓此事，他有理由觉得自己被刻意忽视了。威廉从俄国返回后，发现父母对他格外冷淡。“他从圣彼得堡返回之后，所有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唯独他的父母对他不理不睬——他们已经听够了旁人对威廉的奉承了，”陪同威廉出使的瓦德西伯爵这样评论道，“谁要想讨好储君夫妇，就必须诋毁他们的儿子……”

威廉对俄国为期12天的访问大获成功。他不仅和沙皇亚历山大相谈甚欢，而且似乎给俄方代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威廉直接写信向其祖父汇报情况，这种不合常理的举动遭到了德国驻俄大使的抗议，他认为这种“秘密外交”损害了自己的职业地位。甚至在尚未离开俄国的时候，威廉便在俾斯麦的默许下与沙皇“秘密通信”，在信中他向俄国君主标榜自己是其父反俄立场的坚定反对者。在归国不久之后，他又给沙皇写了下面这封颇具代表性的信。在信中，他恳求沙皇不要将自己父亲的仇俄言论放在心上：

您了解他，他喜欢和他人作对。他深受我母亲的影响，而我母亲又听命于我的外祖母——英国女王，这自然使他习惯于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我向您保证，我和我们的皇帝陛下以及俾斯麦侯爵同心同德，而且我将继续把巩固和捍卫三皇同盟作为我最高的职责。

而在1884年6月的一封信中，威廉二世还把自己父亲对俄国政府及其政策的极端敌视透露给了沙皇：“他[父亲]指责俄国政府满口谎言、背信弃义等等，为了抹黑您的名声，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俾斯麦的鼓励下，威廉二世一直与沙皇保持着这种“热线联络”。他将家族内部的机密肆无忌惮地透露给一个外国君主，这表明他决意要利用霍亨索伦宫廷的人事倾轧和政治分歧来提升自己的形象。1884年的俄国之行也为威廉二世成为君主后的行事作风开了先河。此后，他仍然时常随心所欲地扮演外交官的角色，虽然他在这方面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专人指导。正如那封“威利写给尼基” 的著名信件所表明的那样，在整个统治生涯里，威廉二世都狭隘地从皇室角度看待外交问题，并严重高估了君主之间的个人交往对国际关系所发挥的影响。

当时，宫廷正为威廉的妹妹维多利亚（即“莫蕾塔”）与保加利亚的巴滕贝格亲王亚历山大的婚配问题争论不休，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令各方矛盾进一步加深。威廉二世趁此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势。这门婚事可谓错综复杂，其中的政治权力纠葛千头万绪，在这里仅大致介绍一下。 从1882年起，储妃就属意“桑德罗” 巴滕贝格，想把他招为女婿。双方在次年会面之后，似乎也已经算是订婚的状态了。但是，这门婚事却遭到了宰相俾斯麦的强烈反对，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会影响到德意志帝国同俄国的关系。巴滕贝格原本是俄国于1878年在保加利亚扶植的傀儡君主，但随后他参与了保加利亚寻求统一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直接违抗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现在，他已经成了圣彼得堡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

俾斯麦认为，霍亨索伦公主嫁入巴滕贝格家族会破坏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亲密关系，而德俄友好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不过，对储妃来说，这门婚事所蕴含的“反俄”寓意却恰恰是其主要吸引力所在。在其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下，她期望通过扩大德意志帝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为将来各国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打下基础。储妃在1883年6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最好的结果就是“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能够联合起来支持保加利亚[……]这样保加利亚就能成为一道真正的屏障，可以挫败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野心”。 长期以来，普鲁士内部关于外交政策更倾向“西欧人”还是“俄国人”常有争论，这一事件让双方战火重燃。

到了1884年夏天，俾斯麦和皇帝威廉一世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同盟，他们反对这门婚事既出于国家政治原因，也有家族方面的考量。 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关于巴滕贝格的争论一直在发酵，各派时不时将这一问题摆上台面，并挑起新的纷争。即使巴滕贝格亲王在1886年8月因俄国人支持的政变而被赶下了台并被驱逐出境，维多利亚和丈夫（后者在某些时候已经有所保留）仍然没有放弃这门婚事，他们甚至还考虑过为巴滕贝格亲王在德意志帝国政府谋一个高级行政职位。巴滕贝格的继任者是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斐迪南亲王。此人继续推行了一系列反俄政策，直接激化了各方对于保加利亚问题的矛盾。1887年年底，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巴尔干半岛上空，人们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在这种背景下，这门婚事又变得敏感了起来。不出意料，威廉又加入了反巴滕贝格的阵营。他向祖父提供了妹妹和亲王私会的情报。在与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毫无疑问是俾斯麦的耳目）的一次谈话中，他甚至像煞有介事地掂量解决巴滕贝格的最好方法是不是“怂恿他[和我决斗]，然后用我的子弹射穿他的脑袋”。

威廉二世对妹妹婚事的坚决反对迎合了俾斯麦推行的亲俄外交政策，因此他为自己赢得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1886年8月，皇帝决定派威廉出使俄国与沙皇会面。不过与第一次不同，他不是去出席仪式，而是同沙皇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政策问题进行高层会谈。皇帝希望威廉在1884年首次访俄时同沙皇结成的友好关系能对此行的目标有所帮助。储君不免再次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给俾斯麦写了一封颇具控诉意味的信，对这个决定表示抗议，他还补充说没人告知自己这个决定，他是“通过媒体和传言得知的”。 当宰相回复说威廉二世的俄国之行已经公之于众、无法更改时，储君又试图以健康问题为由来阻止儿子成行（威廉二世生了一场病，还在康复），甚至提出代替儿子出访：“因为我若是通过自己的贡献来向沙皇强调我们与俄国交好的愿望，这会是一件好事。” 然而，朝中最有权势的几位人物一致反对改变计划。尽管储君访俄是更高规格的“礼遇”，然而俾斯麦在8月17日对威廉一世表示，假如储君访俄，“由于沙皇对巴滕贝格恨之入骨，皇储殿下却对他百般袒护，两人很有可能发生争吵”。威廉一世显然对俾斯麦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其子“不适合与沙皇亚历山大共处一室”。 威廉二世本人也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内化了这种看法。在8月20日致赫伯特·冯·俾斯麦的信中，他警告说，[假如他父亲出使俄国]“他会喋喋不休地跟沙皇说有关英国的事情，还会赞颂保加利亚人的勇气！他要真去了那儿，我们就都完蛋了！”

假如威廉二世是被破格提拔到国内某个行政职位上担当重任，那么无论他有没有事先同父母商量，储君无疑都不会如此愤愤不平。但在19世纪欧洲的传统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各国将外交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范畴内的事务，是君主行使权力的至高领域，属于国家层面最重要的活动。“外交事务本身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最终着眼点，”俾斯麦在1866年宣称，“我把它看得比其他一切事务都重要。” 这种主观的“外交至上论”使得君主和政治家们纷纷将其视为自己崇高的职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外交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储君夫妇的神经越发被触痛了。威廉二世正在侵入其父亲作为未来君主意欲大展拳脚的舞台。

在1886年的秋冬之际，上述问题开始愈演愈烈。当时，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威廉二世已经确定要进入外交部工作，以熟悉其内部业务。 储君写信给宰相，反对这一举措，理由是其子“不够成熟，缺乏经验，性格上有傲慢和浮夸的倾向”，并警告宰相说“让他过早地接触外交事务是很危险的”。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回应说威廉已经27岁，比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登基时的年龄都要大。俾斯麦继而提醒储君：“在皇室，君主的权威是凌驾于父亲的权威之上的。”

由于任命一事，储君父子在1886年12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这里有必要详细摘录威廉二世对此事的说法（由赫伯特·冯·俾斯麦转述）：

皇孙说父亲对他一向严厉、轻蔑、粗暴，但他此前从未见过父亲如此气急败坏。皇储殿下脸色灰白，挥舞着拳头威胁道：“你们完全是在耍弄我，今日之辱我绝对不会忘记！我如此明确的反对意见居然被完全无视，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把我这个储君放在眼里！我要好好教训一下外交部的先生们，我以我的名誉保证，我一登基就会这样做，我绝不会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因此，威廉二世早年间在政界迅速擢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俾斯麦家族的点拨和帮助。自1884年起，在其父的指示下，赫伯特·冯·俾斯麦对威廉大献殷勤，百般讨好，终于与其建立起了友谊。难怪向来与宰相不和的储君认为威廉二世在政事上和他针锋相对是“无孔不入的俾斯麦耍手腕的自然结果”。 然而，威廉一向喜欢保持独立，他绝不会永远或者完全与俾斯麦家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另一位政治人物也与威廉结成了政治同盟，此后他将与俾斯麦家族一较短长。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是普鲁士军队的军需总监和副总参谋长。他经常与威廉见面，讨论军事问题，并曾于1884年陪同威廉首次出访俄国。从1885年1月开始，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威廉开始向瓦德西倾诉“棘手的家庭事务”，并颇为煽情地表示“以后要仰仗[瓦德西]了”。 瓦德西随后成为威廉二世最为信任的心腹，他游刃有余地帮助威廉处理了几桩婚前和婚外桃色纠纷，避免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不久后，瓦德西还在威廉二世针对柏林联盟俱乐部（Union Club）发起反赌行动并引发广泛争议之后全力支持他。

瓦德西是反犹主义者，在宗教方面是狭隘而狂热的信徒，在国内政治方面属于保守派。由于这位军需总监身上所有的特质都是储君夫妇所深恶痛绝的，他自然而然成了威廉与自己父母划清界限的帮凶。不过，瓦德西的受宠也威胁到了俾斯麦家族对威廉的影响力。瓦德西野心勃勃，有传言说他一心想当上宰相。瓦德西竭力削弱赫伯特·冯·俾斯麦对威廉的判断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并时刻仔细留意着威廉和宰相关系的亲疏。 瓦德西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也与俾斯麦相左。尽管他曾经附和过宰相的外交政策，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他对宰相的领导能力已经失去信心，并且直言不讳地支持对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在俾斯麦斥责瓦德西之时，两人发生了争吵，其由头是瓦德西无关紧要的一次鲁莽言行，但他猜想俾斯麦真正在意的是其子在威廉跟前与自己争宠时落败——这无疑是正确的。

到了1887年年底，谁能得到威廉垂青的问题变得越发重要了。当年3月，医生在储君的喉咙里发现了肿瘤。不同的医生对预后的看法不一。为储君服务的几位德国医生都认为该肿瘤是恶性的，必须尽快实施手术彻底切除，但该手术危险性极高，不仅会让太子永久失声，还可能会使他丧命。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Sir Morell Mackenzie，储妃的密友）则较为乐观。他认为该肿瘤不是恶性的，只要弗里德里希·威廉迁居到气候较温和的地方，并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养，就可以自行痊愈。储妃支持麦肯齐的看法，拒绝了手术的方案。病人被转移到意大利北部沿海小镇圣雷莫（San Remo）的一幢别墅里，进行休养和恢复。然而，当1887年5月储君患病的消息广为人知之后，无论是在宫廷内部，还是在政府官员之间，甚至在普通民众之中，人们对储君的病情都普遍持较为悲观的看法。而当时威廉一世已经90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人们一度认为威廉皇孙继位遥遥无期，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的事件，而现在这似乎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上帝总是以这样神秘莫测的方式行事，”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日记中写道，“世界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出乎预料地被改变了。威廉皇孙可能在30岁的时候就继承大统。到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鉴于储君的身体状况，即便他能活到当今皇帝去世并顺利即位，其在位的时间似乎也不会很长，这就使威廉成了未来的方向和整个朝堂的焦点。瓦德西写道：“有趣的是，一些聪明人对威廉皇孙的态度正在发生180度大转变；昨天他们还对他大发雷霆，认为他无情无义、没心没肺，天知道还会有什么难听的话，但今天他们就反过来称赞他性格坚毅，认为他必定前途无量。” 1887年11月12日，随着一则官方声明的发布，公众对弗里德里希·威廉身体状况的疑问烟消云散了：储君被确诊罹患癌症，无法治愈。这则消息对宫廷政治生态影响极大。据赫伯特·冯·俾斯麦回忆，“所有墙头草和软骨头”都不用再掂量到底倒向储君还是支持皇孙对自己更有利了，他们纷纷投靠后者，“恬不知耻地对皇孙阿谀奉承，吹满了他虚荣心的‘船帆’”。 如此一来，各方势力争夺威廉垂青的斗争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俾斯麦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他的外交政策在未来能否施行，他能否坐稳宰相的位子，都取决于此。为了加强对威廉的掌控，宰相采用了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他继续帮助威廉在政坛一步登天，设法让威廉一世签署文件，规定一旦皇帝不能履行职责，就要将大权授予威廉皇孙，由他代替皇帝行使君权。这自然引起了圣雷莫方面的骚动。与此同时，俾斯麦还采取行动，以阻止威廉与自己最强势的政敌瓦德西伯爵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集中火力，将矛头对准了威廉、瓦德西和牧师兼政治家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oecker）三人之间的关系。

施特克尔自1874年起担任柏林大教堂的宫廷牧师，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ian Social Workers Party，后更名为基督教社会党）。他是19世纪末最为激进和富有革新精神的德意志保守派人士之一。与同时代的、维也纳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一样，施特克尔将掺杂了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混合了机会主义的反犹主义和宗教复兴思想结合在一起，为自己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大量民众支持。他的目标是让世俗化且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阶级与基督教会和解并接受君主制的秩序。俾斯麦对施特克尔的态度颇为矛盾：他赞赏这位牧师维护君主制的保守政治主张，但对其政党能否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手中争取到工人阶级选民颇为怀疑，并且对其煽动下层民众的手段不以为然。更重要的是，到1887年底，俾斯麦已经把施特克尔看作一个政治威胁。当年11月，一场旨在为施特克尔创立的“城市布道所”筹措资金的募捐会在瓦德西伯爵的府邸举办。这一机构致力于通过慈善活动在城市贫民中传播福音。威廉出席了该活动，并发表了简短讲话，赞扬了牧师所做的工作，称借助宗教对人民大众重新进行教化是消弭“信奉无政府主义和去宗教化的政党[此处指社会民主党]所带来的革命性倾向”的唯一途径。在这一场合，俾斯麦察觉到一个危险的新政治联盟具备了雏形。施特克尔可以拉近威廉、保守派人士与新教“极端”教职人员之间的关系，由此威胁到由宰相领导的自由保守派的内部团结，而这一派别正在帝国议会占有多数席位。 对于俾斯麦来说，施特克尔的最终目的已经很清晰了：他要为威廉登基之后将瓦德西任命为宰相做好铺垫。

俾斯麦并没有直接就此事向威廉施压，而是以他一贯的方式利用了帝国宰相府所掌握的丰富公关资源。12月的第二周，数篇讨伐施特克尔的尖锐文章出现在《北德总汇报》（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上。这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并作为半官方的政府喉舌而广为人知。在全德范围内，与俾斯麦掌握的帝国议会多数派有关的民族自由党的报纸和温和保守党的报纸都很快加入了战局，它们共同指控某个反动的宗教小团体已经操纵了易受影响的威廉，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威廉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这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突然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接受人们的审视与批评，似乎使威廉惊恐不已——他对舆论的敏感此时初露端倪，而这种敏感将贯穿他的整个统治生涯。到了12月底，威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自己与施特克尔的反犹主义立场毫无关系。在写给俾斯麦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辩称此前参加布道所的活动并非想暗示他倾向于这个派别，他还向俾斯麦保证，自己宁可把四肢“一一砍掉”，也不愿给宰相带来任何“麻烦或不快”。 次年2月8日，威廉在对勃兰登堡省议会演讲时（演讲内容随即被透露给了媒体）强调了自己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认同。 俾斯麦赢了这一局，但他此番和威廉的角力还是对两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威廉对俾斯麦为了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而耍弄的手段怒不可遏。他开始放话称俾斯麦的好日子终将到头：“他最好记住，我才是一国之尊[……]在继位之初，我自然不会对宰相弃之不用，但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无须再与俾斯麦侯爵合作。”

1888年3月9日，老德皇威廉一世去世。他在临终遗言里表达了对孙子的认可：“我对你一向很满意，因为你事事都办得很妥当。” 威廉一世去世之后，新皇帝（威廉的父亲）和他儿子的首次交流是通过一封措辞冰冷的电报进行的，他警告威廉要服从自己的权威。尽管新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是3月23日发布的政务代理敕令却只将最低限度的权力和职责让渡给新任储君（威廉二世）。然而，在现实当中，威廉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投机的目标。在政府最高统治层的内部，没人打算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连新皇帝的军事主官也是如此，它仅仅被视为一个碍事的过渡政权。“我想人们都认为我们只是匆匆过客，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威廉所取代。”皇后在3月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这样自称）的统治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过于短暂了（只持续了99天）。因为病痛，新皇帝的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在各机构内撤换人员，也无法对政策做出任何调整。而这原本是保守派一直以为会发生和感到惧怕的。

在一些重要方面，威廉二世和宰相仍然存在分歧，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外交政策上。1888年春夏季节，由于担心与俄国开战，恐慌情绪长时间弥漫在朝野上下，人们都感觉到惶恐不安，这使得威廉在俾斯麦的亲俄政策和瓦德西伯爵好斗的反俄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然而，公主与巴滕贝格结亲一事在4月又被重新摆在了台面上，这为威廉和俾斯麦的联手创造了条件。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威廉随即警告这个“保加利亚佬”，说假如二人成婚，他会在登基之后立刻将他们驱逐出境。

威廉和其母维多利亚之间的敌意依然没有丝毫减少。在皇后看来，儿子对巴滕贝格一事毫无松动的反对态度进一步证明了（如果说这还需要证明的话）“他的怨怼、报复心和自负”以及他试图通过将一桩“家务事”闹得满城风雨来“毁掉”她的险恶用心。 不过，身体的虚弱以及伴随重病而来的看淡一切的心态使得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性情变得更加温和。他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与儿子继续敌对，而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则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威廉始终反对其母和莫雷尔·麦肯齐爵士的意见，而赞同大多数御医的悲观看法，认为其父罹患绝症，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由于19世纪80年代接受全喉切开术的病人存活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维多利亚便认为威廉是想借助这样一种无情的伎俩尽快登基，或者迫使她丈夫宣布自己不适合统治。当威廉于1887年11月从圣雷莫返回之后，他说母亲不仅像对待“一条狗”那样对待他，还阻止他探望父亲。在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后的日子里，她再次阻止威廉前去探望。然而，时间、癌症以及王朝传承的机制都站在了威廉一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888年6月15日去世之后，又爆发了一场舆论风暴，人们纷纷指责那些之前不相信皇帝罹患癌症的人（包括皇后）对他照顾不周，一时间民怨沸腾。威廉不顾亡父遗愿及其寡母的强烈反对，下令对其父开棺验尸，并进行了病理解剖。解剖结果证实弗里德里希·威廉体内确实存在癌细胞。这一结果被公之于众，证明威廉自1887年春天其父患病以来所坚持的立场是正确无误的。

宫廷中人过去总是（可能现在基本上也是）会过度估计人们被他人操纵的程度，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太过相信权术和阴谋诡计所发挥的威力。在储君夫妇眼中，威廉是一个“傀儡”、一张“牌”，他的判断力和思想早已被尔虞我诈的宫廷所“扭曲”和“毒害”了。维多利亚在1887年3月便写道：“他既不聪明机敏，也不老谋深算，以至于无法看透这个体系和体系中的那些人，只能任凭他们摆布。” 瓦德西担心威廉会被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奉承讨好所迷惑，而宰相则害怕威廉已被瓦德西所操纵。事实上，若分析1887—188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可以看出，威廉并不受制于任何一方。瓦德西在1887年1月曾经相当准确地评价说威廉“自行其是”，并且会“尽力避免在自己周围培植一众羽翼丰满的党羽，以防受他们的挟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消息灵通的观察者（荷尔斯泰因、赫伯特·冯·俾斯麦、瓦德西）开始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威廉“看似冷血的态度”和他令人惊叹的伪装能力。而这些本领都是威廉在长期的家庭内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事实上，威廉的政治立场极其灵活多变（1884—1886年亲俄，1887年12月倒向“主战派”，1888年又和俾斯麦站在了同一战线上），这表明他已经倾向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利用不同的人物和派系。

因此，从威廉初入政坛所展现的姿态中，我们主要可以看出他对权力以及对他人认可的渴求，而非对于特定人物或是他们所倡导的政策的认同。威廉本人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身边，钩心斗角的戏码时刻上演，这深刻地影响着他与旁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与一些人的关系越发稳固，而与另一些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威廉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和他们的宿敌俾斯麦宰相一样全神贯注于这种争斗。威廉能够从由此产生的派系斗争中获利，而从他所处的有利角度很容易看出，这些争议和辩论似乎成了夺取和巩固权力的工具，政治本身则可以通过个人之间对立的关系而体现出来。待他继承大统之时，威廉已经表现出对权力异乎寻常的兴趣和渴望，这从他习惯于分发明信片并在上面写一句“我在等待时机”便可以看出。不过，他却没有深入思考在获取权力之后将要怎么做，这也许是威廉在矛盾不断的霍亨索伦家族中所受的政治教育留下的最致命影响。 NPOIWsTVncoEAmdRR3jRQhEHOQCgkGOKDCRTDiSw+n7Qe0SC5DKOXDun/aRxi/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