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威廉二世于1859年1月出生，此时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尚未继承普鲁士王位。其祖父要等到威廉二世两岁生日前不久，也就是1861年1月，才正式继承了王位。威廉一世十分长寿，直至近30年之后的1888年3月，他才驾鹤西去，时年90岁。因此，威廉二世从很小的时候就观察到，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并非唯一享有尊荣之人，在他之上还有一位更加德高望重的祖父，就如同《圣经》里的族长一样，须眉皓然、肃穆庄严。这位祖父不仅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和（自1871年起）帝国的缔造者，还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这一事实对他在世子孙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86年10月，威廉二世（时年27岁）向赫伯特·冯·俾斯麦（宰相俾斯麦之子，一度是他的朋友及心腹）解释了这个问题：
皇孙[……]说，统治家族三代同堂这一史无前例的状况令他父亲非常为难：在其他统治家族或普通家庭内，父亲总是享有权威的，儿子必须在经济上依附他。然而，他[威廉皇孙]并不处于其父的权威之下，也从未在他父亲那里拿过一分钱。由于一切必须听从一家之主——祖父的安排，他其实并不依赖父亲[……]这一情形对于[皇储]殿下来说自然很不愉快。
父亲和祖父之间尴尬的权力划分对威廉的早年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成了最大的影响因素。皇孙们及其姐妹的假日安排、仪表穿着、军事任务和代理职责均由他们的祖父威廉一世全权决定，甚至连他们的家庭教师也由威廉一世任命和雇用，这大大削弱了父母对他们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储妃维多利亚于1864年夏天向她母亲吐露的那样，她的孩子成了“公共财产”。
1865年8月，威廉一世拒绝让威廉及其弟弟妹妹随父母去英国度假之后，储妃开始抱怨国王及王后对孩子们的生活干涉得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如果两代人认为自己对于第三代人的成长均负有责任，那么他们之间难免会出现摩擦；而霍亨索伦宫廷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更是大大加剧了这一矛盾。自从1848—1849年的革命引发巨变以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朝堂之上便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系，一方是亲西欧的自由保守派，另一方是亲俄的极端保守派。19世纪50年代，这两大政治派别钩心斗角，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直到威廉的母亲维多利亚储妃于1858年离开英国，奔赴柏林与自己的丈夫组建家庭之时，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仍然处于白热化阶段。储妃对“亲俄派”格外反感，认为他们“性情乖戾”“妒贤嫉能”“心胸狭窄”，尤其是“对所有英国人以及一切来自英国的事物都充满了敌意”。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些虔敬派的亲俄保守分子如何看待我，我打心眼儿里鄙视他们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并衷心希望他们的好日子能早点到头。”
由于亲俄派在宗教上仅限于信仰东正教或者福音派，在内政方针上较为保守，在外交政策上偏向东方，因此，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就站在了王储夫妇及其扈从的对立面。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储妃维多利亚在宗教上属于自由派，在政治上则是开明派，他们的外交主张是亲英排俄的。维多利亚比弗里德里希·威廉更为开明，而且在夫妻关系中占据较为强势的地位；她是一个聪明、善于表达、专横和情绪化的女人，对自己周围的人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这使得他们与亲俄派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多亏了维多利亚出色的洞察力、她的局外人身份和她对政治权力所怀有的浓厚兴趣，她与母亲——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间的通信成了我们掌握的关于普鲁士宫廷生活的绝佳资料。不用说，朝堂中的保守派自然很反感她的这些特质，他们认为维多利亚储妃身为女性过于直言不讳，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指责她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强加在丈夫身上。
起初，“亲俄派”在宫廷和柏林上流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只是令王储夫妇略感烦恼而已，然而情势在186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当时，国王和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派之间旷日持久的争端最终导致以极为保守而闻名的奥托·冯·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普鲁士议会（Landtag）未经投票表决就被解散。问题不仅仅在于保守派从此控制了政府机关，并开始推行“俄国化”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宫廷本身也开始向右转。国王不再像19世纪50年代那样在不同派别之间游走，而是毫不含糊地与保守势力结成了同盟。维多利亚在1862年7月写道：“保守派日益壮大，并且成功地让国王站在了他们那一边，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权力。”那年夏天，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其父在政治立场上已有很大分歧，以至于双方基本无法进行理性沟通。维多利亚记述道：“只要稍稍提到政事，[国王]就会陷入狂暴状态，他天性里所有偏执的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使人无法与他正常讨论问题或者讲道理。”
宫廷政治形势的突变令王储夫妇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正处于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的境地。维多利亚在1863年1月写道：“这种被羞辱的感觉简直难以忍受，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保持沉默，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爱戴、所敬重的人犯下可悲的错误。”
不过，王储夫妇除了保持沉默之外，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而且事实上他们并非单打独斗。当时，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运动正在席卷整个普鲁士，这个解散议会、无视宪法的政府在合法性上已经受到了严峻挑战。1863年6月5日，在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法令公布后，王储首次公开表达了反对新政府的立场。在但泽市为他个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宣布与俾斯麦政府划清界限，并对政府近来一系列激化矛盾的举措表示遗憾。不过，当时的人高估了这件事的意义。弗里德里希·威廉事后有所退缩，他不愿意一直担任开明运动的领袖。事实上，他甚至还向父亲保证，今后不会再进行类似的抗议。
然而，1863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王储夫妇的私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延伸到了他们仍然年幼的儿子威廉身上。这对年轻夫妇惹怒了首相俾斯麦，这位老谋深算和意志顽强的首相反复谋划针对他们，而且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他都在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政坛占据主导位置。短时间内，弗里德里希·威廉公开反对政府的立场以及维多利亚对丈夫毫不掩饰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在宫廷中孤立无援的困境，不论从政治还是社交方面都是如此。“你无法想象这有多么痛苦，”维多利亚在1863年7月写道，“你身边的人一直认为你的存在带来了不幸，还认为你的情绪表明你是疯子！”
只有了解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明白威廉二世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教导、培养儿孙以及敦促他们履行职责方面，是如何积累起小矛盾，并最终演变成彼此之间的敌意的。正如约翰·洛尔所指出的那样，在传统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对君主继承人的教育“事实上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这关系到未来的君主如何行使权力。
在霍亨索伦宫廷内部，由于政见上的分歧，王储及其扈从与国王及首相隔阂日深，这使得双方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双方的针锋相对表现在两种对立的教育理念上：一种是亲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以培养公民美德和社会责任感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传统的普鲁士贵族教育，以培养军事技能和自制力为基础。等到了必须为威廉聘请一位文化课教师和一位军事教练时，这一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了。父母为他挑的第一位文化课教师候选人因为与政治改革有关系而被否决。最终选择的文化课教师是格奥尔格·恩斯特·欣茨佩特（Georg Ernst Hinzpeter），此人与“王储党”有着紧密但隐蔽的关系，他要求由自己全权负责威廉的教育，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欣茨佩特将会一直担任威廉的文化课教师，直到他18岁成年为止。正是这位欣茨佩特先生为威廉二世的早期教育奠定了基调。他为威廉制定了严苛的学习日程，要求他从早上6点至晚上6点（在冬季会延长至晚上7点）学习拉丁文、历史、宗教、数学和现代语言等多种课程。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威廉还要抽出时间去矿场、车间、工厂和贫苦劳动者的家庭进行访问，以体察民情。
两位教师在权力和职责的划分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威廉的第一任军事教练就因为王储夫妇已将大部分教育职责交给了欣茨佩特而感到心灰意冷。在这位教练于1867年辞职之后，应该选谁接任的问题又引发了争执，国王的扈从也直接牵涉其中。“我们好歹是说服了他们[……]”维多利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抱怨道，“然而，我觉得这种干涉对我们来说太糟糕了。你不晓得当权派花了多大力气在我们的身边安插密探，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么憎恨我们。”
在如何指导儿子履行职责方面，储君夫妇也烦恼不已。1872年8月，维多利亚坦言，当她听说威廉要身穿俄军制服以迎接来访的俄国沙皇时，她“惊骇不已”。“这件事自然是没有问过我的意见的。对所有这类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任凭他人安排。”
随后，这对夫妇竭力劝说皇帝同意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和同龄人一起接受教育，有一部分目的是让他们远离宫廷内压抑受迫的环境。正如约翰·洛尔教授所指出的，将威廉送至卡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学园（Lyceum Fredericianum）接受教育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实验”。此前，霍亨索伦家族还从未有成员以这种“资产阶级方式”接受过教育。不过，当时不仅德国，其他国家贵族的教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乔治五世也被送到皇家海军学院与同龄人一起学习，甚至年轻的裕仁皇太子也曾在东京的某所高中读书。
当然，威廉本应该在柏林的某所高级中学就读，但是他的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首都这所唯一适合的学校在政治上“过于保守”。
不出所料，1871年成为皇帝的威廉一世对于将威廉送至卡塞尔念书表示强烈反对，最终只是迫于“多方所施加的压力”才勉强答应。正如维多利亚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从今往后，皇帝再也不能“强迫威廉在柏林的各种场合亮相，到处社交应酬了——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皇帝荒谬可笑的决定”。
威廉前往卡塞尔念书是储君夫妇教育理念的一场胜利。威廉于1874年进入卡塞尔高级中学，从而得以远离柏林社交界，更重要的是，在18岁以前，他的军事职责可以免除（威廉从10岁生日起便成了第一近卫步兵团的一员）。让威廉接受严格的精英教育也是为了使他摆脱在惯于阿谀奉承、自吹自擂的宫廷中养成的不良作风，譬如傲慢和喜欢耍威风。
在长子逐渐成长、步入社会的过程中，储妃一直质疑军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刻留意着威廉是否有被军队的保守主义所同化的迹象。早在1871年2月，当威廉仅仅12岁的时候，她就声称在他的身上察觉到“一种易于被军方肤浅狭隘的态度所影响的倾向”。
幸亏储妃进行了干预，威廉才得以在一个（相对于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教育标准）不那么军事化的环境中成长。在威廉于波恩大学完成高等教育之前，对他而言，“人文”教育的要求总是优先于履行军事职责。这有助于解释下面这个事实：虽然威廉对于步兵团的文化和氛围（尤其是军服）都格外向往，但他似乎从未将普鲁士军事教育着力灌输的自我牺牲和服从精神内化。事实上，威廉很难接受来自上级军官的指正，哪怕是建议。威廉的军事副官阿道夫·冯·比洛上尉于1879—1884年在他身边随侍长达5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能消除威廉所受教育对他的影响。威廉虽然身穿军装，却并未采用普鲁士军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
与市面上流行的传记中的说法不同，威廉并不是从波茨坦军校和军营训练场走出来的，而只是一个“军事爱好者”。尽管他的母亲总是疑虑重重，但是她为了让儿子摆脱军方的操纵所付出的努力却是卓有成效的。不过，欣茨佩特先生、波茨坦、卡塞尔和波恩的奇妙组合所培养出的威廉是否强于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威廉的成长经历十分奇特，他在求学过程中几经波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环境中交错生活，而又没有受到过系统理念的指导，因此很难形成一贯的价值观或者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