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俾斯麦自1890年3月被迫辞职之后便甚少出现在柏林，但他仍然在德国公众的视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起初，许多人认为老宰相的卸任预示着积极的变化，能够“结束我们内心彷徨无力的状态”。
然而不久以后，支持俾斯麦的声音便迅速重新出现，这从他位于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乡村宅邸接待的众多“信徒”以及他的仰慕者们寄来的数量惊人的信件中可见一斑：1895年4月1日（他80岁生日那天），俾斯麦收到来自德意志帝国内外的仰慕者们发来的至少45万封信件和电报。
如此热烈的反应表明，许多德国人对这位前宰相和帝国缔造者仍然怀有眷恋之情。然而正如维尔纳·珀尔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毫无疑问地带来了政治上的影响。
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成为新政府最猛烈也最权威的批评者。他在建立臭名昭著的“秘密新闻组织”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人脉和知识此时派上了用场。他从弗里德里希斯鲁授意的报纸（其中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资助）以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报道，大肆抨击威廉二世及其手下的主要官员。弗里德里希斯鲁成了反政府派形成松散同盟之后的大本营。同盟中不仅包括顽固的俾斯麦主义者，还有政治目的各异的其他人士，如心怀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冯·瓦德西伯爵以及左翼自由主义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他后来对威廉集团的核心人物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不仅是俾斯麦鼓励将政治异见合法化的结果（他担任宰相时从未容忍过政治异见），也是其意图。“我们需要制衡的力量，”他在1892年夏天的一次演讲中装腔作势地声称，“我认为自由批评权是君主立宪政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菲利普·奥伊伦堡在1895年评论的那样，此番表达立场的言论是俾斯麦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将自己塑造成“现代德国与德皇威廉二世对立的化身[……]他正在有意识地破坏他一手建立的皇帝之位的权威”。
威廉以及他正式和非正式的顾问都对“来自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风暴”深感不安。他们（有些夸张地）担心俾斯麦会作为号召国民投票的政治运动领袖“重返”柏林。鉴于此次冲突越发被人们认为是前宰相和年轻皇帝的个人之争，俾斯麦似乎将会成功地使德国民众与皇帝对立，尤其是在南方诸邦，那些地方的民众认为宰相自1871年以来在凝聚民族情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高层官员则普遍认为俾斯麦是在德国内外散布关于威廉精神不稳定的谣言的幕后推手之一（这种看法不无根据）。另外，俾斯麦也可能认为泄露某些政府机密文件的内容并无不妥——他于1896年10月在《汉堡新闻》上公开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该条约虽已失效，但包含了高度敏感的内容。
政府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驳斥由俾斯麦控制的媒体所做出的控诉；外交部甚为担忧，甚至试图买下被俾斯麦集团盯上的一家报纸。
俾斯麦方面采取的行动对威廉个人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威廉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几次最为严重的当众失态都源于他在面对来自弗里德里希斯鲁的威胁时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妄想。“德意志帝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我绝不容忍其他任何人僭越。”他对一群来自莱茵地区的工业家如此说道，他怀疑这些人倾向俾斯麦一派，对劳工持敌对态度。
无须多言，这些激愤之语恰恰为亲俾斯麦的反对派媒体提供了助力。私下里，皇帝既感到愤怒，又感到惊惧。威廉听说俾斯麦对俄国大使谎称他辞职是为了抗议威廉的反俄政策之后，便时常考虑以叛国罪的名义将俾斯麦绳之以法。德意志帝国司法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展开了前期调查。
1892年夏天，当俾斯麦准备前往维也纳参加一次家族婚礼之时，威廉旋即给奥匈帝国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拒绝接见这个“不义之臣”，直到其对威廉表示忏悔（peccavi）为止。据一位消息人士称，德国民众此后始终未能原谅威廉这一充满恶意的举动。
到1893年秋天度假之时，威廉仍然满腔怒火，提到“将来总有一天要[对俾斯麦]进行一次大审判”。
1894年1月两人在柏林进行了公开而高度仪式化的会晤，但这只是表明双方暂时休战，而非达到了最终的和解。1896年俾斯麦公开《再保险条约》之后，威廉再次扬言要把“这个邪恶的老头”关进施潘道（Spandau）监狱。
威廉对这位老人的情感是复杂而强烈的。“我是多么喜爱俾斯麦公爵啊！”1896年夏天，他在一年一度的斯堪的纳维亚航行中对菲利普·奥伊伦堡如是说，“我为他牺牲了这么多！我把父母的宅邸都献给了他！因为他的缘故，我多年来一直遭受不公平对待，而我忍受了下来，因为我把他视为我们普鲁士国家最鲜活的象征。”
这样的肺腑之言表达的不仅仅是自哀自怜和自我辩解，也告诉我们在欧洲政坛巨人身边成长会有何种感受。如果说俾斯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威廉的父亲，赢得了威廉在政治上的拥护，那么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新皇的政治构想。令人惊奇的是，威廉曾经多次（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支持由俾斯麦主导的政策，并与俾斯麦的立场保持一致。比如，尽管“卡特尔”已无力形成帝国议会的多数派，威廉却仍然相信“卡特尔”是政府最坚实的基础。
荷尔斯泰因认为，威廉对德国外交（见下文）的某些个人干涉实际上表明，他试图将新路线下的外交政策与俾斯麦优先考虑的重点结合起来。
确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威廉在巩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仅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虚构出来的君主政体”，而声称君主握有实权正是俾斯麦体系的“核心谎言”。
众所周知，威廉在帝国议会多次解散之后产生过发动“政变”的想法，就连这一主张也同俾斯麦不无关系。在多个场合，宰相甚至公开谈论提前解散议会或者通过“政变”彻底改变议会特权的可能性。在随后的十年中，威廉二世以别无二致的口吻提到“让帝国议会见鬼去吧”，意欲将联邦议会重新确立为真正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从而实践关于德国宪政的“俾斯麦理论”。
在1890年2月，二人关系短暂回温的一段时间里，俾斯麦嘱咐威廉不要畏惧对立政策，并让他承诺，在帝国议会不可能从命的情况下，他“在必要时会痛下狠手”。就短期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坦诚地拒绝了这种方式。然而，尽管威廉没有采纳这种战术，他却似乎已经为其内在逻辑所折服。
1890年3月，威廉愚蠢地给柏林一位侍卫官发去了一封未加密的电报，鼓动军队动用步枪来镇压罢工工人。这一举动表明他决定践行俾斯麦的准则，证明自己是宰相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在关于俾斯麦身后影响的论辩式分析中，马克斯·韦伯指出，最崇敬俾斯麦的人所欣赏的通常不是“他细心敏锐的头脑或是至高无上的思想，而是他作为政治家所展现的铁腕和狡黠的面貌，以及他那表面粗暴或真正粗暴的行事作风”。
19世纪90年代，威廉的一系列反抗活动以及执政的整体表现表明他也属于这类俾斯麦派人士。他不容许身边的人批评他（他的廷臣们因此变得越发卑躬屈膝，十足的拜占庭风格），从而使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将他同俾斯麦划为一类。“我们总是抱怨俾斯麦压迫民众，”瓦德西在1890年12月这样写道，“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以我们不熟悉且更加危险的方式进行的。”
1892年夏天，威廉怒斥群臣，指责他们没有像在前任宰相手下那样迅速地执行他的旨意。“原先俾斯麦对群臣宣布一个计划，他们之中马上就会有一位站出来说：‘交给我吧。’”
公众对其独断专行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以至于威廉在随后的某个场合声称他终于体会到了“老俾斯麦的严重背叛”，因为正是俾斯麦鼓励他“让专制主义元素更明显地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威廉声明想要成为“自己的宰相”时，不仅是指自己会行使这个职位所承载的所有政治职权，还表明他将以俾斯麦这个为一代德意志人定义何为权力的政治家的方式来行使这些职权。威廉和俾斯麦乌烟瘴气的争斗不应让我们无视这个事实：德意志末代皇帝的政治思想和执政表现都尝试借鉴（尽管其方式是粗糙和自欺欺人的）德意志帝国首位宰相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