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原本的面目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被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吧。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如果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售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特定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的：“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中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就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的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那么这种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西弗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我们知道，加缪的“三部荒诞之作”，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体系。按说，哲学论述与文学形式这样相互支撑和印证，效果已经相当可观了。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7）、剧本《正义者》（1950）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第一个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振聋发聩，能引起万众惊怖而猛醒的荒诞象征。同样，还缺少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鼠疫这个瘟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范围肆虐制造的恐怖惨景，史书多有详细记载，给人类留下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单单“鼠疫”这两个字，就能先声夺人，一旦作为荒诞的象征出现，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鼠疫》中，这个瘟神不减当日威风，果然有惊人之举，要独霸几十万居民的奥兰城，就先发制人，放出成千上万只疫鼠，满街乱窜，发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

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在此之前，他们避之犹恐不及，绝不肯将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却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当下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当下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辗压，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辗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这不就等于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是大部分人的倾向，就连“新派伦理学家”都宣扬只能跪下求饶，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帕纳卢神父则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光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达笃信，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实，这种倾向只是表面现象。谁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奥兰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种选择。就连组织祈祷周的帕纳卢神父，在布道时也明确指出，“反思”的时刻到了。他说道：

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指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帕纳卢神父这段话，无意中指出一个荒诞的问题：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我们可以抛开他讲这话的动机、前提和结论，拿来比较一下书中有识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殊途同归的事例。

同帕纳卢神父相对应的两个不信上帝的人，则是两个极有见识、极清醒的人物：一个是干劲十足，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里厄大夫；一个是极力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抗击鼠疫的斗士塔鲁。全城人落入鼠疫的围墙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人心大崩溃的时候，塔鲁和里厄却心有灵犀，很快就走到一起，为了同一种斗争。

抗击鼠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各的反抗史。两个人的几次谈话，越谈越深入，由里厄的叙述和塔鲁的记事铺衍缀补，无一不切中荒诞这个主题意旨。同样，帕纳卢的两场布道，则从侧面乃至反面衬托了荒诞主题。这些表现荒诞—反抗主题的大脉络贯穿全书，串联起众多人物的命运：殊途同归，最终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书中最不可思议的，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续会聚到里厄和塔鲁的反抗旗帜下了。这正是荒诞的象征，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与帕纳卢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弃恶向善，而是奋起同死亡做斗争。

鼠疫这个荒诞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传形，如镜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惨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卫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初审法官奥东，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父，都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这也正应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关目：“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作者确实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鼠疫》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动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的多层面上，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哲理小说，出版时间相隔仅四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渐进式的：默尔索还不以为然，不料却一点一点被绞进荒诞的司法程序中，没有他辩白的机会；一旦判决，就成为铁案了。默尔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鼠疫》则讲述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于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主人公一贯冷漠超脱，情节也相应进展徐缓，除了结尾爆发一下，通篇基本平铺直叙，直到行刑前夕，也平静地迎接死亡。后者则截然相反，鼠疫突袭，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疫城危难，与外界隔绝，死亡的数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起来抗争，情节起伏跌宕，交织着极痛深悲和义愤的场景。

不过，比较起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局外人》所无暇顾及，或者说《鼠疫》所增益的内容，即给人以极大启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诞绝非纯粹的外境，内患与外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看作者如何阐释。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们实际行为的前提。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父所谓“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是“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现实，还有其“裨益”，甚至利于“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的现实。作者的这种观点是一贯的，与《局外人》同时创作的剧本《卡利古拉》，整出戏只表现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连的疯狂举动，就是要迫使他周围的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个荒诞世界。至于“思想升华”，其实也不难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因为经历了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起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鲜明有力的例证。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思想升华与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说互为因果。《鼠疫》中的这些人物，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与之斗争。里厄和塔鲁身世、职业均不同，但各自一直在同现实世界做斗争，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填补行政管理空缺的问题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里厄这样回答塔鲁的问题，表明他不欣赏帕纳卢的“集体惩罚”的观点，治病救人，才是他行医的理念。这里不妨节选二人的对话，我认为大有深意：

里厄：那么人不相信上帝，不抬头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可能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里厄：是苦难。

塔鲁：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塔鲁：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里厄：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

塔鲁：不错。

里厄：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最后再确定一下，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塔鲁：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了波斯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性命，唯独一人得以幸免，恰恰是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

里厄：您管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

塔鲁：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里厄：什么道德观？

塔鲁：理解。

二人十分平静地谈论着人生中这么多天大的问题，以极平常的语气讲出生活的这些真理。顺便提一句，全书凡是涉及这类真知灼见，从不激昂高调，始终保持这种道家常的语气。下面，仅就这段谈话所提及的几点，看一看在荒诞这个主题上，作者是如何阐明道德人心的。

面临大灾大难，信仰问题就会凸显。里厄和帕纳卢，一个医生，一个神父，本来似应“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神父宣称“应该热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医生则答以“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在尽心尽力“为拯救人而工作”，唯独这一点才重要，表明他们能超越信仰，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斗争。二人达到心灵的契合，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平静地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述。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里厄这样评价帕纳卢：“内里要比表象优越”“他讲道好，做得更好”。帕纳卢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染区，在击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难。

鼠疫猖獗时期，消除了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出路都关闭了，人很容易就全盘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选择，这就是丧失了信仰。当然，真正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因外境而丧失的，就像里厄、塔鲁、帕纳卢等人这样，而在这种特定的境况中，反抗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吸引来有案底的边缘人物科塔尔、自认为是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记者朗贝尔、主张判决的威力胜过法律的初审法官奥东先生等一干人。同样，在鼠疫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也成为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取向。这就是上面那段对话的基本内涵。

反抗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但是各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毕竟心怀大爱的人在世间属凤毛麟角。就连塔鲁也直言，他的动机出于“理解”的道德观。理解一词词义明确，又很宽泛，出自塔鲁之口，必有特殊的含义，如果不联系他的身世，就很难抓准意思。塔鲁的父亲是法官，在塔鲁看来，父亲一上法庭和刑场，就变了一个人；那种表现“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于是，他十八岁那年离开优裕的家庭，体验了贫困的滋味，为谋生干过各种行业，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就同社会做斗争，极力反对死刑。为了达到一个不再杀人的世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欧洲各国的斗争，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尽心尽力在同鼠疫做斗争，最终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着良好的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鲁说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儿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塔鲁所谓“理解”的道德观，尤其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漩流沉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这也是他一再说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加缪自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话总结出来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准则。

“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就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在实际生活中，漫说是无意，就是有意损害别人的事也司空见惯，见多不怪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说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可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病菌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他的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李玉民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

——丹尼尔·笛福 1/3K/XsB5jR1Cyhtqu8I5PmbQoJPqsaDzFNGaF6V5daxGrm25EJHSg7rbl/b0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