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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理解的莫过于象征作品。一种象征往往带有普遍性，总要超越应用者。也就是说，他实际讲出来的内容，大大超过他要表达的意思。艺术家只能再现其动态，不管诠释得多么确切，也不可能逐字对应。尤其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总合乎人性的尺度，本质上是少说的作品”。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所表达的这种观点，道出了阅读象征性作品所碰到的最大难题。作者遵循这一美学原则：多讲无益，少说为佳，在作品中留下大量空白，任由读者去猜测。我们读这类作品，思想上也总是纠结矛盾：一方面享受着作者有意无意留出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苦于捉摸不定而又希望作者多透露些信息。不过，更多的信息，只能以这类成品的说明书的形式透露了。因此，加缪在多处也做了类似说明。本文通篇都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讲一点加缪的语言风格。
加缪具有深厚的古典写作功底，语句简洁凝练，往往十分精辟，这里略举一段，实际体会一下：
我知道我离不开自己的时间，就决定同时间合为一体。我之所以这么重视个体，只因为在我看来，个体微不足道而又备受屈辱。我知道没有胜利的事业，那么就把兴趣放到失败的事业：这些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对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胜利都不以为意。对于感到心系这个世界命运的人来说，文明的撞击具有令人惶恐的效果。我把这化为自己的惶恐不安，同时也要撞撞大运。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了历史。只因我喜爱确定的东西。至少，我信得过历史，怎么能否定把我压倒的这种力量呢？
——《西西弗斯神话》
这类语句，我翻译时下笔就十分滞重，即便引用来重抄一遍，仍旧觉得沉甸甸的，其分量自然来源于思想的内涵。语言如此，更有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如默尔索、卡利古拉，乃至西西弗斯、唐璜等，言行那么怪诞，身陷莫名其妙的重重矛盾中，如何给予入情入理的解释，恐怕除了少数专家，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望而生畏。
记得十来年前，在北京打拼的一位青年导演组织剧组，排练好了五幕悲剧《卡利古拉》，租用北京青年小剧场，计划演出一个月。我作为加缪戏剧的译者，应邀出席了最后彩排和首场演出。这群扮演古罗马人的青年演员，似乎领会了这出古罗马宫廷戏的精神，直到演出，包括导演在内，谁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表现出北漂青年的那种十足热力，表演特别用心认真，其忠实于原作的程度，不亚于我的翻译。问题出在散场时，有的观众没有看懂剧情，得知我是翻译，便一遍遍问我，这场戏是什么意思。当时以我对加缪作品的把握，还不能深入浅出地回答不知加缪是何许人的观众，我只好泛泛讲了几句，观众还是一脸疑惑的神情。幸好同去观戏的北大教授、好友车槿山在身边，他当场给几名观众上了一堂关于加缪的启蒙课。
我记述这一笔，既赞赏那些青年的勇气，率先将加缪的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虽然还有一点水土不服，但终归算一件小盛事，也因为临场方知，恰当地解释加缪的作品并非易事——《卡利古拉》一出戏尚且如此，遑论加缪的文集！
书名翻译也有学问，譬如《局外人》，原文为 I’Étranger ，《法汉大词典》给出的词义是：①外国人；②他人、外人、陌生人、局外人。最后一条显然是有了《局外人》的译法而后加的。最先译为《局外人》的人定是高手，因为只看原书名而不详读内容，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或者外乡人，当然离题太远了。“局外人”含有置身局外的意思，与“局中人”“局内人”相反，倒也切合主人公默尔索的状态。其实原书名在法语中是个极普通的词，而汉语“局外人”则非同一般，译出作者在小说中赋予这个普通词的特殊内涵。不过，话又说回来，中法语言文化毕竟差异极大，尤其抽象的概念，很难找到完全对应、完全对等的。就拿“局外人”来说，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与某事无关的人”，恐怕难以涵盖加缪在哲理小说中使用这个词的意义。因此，不免有一问：局外究竟何人？
加缪第一部哲理小说，就用局外人来界定默尔索这个人物。尽管在此后的作品中，加缪并没有把具有他的哲学血统的人物统称为“局外人”，但是《局外人》这部小说影响太大了，后来的人物，不管叫什么名字，我们总不免认为，他们都同属于“局外人”这一族群。因此，如能确认这一族群是什么人，也就等于抓住了加缪哲学最鲜活的部分。
加缪就断言，“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他还列举出几位，有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他们和加缪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自诩为哲学家，却用充满哲理的小说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而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他们善于将抽象的思想化为血肉之躯，而这种“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的安排，就更加符合一种观看世界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暂时的一个切面，闪耀着凝聚在内中无所限制的光芒”。这种作品，“既是一种终结又是一场开端”，往往是一种“不做解释的哲学的成果，是这种哲学的例证和圆成”。
加缪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小说是观看和认识现实的工具，是哲学的成果，但是也“要有这种哲学言外之意的补充，作品才算完整”。哲理小说与哲学论著的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我们虽然知道，而由作者出面这样强调，我们就无须多虑了。不过，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作者又特意提醒一句：“小说创作也像某些哲学作品那样，可能呈现相同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恰恰又是《局外人》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部字数不多的中篇小说，足以引出无数的分析评论文章和专著。因而，要弄清局外何人，还得透过小说中的这种模糊性，抓住加缪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进而了解他所创造的“局外人”出没的世界。幸好，加缪又来引路了，他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
在象征方面，要想掌握，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去撩拨，也不带定见进入作品，更不去探究那些暗流。尤其是对卡夫卡。必须老老实实顺随他的笔势，从表层切入情节，从形式研读小说。
加缪在谈他如何研读卡夫卡的荒诞作品时说，既然指出了门道，就不要只看热闹了。照加缪所说，最可靠的办法有三不要：一不要随意撩拨，这意思可就宽泛了，借用时下的字眼儿，就是不要太任性，不要施展望文生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本领；二不要带着定见进入作品，抱着定见必然心浮气躁，匆忙质疑，自顾高谈阔论，结果南辕北辙，与作品毫不相干；三不要探究暗流，只因暗流涌动，根本无从探测，反而舍本逐末，难说不会被暗流吞没。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步步紧跟作者的思路，哪怕不大理解。这样还嫌不够，加缪又进一步说明：
卡夫卡的秘密，就寓于这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之中。在自然和异常，个体和万物，悲剧性和日常生活，荒诞和逻辑之间，这种恒久的摇摆，贯穿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使得作品既共鸣反响，又富有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就应该历数这些反常现象，就应该强调这些矛盾。
是否可以说，加缪的秘密，也寓于贯穿他的作品的模糊性之中呢？虽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荒诞作品之间，即使作者写作风格迥异，也必然带有根本性的相通之处。譬如在自然与反常之间等方面，都同样描述了大量的反常现象，都同样表现了重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加缪特别强调，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就必须认真看待这些反常现象、这些矛盾，也正是上段引文的结尾——“从表层切入情节，从形式研读小说”所说的意思。
现在，我们就从一处表层，切入《局外人》的情节：一声震耳欲聋的脆响，“一切都开始了”。分为两部的小说，就好像故事从此开始。默尔索这个小职员在第一部讲述的日常生活，从此全一笔勾销，顶多能充当一件命案的证明材料了。“我明白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打破了我曾觉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静。”随后，他又对着那不动的躯体连开四枪，“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
“我明白”，这只是默尔索的惯性思维，其实他并不明白，仅仅意识到惹上麻烦，而敲了四下厄运之门，是他最终才明白过来的。第二部的情节，就在不明不白中展开了。起初，似乎没人对他的案子感兴趣，可是不知何故，过了一周，情况完全变了。预审法官面带好奇的神色打量他。这好奇里边大有文章，默尔索被盯上了，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有所警觉。因而，他回答预审法官说，是不是非得请律师，“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预审法官便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一种看法……”第二次审讯，预审法官问他是不是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默尔索回答说：“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于是就保持沉默。”预审法官还像上次那样微微一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
两次预审，看上去十分简单，波澜不惊。然而，这正是加缪文笔的高妙之处，于无声处听惊雷，简单中潜行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且不说预审法官话里有话，单看他两次“微微一笑”，象征什么，就足够耐人寻味的了。细品《局外人》中的这种暗笔，堪称奇绝，笔墨之细，隐义之妙，真是妙趣横生，令人无限遐想。我特别欣赏我国这句古话：哭是常情，笑乃不可测。法官的笑就更加不可测了。
在不明不白的审案当中，还不乏滑稽可笑的场面。预审法官说不找律师，就会给他指派一位。默尔索表示这样太方便了，司法机关连这些具体问题都负责给解决，他便同法官一致得出结论：法律制定得很完善。而且对法官这个人，他也觉得“非常通情达理”“善气迎人”，要离开审讯室时，甚至想同法官握手，幸好及时想起自己有命案在身。一次次审讯，法官和他的谈话变得“更加亲热”了，甚至让他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有时法官还把他送到门口，重又交到警察手里之前，拍拍他的肩膀，亲热地对他说一句：“今天就这样吧，反基督先生。”
这种反衬手法的巧妙运用，更加凸显了荒诞的效果。而且怪得很，话说得越明确，意思就越模糊。经过数月审理，按预审法官的说法，默尔索的案子“进展正常”。可是，确知他不信上帝之后，预审法官对他就没有兴趣，“事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已经把他的案子“以某种方式归类了”，还打趣地称他为“反基督先生”。案子进展怎么叫“正常”“再也没有进展”，而案子归类似乎很清楚，“以某种方式”，又意味着有多少令人猜不透的名堂。
总之，这部《局外人》感觉有点怪异，翻译觉得很明白，文字典雅，既简练又明晰，可是再读起来，似乎变得精神过敏了，仿佛随处都话中有话，并不像表面文字那么简单。而且主人公默尔索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他原本就是局外人，还是脚踏局内局外的人，抑或是从局内走向局外的人呢？本来不成问题的事，一读再读反成为问题了。下面引出一小段，看看我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
（预审法官和律师）有时候谈到一般性问题，也让我参加讨论。我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在这种时刻谁对我都没有恶意，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按部就班，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我甚至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
就拿这段文字来琢磨琢磨默尔索这个人物。我们还是回到那声震耳欲聋的枪响，“一切都开始了”，能说他一切都明白了吗？恐怕未必。否则，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哪来的第二部这一场场好戏呢？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心情开始轻松了，这就表明，他并不完全明白，因而才能不由自主地配合对方演场好戏，一时还预测不出他敲响了厄运之门。但是，这段话一连串的表达方式——“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按部就班”“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还把“亲如一家”打上引号，称为“可笑印象”，这些足以说明他有清醒的判断。
明白不明白是一回事，但是局外人始终保持清醒。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谈到荒诞人时，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富有荒诞精神的人只是判断……他顶多能同意利用过去的经验确定自己未来的行为。时间将激活时间，生活支持生活。在这个既局限又充满可能性的地盘上，他觉得除了清醒，他本身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
荒诞人在有限而又充满可能性的生命中，他本身除了清醒，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这是荒诞人的一大特点。让我们看看默尔索是否具备。在人生的两大问题，工作和爱情婚姻上，默尔索超乎寻常的清醒态度，集中表现在第一部第五节中。老板打算在巴黎开设办事处，有意把这个美差交给默尔索，这样既能生活在巴黎，每年又有出差旅行的机会，认为他年纪轻轻，应该喜欢那种生活。不料他只是淡淡地附和一声“是啊”，内心深处却觉得无所谓。于是老板就问他，是不是对改变生活不感兴趣，他就明确回答说：“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这是默尔索对人生的一种根本认识，而这种清醒的认识贯穿全书的始终，也体现在爱情和婚姻上。女友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同她结婚。默尔索回答这对他无所谓，如果她愿意，就可以结婚。玛丽还问他是否爱她，他还是那句话：这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和“无所谓”，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用来对许多事情，乃至如工作前程、爱情婚姻这样人生重大问题的表态，显然不近情理，毫无诚意，没有讲出真实的想法，因而被人看成是个怪人。粗读这部小说，默尔索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觉得他说话办事不痛快，该讲的话不讲，顾左右而言他。也许正是他这种寡言少语的性格，给养老院工作人员造成误解；也正是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惹恼了办案人员，结果开庭审判时不利的证词和道德审判气氛，导致出乎意料的重判：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他将在广场上斩首示众。庭长宣判完，最后问他有什么话要讲。他略一思索，随后便回答：“没有。”为什么无语，这种后果，似乎他自身也有几分责任。
带着这样的疑问细读，却发现，在关键时刻，默尔索一反模棱两可的态度，哪怕是对自己不利，也果断地表明态度，甚至断然说“不”。下面就截选一段律师同他的谈话，具体看看在什么情况下，他说话有些含混，而到了什么火候，又有明确的态度。
“要知道，”我的律师对我说道，“像您这种情况，我实在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是这又非常重要。如果我找不出理由答辩，这就将成为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证据。”他希望我能协助他。他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
律师告诉他，办案人员调查了他的私生活，还去过马伦戈的养老院，预审法官都获悉，葬礼那天，他“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律师无疑凭经验认为这是个要害问题，料想检察官会抓住他在母亲葬礼时的表现大做文章。可见，律师是从专业的角度，也从被告的利益出发，提出这个不近情理的问题，要求默尔索予以协助。
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
默尔索十分惊讶，可是他的回答更让别人惊讶，他说很爱妈妈，应当接上一句：妈妈死了心里当然难过。他非但不这么迎合，反而话头一转，“这并不能表明什么”，一下子就勾销了。尤其不该借题发挥，无端将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横扫一笔，简直就是不打自招，承认也曾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律师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当即打断默尔索的话，焦躁地让他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种话”。话说到这份儿上，但凡知趣一点，应对一声也就算了。然而，默尔索偏不。
可是，我却向他解释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安葬妈妈那天，我疲惫不堪，又非常困倦，也就没有留意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所能肯定说的是，我真不愿意妈妈死了。
律师没法满意，便思考一下，帮他出个主意，可不可以说，那天他控制住了心中自然的感情。默尔索断然拒绝：“不可以，因为是假话。”律师神情古怪，似乎有几分反感，带点幸灾乐祸的口气说，这可能将他置于难堪的境地。他却提请律师注意，这段事情跟他的案子无关。律师仅仅反驳了一句：显然他从未跟司法机构打过交道。接着，默尔索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走时面带愠色。我很想留下他，向他说明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但不是为了获取他更好的辩护，而是……可以这么说，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我看出来，我让他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对我产生了一点儿怨恨。我真想明确告诉他，我跟所有人一样，跟所有人绝对一样。然而，费一番口舌，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我也懒得讲，干脆放弃了。
律师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得到开庭审判过程的证实，结果默尔索不仅处境尴尬，还被判了极刑。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谈话来看，不必详细分析，大体可以判断出，律师讲的每句话都是诚恳的、善意的，而默尔索的回答虽然是片言只语，句句讲的也都是实话，只是欲言又止。这两种真诚态度，却不能在事实上形成合力，最终只能各行其是。默尔索态度暧昧，有些“失真”，盖缘于他欲言又止。不过，这仍然是他清醒的一种表现，他往往认为多解释无益，徒费唇舌，就干脆放弃。他对老板、对女友玛丽也是一样，他那“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清醒认识：无论做什么，促成事情怎样变化，都“没有多大用处”“并无实际意义”。
“并无实际意义”，这是默尔索的真诚与一般人真诚的最大差异。一般人，真诚想提拔他的老板，真心想跟他结婚的玛丽，真正想帮他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都有功利性、动机性。唯独局外人，想要表露的真性情，则毫无动机，毫无功利性。他说“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既不想巴结老板，欣然接受去巴黎生活的提议，也不愿明确拒绝而拂老板的意。他说可以结婚，但是并不想讨玛丽的欢心，而说不爱她，也同样无意伤害她。他渴望博得律师的同情，只是合乎人之常情，不是为了获取更好的辩护。
不过，应当特别指出，默尔索至少在两个关键时刻，断然说不，则别具深意。一次是预审法官对他这个人发生了兴趣，问他是否信仰上帝，听他回答说不信，就气呼呼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相信上帝，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于是百般劝导，还将基督受难像举到他眼下。最终，默尔索还是说“不”。另一次，默尔索被判决之后，一再遭到他拒绝的神甫还是坚持到牢房看他，说是“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而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引导忏悔，还问默尔索是否允许自己拥抱他。默尔索答道：“不。”他是对上帝说“不”，也就是对永恒说“不”。这正是加缪给荒诞人下的一种定义：
歌德说：“我的地盘，就是我的时间。”这真是荒诞的警语，荒诞人是什么呢？就是毫不否认，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并不是说怀旧对他是陌生之物，但是他偏爱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推理。勇气教他义无反顾地生活，满足于现有的东西；推理则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他确认了自己有局限的自由、没有前途的反抗以及会消亡的意识，以便在他活着期间继续他的冒险。这就是他的地盘，这就是他的行动：排除一切判断，只保留自主判断的行动。对他而言，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并不意味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不诚实了。我在这里甚至不提称之为后世的那种可笑的永恒。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一再界定什么是荒诞人，我认为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特点，基本上符合加缪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性格。无论默尔索、卡利古拉，还是《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塔鲁，《正义者》中的卡利亚耶夫及其战友们，虽然在反抗这个主题上，比较起来还有差异，但是，他们都大步走在荒诞的路上，发现的第一个真理，就是“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这一场景，在《卡利古拉》第一幕第四场有精彩的对话。在此顺便多说一句：在阐释荒诞的主题上，加缪的剧作，包括他的改编剧《群魔》等，因其人物在场上直接冲突与交锋，即使不是看戏，只是阅读（不要小看经典戏剧的阅读功用），那种论争和智辩也更加直观，更加扣人心弦。
荒诞人掌握了这一真理，就有了清醒的意识，看破了世界的荒诞与虚假。他们不再相信宇宙间存在更高级的生命，不再相信能给予人另一种幸福生活的上帝，总之不相信永恒了，而世人生活在永恒的希望中，无非是把虚假的骗局当作希望的永恒。这是人生状况二律背反推理的结果。加缪分析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针对他要赋予他的上帝以荒诞的特性时指出：“荒诞，则是觉悟人的原本状态，并不通向上帝……用极荒诞的说法：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真的没有一点上帝的容身之地了。
鄙弃永恒，就是彻底承认人生的局限。所谓荒诞人，就是只能与时间同行，须臾也离不开时间的人。荒诞人掌握了一门不容幻想的科学，否定那些追求永恒的人所宣扬的一切。这就意味着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在世的时间，只有当下和当下一系列的瞬间。这就是歌德所说的地盘。到死囚牢房看望默尔索的神甫当然不理解，他不无感慨地问：“您就如此热爱这片大地吗？”随后又问默尔索，怎么看另一种生活。默尔索便冲他嚷道：“就是我在那种生活里，能够回忆这种生活。”同样，在《正义者》中，要去执行暗杀皇叔任务的卡利亚耶夫也明确说：“我热爱生活，并不寂寞。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而更加激进的斯切潘则说：“我不热爱生活，而热爱高于生活的正义。”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实践着尼采的这句话：“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
既然没有未来，没有永恒，只有短暂的一生，人生正因为没有意义就更值得一过。人没有了希望，倒意味着增加了不受约束性，这就是加缪所说的，并且体现在他的众多人物身上的“深度自由的原因”。他们就再也无所顾忌了，周身都焕发出超常的活力，有声有色地运用起一种超越通行规律的自由。默尔索和卡利古拉，这一今一古两个主人公，都放射出了永恒活力的耀眼光芒。
面对打开的重重牢门，默尔索那种神圣的不可约束性，就化作生命的纯粹火焰，在燃尽之前，痛快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反抗的自由。
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神甫）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将到来的死亡。对，我只有这种把握了。可我至少掌握了这一真理，正如这一真理掌握了我一样，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我生活的整个过程，就好像在等待这一时刻和这个黎明：终将证明我是对的……在我所度过的这荒诞的一生中，一种捉摸不定的灵气，从我的未来的幽深之处朝我冉冉升起，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而这股灵气所经之处，便抹平了我生活过而并不更为真实的那些年间别人给我的种种建议……既然唯一的命运注定要遴选我本人，并且随同我也遴选像他那样自称我兄弟的千千万万幸运者……
卡利古拉也跟默尔索一样，猛然醒悟而掌握了这一真理，但是他贵为罗马皇帝，一旦有了自主判断的行动自由，就必然闹得天翻地覆。皇帝的贴心侍从埃利孔早有预见：“假如卡伊乌斯（卡利古拉的名字）开始醒悟了，他有一颗年轻善良的心，是什么都要管的。那样一来，天晓得要使我们付出多大代价。”果不其然，三年当中，正如卡利古拉所讲的：“我周围的一切，全是虚假的，而我，就是要让人们生活在真实当中！恰好我有这种手段，能够让他们在真实当中生活。”他使用了暴君的手段，教育人们认清世界的残暴与荒诞，逼使他们起来反抗。最终，他对着镜子讲出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一切看似那么复杂，其实又是那么简单。如果我得到月亮（指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有爱情就足够了，那么就会全部改观了。可是，到哪儿能止住这如焚的口渴？对我来说，哪个人的心，哪路神仙能有一湖水的深度呢？（跪下，哭泣）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我等量齐观，其实，我明明知道，你也知道呀（哭着把双手伸向镜子），只要不可能的事情实现就成。不可能的事！我走遍天涯海角，还在我周身各处寻觅。我伸出过双手，（喊）现在又伸出双手，碰到的却是你，总是你在我的对面。我对你恨之入骨，我没有走应该走的路，结果一无所获。我的自由并不是好的……噢，今宵多么沉重！埃利孔不会回来：我们将永远有罪！今宵沉重得像人类的痛苦。
两个生命的终篇，同为荒诞人，却大相径庭。默尔索还沉醉在反抗的激情（尼采所说的活力）中：一生终于有这么一次，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可以傲视周围的一切了。卡利古拉则不然，他既然醒悟，又握有皇权，就想有大作为，要改造世界，至少改变他周围的世界。他好似征服者，充分感到自己的力量，将这种力量发挥到最高值，但是超越不了荒诞人本身，投身到失败的事业中，根本不可能获取成功。荒诞人来面对暴君，卡利古拉的这种双重性，引导他走上歧路，错误地运用了自己的自由。荒诞人卡利古拉对暴君卡利古拉恨之入骨，非正义匡正不了世界，卡利古拉难逃罪责，只因“在反抗者的宇宙中，死亡彰显着非正义，死亡是登峰造极的滥用权力”。
再看默尔索和卡利古拉临终留下的遗言。默尔索的遗言还不失为他那反抗激情的余绪：
我也同样，感到自己准备好了，要再次经历这一切。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我只期望行刑那天围观者众，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声。
默尔索像诗人一样享受这一刻。“这座现实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不再沉默，而是充满疾恶如仇的吼声。再看《卡利古拉》的结局：
卡利古拉站起来，操起一张矮凳，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朝着他在镜中同样动作的身影，把矮凳飞掷过去，同时喊叫：
卡利古拉，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
镜子破碎，与此同时，手持武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方拥入。卡利古拉对他们一阵狂笑。老贵族刺中他的后背，舍雷亚击中他的脸。卡利古拉由笑转为抽噎，众人一齐上手打击。卡利古拉笑着，捯着气儿，咽气时狂吼一声：
我还活着！
镜子破碎，幻想也随之破灭，起来打击他的人，不是励志图变的反抗者，而是一群宵小、维护旧观的谋反者。那阵狂笑的自信，带着唯一的真理走进历史。“历史上见！”“我还活着！”，集中体现了“反抗、自由和激情”的荒诞精神。
一种命运并不是一种惩罚。默尔索、卡利古拉、卡利亚耶夫等人物，他们深知自己有道理，也就谈不上惩罚了。他们为自主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保持了尊严，也赢得了敬重。只有《局外人》中究竟判处的是什么罪过，还颇为含混。加缪这样概括《局外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凡在母亲葬礼上不哭者，都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小说中则十分强调，随后又连开四枪，犹如“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过失杀人判成蓄意谋杀，是对资产阶级司法的讽刺。当初我何尝没有产生过这种看法。其实，默尔索的真正罪过，就是不肯皈依，跟社会较真儿，不配合作假反而较劲。这就是人在荒诞世界中的处境：不反抗则必顺从，而反抗就得承担后果。
加缪强调的“深度自由”，表现在荒诞人物身上，并不是毫无禁忌。冲破准则，但须恪守自律的道德。卡利古拉没有自律，大肆杀戮，最终认清走错了路，他的自由不是好的，起而反抗荒诞世界，也谈不上肩负使命，只是顽强地反抗自己的生存现状，彰显人的唯一尊严。加缪笔下的人物，包括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作品，如《流放与王国》《堕落》中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有荒诞人的特点。但是，荒诞之路有各种各样偏离的途径。《正义者》中与卡利亚耶夫互相对立的人物斯切潘，就宣称他“不热爱生活而热爱高于生活的正义”，他把杀人当成了一种使命。同样，卡利古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遵循死亡的逻辑，随心所欲，实施可怕的自由，这些形象都不是道德的教训，只能显示人物的不同姿态。
加缪指出：“一部荒诞作品，并不提供答案。”这表明他的作品不提供答案，那么提供什么呢？提供“真实的东西”。他这样写道：“我寻求的，并不是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这两者可以不必同步而重合。”但是，有的真实东西，即使同普遍意义的东西相重合，也没有普遍意义，例如荒诞作品，这正是加缪的论断：“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并无普遍意义”。
既然没有普遍意义，那么如何看待加缪的作品呢？我们还是引用加缪自己的话来说明吧。
我们论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阐明精神的行程，如何从世界无意义的一种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
我们重复一遍，思想，不是一统天下，不是让真相以大原则的面目变得家喻户晓。思想，就是重新学会观察，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将每个形象都变成一块福地。
——《西西弗斯神话》
从第一段我们大致触摸到加缪写作的宗旨：从荒诞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第二段从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入手，重新阐释了思想，虽然对“将每个形象都变成一块福地”不尽相同，但是加缪摄取了恋世思想。
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人意识到了世界是荒诞的，应该厌世才对，怎么还会恋世呢？但是不容否认，加缪描绘的人物，从古罗马皇帝到当代制桶工人，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他们虽然都感到生活在流放中，渴望找到自己的王国，但是又无可选择地热爱生活，浑身迸发或者蓄势待发的激情，让我们阅读时往往能深感其热力。这些荒诞人的思想是怎么转过这个弯儿的呢？下面还是引述。
我有独立的意识，对生存的环境又表现出强烈认知的渴望，却发现这世界一片混沌，既陌生又非人性。这样，我便置身于世间万物的对立面，这种境况未免荒诞可笑，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能无视而一笔勾销。世界和我的思想之间的这种断裂，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这意识的反应。我把握住这种荒诞的现实，坚持这种对峙状态，这就得时时刻刻紧绷着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走在这条干旱荒芜的路上。然而，荒诞特别难以降伏，明目张胆地回到一个人的生活中，重又找到自己的家园。与此同时，精神往往会溜号，从清醒的不毛之路拐进日常生活，又重游无名氏的世界。不过，人这次回来，却胸怀反抗之心，富有洞察之力了。曾经沧海，就不再抱有希望了。“这座现实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所有问题，重又锋芒毕露。抽象的明显事实，面对形式和色彩的抒情退却了。精神的冲突，都具象表现出来，重又在人心找到既可悲又堂皇的庇护所。什么冲突都没有解决，可是又全部改观了……躯体、温情、创造、行动、人的高尚情怀，在这无厘头的世界中，又将各就各位了。人在这世上，又终将尝到荒诞的美酒和冷漠的面包：人正是从此滋养自身的伟大。”
恋世排除了厌世和弃世（自杀），恋世就是荒诞，体验荒诞，一步一步走在当下，在反抗的激情烈焰中行进，又回到了终点。尼采写道：“显而易见，天和地的大趋势，就是长期地顺应同一方向：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某种东西，值得在这片大地上生活，诸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就是某种移风易俗的东西，某种高雅的、疯狂的或者神圣的东西。”加缪引用了尼采《超乎善意》中的一段话之后，又接着写道：“这段话说明一种气势恢宏的道德准则，但是也指出了荒诞人的道路。顺应火热的激情，这最容易同时又最难。不过，人同困难较量，有时也好评价自己。”
加缪笔下的人物，都将这种论述化为每日的行动。这些所谓的“局外人”，谁都没有置身局外，倒是在局内干得风生水起，尤其《鼠疫》中以里厄大夫和塔鲁为代表的那个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一股影响并带动社会的巨大正能量。这种荒诞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赞扬。
《西西弗斯神话》是加缪关于荒诞哲学最重要的一部论著，在我看来，也是他的哲理小说和戏剧的说明书，有什么疑虑，都可以从这里面找根据。虽为神话，讲的尽是人事。可见世界只有一个，无论神还是人，都离不开这片大地。因此加缪就断言：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至少是狭路相逢，想避也避不开。
加缪将西西弗斯描绘成荒诞的英雄，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永世苦役犯，也许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有了如此高大的形象。关于西西弗斯有多种传说，我喜爱两种：一是西西弗斯掌握河神女儿被宙斯劫走的秘密，愿意告诉河神，但是河神必须答应为科林斯城堡供水。他为家乡求得水的恩泽，不惧上天的霹雳，结果被罚下地狱做苦役；二是西西弗斯死后，求冥王允许他回人间惩罚薄情寡义的妻子。他返回世间，重又感受到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地，于是在温暖而欢乐的大地上流连忘返，不再听从冥王再三的召唤，结果惹怒了诸神。
西西弗斯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怀着善心为人类谋幸福，也因为热爱这片大地，必须付出代价。加缪还在文中举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来对比，俄狄浦斯一旦知晓自己的命运，便陷入绝望，弄瞎双眼，讲出一句声震寰宇的话：“尽管苦难重重，我这高龄和我这高尚的心灵，却能让我断定一切皆善。”这些以及前面我们着重提到的，都是文眼，值得我的认真发现，尤其作者将这些品质赋予了他的人物。
创作，就等于再生活一次。早年的普鲁斯特，刚刚获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无不如此。加缪还特意指出：“艺术作品既标志一种经验的死亡，也表明这种经验的繁衍。”多少人都想试试身手，力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现实，仿佛一颗颗星跃上夜空，形成人造的大千世界。不管戴着荒诞的面具怎样过度地模仿，生活在这个大地的人，最终总能拥有我们人生的真相。
一种深邃的思想，总是不断地生成，结合一种人生经验，在人生中逐渐加工制作出来。同样，独创一个人，就要在一部部作品相继呈现的众多面孔中，越来越牢固而鲜明。一些作品可以补充另一些作品，可以修改或校正，也可以反驳另一些作品。
局外何人？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这个默尔索，也是卡利古拉、《误会》中的玛尔塔、里厄大夫、塔鲁、卡利亚耶夫、多拉……总之，形象“越来越牢固而鲜明”的荒诞人。
下面这段话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毕竟发生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终结了创造，那可不是盲目的艺术家发出的虚幻的胜利呼声：“我全说到了！”而是创造者之死，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1960年1月，加缪乘坐米歇尔·伽利玛的车回巴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加缪的生命戛然而止，“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李玉民
2015年5月于广西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