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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山鹬常常栖息在老椴树园里。这样的老椴树园在我们奥廖尔省相当多。我们的祖先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一定要划出两三俄亩好地作果园，果园里一定有椴树林荫道。过上五十年，多至七十年，这些宅园，这些“贵族窝儿”，渐渐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坍塌了，或者拆卖了，砖石棚舍变成一堆堆瓦砾，苹果树枯死，变成木柴，栅栏和篱笆荡然无存。只有椴树依然枝繁叶茂、欣欣向荣，正是现在已被耕地包围的这些老椴树向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传述“早已长眠的父辈”当年的盛事。这样的老椴树是很美的树……连俄罗斯庄稼人那无情的斧头也常常舍不得砍。椴树叶子小小的，那苍劲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树下总是浓荫一片。
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莱在田野上打山鹑，我看见旁边有一座荒废了的园子，就朝那里走去。我刚刚走进林子，就有一只山鹬啪的一声从树棵子中飞起，我开了一枪，就在同一刹那，在离我几步远处有人叫了一声：一个年轻姑娘的惊慌的脸从树木后面朝外露了露，随即就不见了。叶尔莫莱跑到我跟前：“您怎么在这儿开枪呀，这儿住着一位地主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的狗还没有来得及神气活现地叼着打死的鸟儿送给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高个子、留小胡子的人从密林中走出来，带着不满意的神气在我面前站定。我一再表示歉意，自报了姓名，并且表示愿意把在他的地盘上打死的鸟儿送给他。
“好吧，”他笑着对我说，“我收下您的野味，不过有一个条件：您要在我这儿用饭。”
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在他这儿吃饭，但无法拒绝他的好意。
“我是这儿的地主，是您的近邻，姓拉季洛夫，也许您听说过。”我的新相识又说道，“今天是礼拜天，我家的饭菜也许还像样，要不然我也不敢邀请您了。”
我说了几句在此种场合应该说的话，就跟着他走了。顺着刚刚打扫过的小路往前走，很快就走出椴树林，来到一个菜园。在一株株老椴树和茂密的醋栗丛之间，生长着一棵棵圆圆的、灰绿色的大白菜，蛇醉草螺旋形地盘绕在高高的桩子上，菜畦里竖立着密密麻麻的褐色树条子，上面缠着干枯的豌豆藤。一个个老大的扁圆形南瓜仿佛搁在地上，那一片片带灰尘的、有角有棱的叶子下面露出黄黄的黄瓜，篱笆边上高高的荨麻随风摇曳着，有两三处地方生长着一丛丛花草，有金银花、接骨木、野蔷薇，那是昔日“花坛”的遗物。那小小的鱼池里灌满红红的、黏糊糊的水，鱼池旁边有一口水井，水井周围是一个个的小水洼。几只鸭子在这些水洼里忙忙碌碌地溅着水，一歪一歪地行走着；一条狗浑身打着哆嗦，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吃草，不时地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脊背。小路拐了个弯，粗大的柳树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座木板盖顶的灰色旧房子和歪斜的台阶。拉季洛夫停了下来。
“不过，”他和善地对着我的脸看了看，说道，“我刚才仔细想了想，也许您不愿意到我家来，要是那样的话……”
我不等他说完，就一再地对他说，恰恰相反，我很高兴到他家里去吃饭。
“那好，请吧。”
我们走进房子。一个身穿蓝色厚呢长衣的年轻小伙子在台阶上迎住我们。拉季洛夫立刻吩咐他拿酒给叶尔莫莱喝，我的猎手恭恭敬敬地朝这位慷慨的施主背后鞠了一躬。进门的一间屋里贴着五颜六色的图画，挂着几个鸟笼。我们从外间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书房。我卸了猎装，把枪放到角落里；穿长衣的小伙子就忙着替我掸灰尘。
“好啦，现在咱们到客厅里去，”拉季洛夫亲切地说，“我让您见见我母亲。”
我跟着他走去。在客厅中央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个头儿不高的老太太，身穿棕色连衫裙，头戴白色便帽，一张慈祥而瘦小的脸，流露着畏怯而忧伤的眼神。
“哦，妈妈，我来介绍：这位是咱们的乡邻×××。”
老太太欠起身来，向我行了个礼，没有放下那枯瘦的手里的像口袋一样老大的粗绒线手提包。
“您光临我们这地方已经很久了吗？”她眨巴着眼睛，用有气无力的细小声音问道。
“不，没有多久。”
“您打算在这儿长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不说话了。
“还有这位，”拉季洛夫接着说，一面给我指了指另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这人是我进客厅时没有注意到的，“这位是菲多尔·米海奇……来吧，菲多尔，让客人看看你的本事吧。你怎么躲到角落里去了？”
菲多尔·米海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很不像样子的小提琴，拿起弓子，不是照规矩握住弓子的一头，而是握住弓子的中间，把小提琴抵在胸前，闭起眼睛，就一面哼着歌儿，吱吱轧轧地拉着提琴，跳起舞来。看样子他有七十岁上下，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肢体上伤心地悠荡着。他不停地跳着，那小小的秃头有时雄赳赳地抖动一阵子，有时像要停住似的，轻轻晃动，伸着青筋嶙嶙的脖子，原地踏步，有时显然很吃力地弯着两膝。他那没有牙的嘴巴发出衰老的声音。想必拉季洛夫从我脸上的表情猜到菲多尔的“本事”没有给我带来多么大的乐趣。
“哦，好，老人家，行了，”他说，“你可以去犒劳犒劳自己了。”
菲多尔·米海奇立刻把提琴放到窗台上，先向我这个客人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向老太太、向拉季洛夫鞠过躬，便走了出去。
“他本来也是一个地主，”我的新朋友又说道，“而且本来很有钱，可是破产了，所以现在就住在我这儿……当年在省里可是头号风流男子：夺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也能歌善舞……哦，您是不是来两杯伏特加？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一位年轻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看了一眼的那一个，这时走进房里来。
“这不是，奥丽雅也来了！”拉季洛夫微微转过头去，说道，“请多关照……好，咱们去吃饭吧。”
我们走进餐室，坐了下来。在我们从客厅走到这里来就座的时候，因为得到“犒劳”而眼睛发亮、鼻子也有些发红的菲多尔·米海奇一直在唱着歌儿——《胜利的雷响起来吧！》。这时已经在角落里一张没有桌布的小桌上为他单独摆好一份餐具。可怜的老头儿不爱清洁，所以经常让他跟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画了个十字，叹了一口气，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饭菜确实不错，因为是礼拜天，当然少不了颤动的果冻和西班牙风（一种点心）。拉季洛夫在步兵团干过十来年，又到过土耳其，一坐到饭桌上，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我一面用心听他说话，一面偷偷地打量奥丽雅。她不是很美，但是她脸上那刚毅而娴静的表情，那宽阔的白额头，浓密的头发，尤其是那双不很大，然而聪明、清秀而灵活的棕色眼睛，任何别的人处在我的位子上，见了都会倾倒。她仿佛在倾听拉季洛夫的每一句话，她脸上流露着的不是兴致，而是热情的关注。拉季洛夫论年龄可以做她的父亲；他对她称呼“你”，但是我立刻猜到她不是他的女儿。他在谈话中提到他的已经去世的妻子——“就是她姐姐。”他指着奥丽雅，补充了一句。她的脸立刻红了，眼睛也垂了下来。拉季洛夫沉默了一会儿，就换了话题。老太太在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也不向我敬酒添菜。她脸上流露着又害怕又灰心的等待神气，那是一种老年人的伤感，令人看了感到怪揪心难受的。快散席的时候，菲多尔·米海奇本待为主人一家和客人唱颂歌，可是拉季洛夫看了我一眼，就叫他不要唱了。老头儿用手抹了抹嘴唇，眨巴了几下眼睛，鞠了一个躬，就又坐下，不过已经坐到椅子边上了。吃过了饭，我就和拉季洛夫朝他的书房走去。
凡是一心想着心事或者一直怀着一个强烈欲望的人，在其言谈举止中都可以看出有一种共同点，在表面上有一点相似之处，不论他们的品性、才能、社会地位和教养如何不同。我越是留心观察拉季洛夫，越是觉得他属于这一类人。他谈农事，谈收成、割草，谈战争，谈县里的流言蜚语和即将开始的选举，谈得并不勉强，甚至还带着关切之情，可是常常突然叹一口气，一下子倒在安乐椅里，像干重活儿累坏了的人似的，并且用手在脸上抚摩着。他的心似乎是非常善良和热诚的，充满火热的感情。使人惊讶的是，不论怎样我都看不出他有什么热乎劲儿，不论对吃喝，对打猎，对库尔斯克夜莺，对害癫痫病的鸽子，对俄罗斯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舞，对纸牌和台球，对舞蹈晚会，对省城和京城，对造纸厂和糖厂，对漂亮的亭阁，对茶，对惯坏了的拉套的马，对肥得把腰带系到腋下的马车夫，对那些穿戴十分讲究，天知道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歪斜和往外翻的马车夫……我心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主呀！”然而他丝毫不显得是一个郁郁不乐、不满意自己命运的人。相反，他一直显得盛情殷殷，几乎令人受不了地热心，一心想和随便什么人亲近。不错，您同时可以感觉出，他不会和任何人交朋友，真正地亲近，这不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把一切暂时埋在心中。我望着拉季洛夫，怎么也不能想象他现在或者过去什么时候是幸福的人。他也不是什么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微笑中，在他的整个身上，隐藏着一种特别动人的魅力，就是隐藏着。这么一来，似乎就更想进一步了解他，爱他。当然，他有时也露出地主和乡野人的本相，但他毕竟是一个极好的人。
我们刚刚谈起新任的县长，门外突然响起奥丽雅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就朝客厅走去。菲多尔·米海奇依然谦恭地蜷着腿坐在窗子和门之间原来的角落里。拉季洛夫的母亲在编织袜子。通过开着的窗子，从园子里飘来一阵阵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儿。奥丽雅忙着倒茶。我这时比吃饭时更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她同一般县城姑娘一样，很少说话，至少我看不出她在百无聊赖觉得难受的同时想说说好听的话儿。她不是像有太多难言的感触似的叹息，不翻白眼睛，也不做带有幻想意味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她显得安详而平静，好像是一个经历过很大的幸福或者很大的惊慌之后在休息的人。她的步态、她的动作又利落又大方。我很喜欢她。
我和拉季洛夫又聊起来。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怎样得出一个众所周知的论点，那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给人的印象，往往比最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深。
“是的，”拉季洛夫说，“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您知道，我是结过婚的。没有多久……三年，我的妻子难产死了。我想，我活不下去了；我非常伤心，悲痛极了，可是又哭不出来，就像痴了一样。给她穿好衣服，放到灵床上——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牧师来了，又来了几个教堂执事，唱起赞美诗，祈祷，焚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我的心好像变成了石头，头也是这样，而且全身都沉甸甸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吗？到夜里我还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走到妻子那儿，那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照到头，而且非常明亮。忽然，我看见……（拉季洛夫说到这里，不由得哆嗦一下。）您猜怎样？她有一只眼睛没完全闭上，有一只苍蝇正在这只眼睛上爬……我一下子倒在地上，等我苏醒过来，就哭了起来，哭呀哭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拉季洛夫不说话了。我看看他，又看看奥丽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盖上，从手提包里掏出手帕，偷偷地擦了擦眼泪。菲多尔·米海奇突然站了起来，抓起自己的小提琴，用沙哑而生硬的嗓门儿唱起歌来。他大概是想让我们快活快活，可是我们一听到他唱，都打起哆嗦，拉季洛夫就请他别唱了。
“不过，”他继续说下去，“过去的事过去了，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而且毕竟……人世上的事总会好起来的，这话好像是伏尔泰说的。”他急忙补充说。
“是的，”我回答说，“当然是这样。而且任何不幸都是可以承受的，天下没有走不出的困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也许，您说得不错。记得，我在土耳其躺在军医院里，半死不活的：我害的是创伤热。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实在不能说好，战时嘛，有块地方住就谢天谢地了！忽然又送来许多病人，往哪儿放呀？医生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跟前，问医士：‘这人还活着吗？’医士回答：‘早晨还活着的。’医生弯下身子，听了听我还在喘气。这位老兄不耐烦了，他说：‘这家伙真混账，就要死了，肯定要死了，还在这儿苟延残喘，拖时间，不过是占据位子，妨碍别人。’‘完了，’我心想，‘米海洛·米海雷奇呀，你要倒霉了……’可是我还是好了起来，这不是，一直活到现在。可见，您说得
不错。”
“不论从哪方面说，我的话都是对的，”我回答说，“您就是死了，那也是走出了困境。”
“可不是，可不是，”他用手使劲拍了一下桌子，又补充说，“只要下决心就行……徘徊在困境中有什么好处呢？……何必迟疑，拖延……”
奥丽雅很快地站起来，到园子里去了。
“来吧，菲多尔，来一支舞曲！”拉季洛夫叫道。
菲多尔腾地站起来，在房里跳起舞来，跳的是尽人皆知的“山羊”在驯熟的熊身旁表演时那种雄赳赳的、特别的舞步，并且唱起来：“在我家大门口……”
这时大门外响起赛跑用的二轮马车的轧轧声，过了一小会儿，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子，肩膀宽宽的，十分结实，这是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不过奥夫谢尼科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独特的人物，所以请读者允许，我在另一篇里再谈谈他。现在我要补充的只是，第二天天一亮我和叶尔莫莱就去打猎，打过猎就回家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到拉季洛夫家里去，可是他和奥丽雅都不在家。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听说他突然失踪了，扔下母亲，带着姨妹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全省哗然，都议论起这件事，这时我才彻底理解了拉季洛夫说起妻子时奥丽雅脸上的表情。当时她脸上流露的不光是怜惜之情，还有嫉妒的意味。
我在离开乡下之前，去拜访过拉季洛夫的老母亲。我在客厅里见到她，她正在和菲多尔·米海奇玩纸牌“捉傻瓜”。
“您的儿子有消息吗？”最后我还是问道。
老人家哭起来。后来我再也不打听拉季洛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