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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秋天，我从很远的田野上归来，路上受了风寒，生起病来。幸而发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县城，住在旅馆里了；我就叫人去请医生。过了半个钟头，来了一位县城的医生，个头儿不高，瘦瘦的，头发黑黑的。他给我开了一服普通的发汗剂，叫人给我贴了芥末膏，非常利落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翻袖口里，不过同时干咳了一声，并且朝旁边望了望，接着就准备走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同我聊了起来，就留下来了。我烧得难受，料定今天夜里睡不着，所以很高兴有一个好心人同我聊聊。茶送来了，我的医生就谈了起来。他是一个机灵人，说话又利落又很风趣。世上有些事很奇怪：有的人和你长期住在一起，彼此关系也很亲密，然而你从来不会和他推心置腹地说说话儿；有的人和你刚刚认识，就一见如故，彼此像做忏悔一样把心里话全抖搂出来。不知道我怎么博得了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地，即所谓“冷不丁”地，对我讲了一桩很不平常的事。现在我就把他讲的事说给厚意的读者听听。我尽可能用医生的原话。
“您是不是认识……”他开口说（那声音有气无力，哆哆嗦嗦，显然是因为抽了纯正的列别索夫烟草），“您是不是认识这儿的法官巴维尔·卢基奇·梅洛夫？……不认识……噢，没有关系。（他清清喉咙，擦擦眼睛。）这事儿嘛，实话实说，就出在大斋期，正在解冻的时候。我坐在我们的法官家里，在他那儿玩纸牌。我们的法官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很喜欢玩纸牌。突然（我的医生常常用‘突然’这个词儿）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说是有人送来一张字条，大概是病家送来的。我说：‘把字条给我看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那好吧，您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衣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是一个女地主，一个寡妇，写给我的；说她的女儿病重，要我行行好，去一趟，并且派了车来接。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里有二十俄里，而且夜深了，路又非常难走。再说她家又穷，很难指望有两个卢布以上的酬金，就连两个卢布也未必拿得到，也许只能得到一块粗麻布或者一些谷物。可是，您也明白，还是救人要紧呀，人快要死了嘛。我突然把牌交给常任委员卡里奥宾，就朝家里奔去。我一看，一辆不像样的大车停在门口；马是农家的马，肚子老大，大得不得了，浑身的毛像毡一样。车夫为了表示恭敬，脱了帽子坐着。唉，我心想，老兄，看样子，你家主人一点儿也不阔气……瞧，您笑了，不瞒您说，我们这班穷人，凡事都要估量估量呀……如果车夫坐在那儿像一位公爵，连帽子也不摘，而且隐隐露出冷笑的神气，还不住地摇晃着鞭子，那你准能挣到两张大票子！可是这一次我看出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过，我心想，这也没有办法，还是救人要紧。我带上必不可少的药品，就上路了。您信不信，那路好不容易走呀。路真是糟透了：又是溪水，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堤坝上又冲出个缺口——实在糟透了！不过我总算是到了。房子小小的，麦秸盖顶。窗子里有灯光，看样子是在等着呢。迎接我的是一位老太太，神态庄重，头戴便帽。她说：‘救救命吧，很危险呢。’我说：‘请放心……病人在哪儿？’‘请您到这边来。’我一看，一个小小的房间，非常干净，角落里点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正昏迷不醒。她烧得很厉害，呼吸困难——害的是热病。这儿还有另外两位姑娘，是她的姐妹，都泪汪汪的，十分惶恐。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儿的，吃饭很有胃口，今天早晨就说头疼，到晚上突然就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那句话：‘请放心。’——您要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于是我就给病人看病。我给她放了血，叫人给她贴了芥末膏，又开了一服合剂。这时我看了看她，看了又看，说实在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娇艳的脸儿……简直是一个绝色美人儿！我顿时产生爱惜之心。那容貌真招人喜欢，那眼睛……谢天谢地，过了一会儿，她多少好些了，出了一身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朝四下里看了看，笑了笑，用手摸了摸脸……两姐妹俯下身去问她：‘你怎么样？’‘还好。’她说过，就转过脸去……我一看，她已经睡着了。我就说，现在需要让病人安静。于是我们都踮着脚走了出来，只留下一个丫头随时伺候。在客厅里，桌子上已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甜酒：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少不了的。老太太向我敬过茶，就请求我留下来过夜……我就同意了：要不然这时候还能到哪儿去呀！老太太不住地叹气。我就说：‘您何必这样？她会好的，请放心吧，您还是去休息休息，已经一点多钟了。’‘要是有什么事，您叫人喊醒我，好吗？’‘我一定叫人喊您。’老太太就出去了，两姐妹也回自己的房间了；她们也在客厅里给我铺好了床。于是我躺下来，可就是睡不着——真是怪事！似乎已经够疲乏的了，可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病人。我终于忍不住，突然爬起来，心想，我去看看病人怎样了。她的卧室紧靠着客厅。于是我下了床，轻悄悄地开了门，可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一看，那丫头已经睡着了，张着嘴，还打鼾呢，这鬼东西！病人脸朝我躺着，两手摊着，一副可怜的样子！我走过去……她突然睁开眼睛，紧紧盯住我！……‘您是什么人？什么人？’我发窘了，就说：‘小姐，别害怕，我是医生，来看看您现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吗？’‘我是医生，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把我接来的。我给您放过血了，小姐，现在您就好好休息吧，再过三两天，上帝保佑，您就能起床了。’‘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能让我死呀……求求您，求求您吧。’‘您这是怎么啦，上帝会保佑您的！’我心想，她又发烧了。我按了按脉，是的，又发烧了。她望了望我，突然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我对您说说，我为什么不愿意死，我对您说说，我对您说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是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去，她把嘴凑到我的耳朵上，她的头发擦着我的脸——不瞒您说，我的头都发晕了——于是她小声说了起来……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哎呀，她这是说胡话……她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而且说得很快，好像不是说的俄国话，说完了，身子哆嗦一下，就把头放到枕头上，竖一个手指头警告我。‘您小心，医生，别告诉任何人……’我好不容易使她安静下来，给她喝了些水，把丫头叫醒，我就走了出来。”
医生说到这里，又使劲闻了闻鼻烟，愣了一阵子。
“可是，”医生又说下去，“到了第二天，和我的期望相反，病人并没有见好。我想了又想，突然决定留下来，虽然还有别的病人等着我……您也知道，对病家是不能怠慢的：怠慢了病家，以后行医就难了。可是，第一，这儿的病人确实在危险中；第二，我得说实话，我已经对她很有好感了。再说，这一家人我都很喜欢。她们虽然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但她们所受的教养可以说是罕见的……她们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是著作家；不用说，是死于贫困，但生前已经让孩子们受到极好的教育；书也留下很多。不知道是因为我热心照顾病人，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反正，我敢说，这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像亲人一样……况且，路也烂得太厉害了，可以说，交通完全断绝了，到城里去买药也极其困难……病人一直不见好……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可是，您瞧……这么一来……（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对您说……（他又闻了闻鼻烟，干咳了两声，又喝了一口茶。）我就直截了当对您说吧，我的病人……怎么说好呢……就说吧，我的病人爱上了我……也许不是，不是爱上了我……不过……真的，这该怎么说呢……”医生低下了头，脸也红了。
“不，”医生很激动地说，“怎么能说爱上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姑娘，而我呢，连我的拉丁文也忘了，可以说，忘得干干净净的了。至于身材（医生笑着看了看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不过我生来也不是傻瓜，我不会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也懂得一些情理。比如，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她的名字是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对我产生的不是爱情，可以说，是一种友好的情谊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方面是弄错了，可是她的地位是怎样的，您自己想想吧……不过，”医生带着很明显的慌乱神情一口气说完这些互不连贯的话之后，又补充说，“我似乎说得有点儿乱了……这样说您恐怕一点儿也不懂……那我还是按次序好好地对您说说。”
他把一杯茶喝干了，便用比较平静的语调说起来。
“嗯，嗯，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重。先生，您不是医生，您无法了解我们医生的心情，尤其是医生最初预料到自己无力制伏病魔时的心情。自信心不知道哪里去了！突然胆小起来，说不出的胆小。似乎觉得，自己所有的本事全忘光了，病人不相信你了，别的人也发现你慌了手脚，很勉强地向你报告症状，皱着眉头看着你，悄悄地嘀咕着……唉，真糟呀！心想，有专门治这种病的药呀，只要找到就行。哦，不就是这种药吗？试一试，不行，不是这种药！再不让药有发挥效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有时抓起药典……心想，在这儿呢，就是这种药！其实，有时是胡乱翻到的，心想，也许碰巧能行呢……可是病人的病情越来越重；也许别的医生能治吧。于是就说，要会诊；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显得有多么蠢呀！不过，渐渐也就习惯了，不觉得怎样了。人死了，不是你的罪过，你是照规矩行事的。可是有时看到人家盲目信任你，自己明明知道无能为力，心里还是非常难受。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一家人正是这样信任，简直忘记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在危险中。我也只有宽慰她们，说不要紧，可是我自己吓得灵魂都要出窍了。尤其倒霉的是，偏偏道路又那样难走，车夫出去买药，常常要好几天。我常常待在病人房里不出来，寸步不能离开她，给她讲各种各样好笑的事儿，跟她玩纸牌。夜里也守着。老太太流着眼泪对我表示感谢；可是我心想：‘我不值得你感谢。’我坦率地对您说——现在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我爱上了我的病人。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对我也很依恋，常常要我一个人陪她，不让任何人到她房里来。她一和我谈起来，就问我在哪儿念过书，日子过得怎样，有哪些亲人，和哪些人来往。我觉得，不应该让她多说话，可是，想制止她，坚决制止她，我做不到。我常常抓住自己的头，想：‘您干什么呀，强盗？……’可是她却抓住我的手，握着，望着我，望上很久很久，然后转过脸去，叹一口气，说：‘您这人多好呀！’她的手热得烫人，眼睛大大的，令人心醉。她说：‘是的，您心肠好，您是好人，您不像我们这儿的一些人……真的，您不是那样的……怎么我以前不跟您相识呀！’我说：‘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您静心养息吧……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您这般看重……只是您千万要安静，静心养息……什么都会好起来的，您会恢复健康的。’我得顺便对您说说，”医生把身子向前俯了俯，扬起眉毛，补充说，“她们和邻里人很少来往，因为低微的人跟她们不相称，她们又不愿意高攀富贵人家。我可以对您说，这是极有教养的一家，所以我也感到光彩。她只有我服侍才肯服药……她由我扶着，可怜巴巴地抬起身来，把药服下，就看起我来……我的心怦怦直跳。然而她的病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我心想，她要死了，一定要死了。说实话，哪怕我自己躺到棺材里也好呀，可是这时候她的母亲和姐妹们一直看着我，盯着我的眼睛……渐渐不信任我了。‘什么？怎么样呀？’‘没什么，没什么！’都神志不清了，怎么是没什么呀！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在病人身旁。丫头也坐在那里，正在大声地打鼾……说起来，也不能责怪这可怜的丫头，她也劳累坏了。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整个晚上都感到很不好，烧得很难受。她翻来覆去一直折腾到半夜；最后好像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屋角里圣像前点着一盏神灯。我坐着，也垂下头，打起瞌睡。突然好像有人捅了一下我的腰侧，我转过头来……哎呀，我的天哪！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正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呢……嘴张着，脸烧得通红。‘您怎么样？’‘医生，我要死了吧？’‘哪儿的话！’‘不，医生，不，我求求您，要是您知道……请别说我会好……您听我说……您行行好，不要瞒我吧！’她异常急促地喘着，‘我要是知道我一定要死了……那我要把什么都对您说说，什么都说说！’‘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可别这样想！’‘您听我说，我一直没睡着，我看了您很久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我相信您，您是一个好人，您是一个诚实人，我诚心诚意恳求您：对我说实话吧！您要知道，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呀……医生，您行行好，告诉我，我危险吗？’‘我对您说什么好呢，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别这样想吧！’‘行行好，我恳求您！’‘我不能瞒您，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您的病确实很危险，不过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好像高兴起来，一张脸显得非常愉快；我害怕起来。‘您别怕，别怕呀，我一点儿也不怕死。’她突然抬起身子，用胳膊肘支撑着。‘现在……好，现在我可以告诉您了，我真心实意地感谢您，您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呆呆地望着她；我非常害怕……‘您听见了吗，我爱您呀……’‘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我哪儿配呀！’‘不，不，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她突然伸出两只手，抱住我的头，吻了吻……不瞒您说，我差点儿叫起来……我一下子跪下来，把头埋到枕头里。她不说话，用手指头颤颤巍巍地抚摩着我的头发；我听见她在哭。我就安慰她，叫她别伤心……我实在不知道对她说的是什么……‘别把丫头惊醒了，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我感谢您……请相信我……安静些吧。’‘够了，够了，’她一再地说，‘随他们便吧。哼，醒了也好，有人进来也好，都不管了，反正我要死了……可是，你有什么胆怯的，你怕什么？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也许是我错了……要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您怎么这样说呀？……我爱您，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她盯着我的眼睛，张开两臂。‘那你拥抱我呀……’我可以坦率地对您说，我不明白我在那一夜怎么会没有发疯的。我觉得，我的病人是在毁灭自己；我看出来，她的神志不是完全清楚的；我也明白，如果她不认为自己要死了，她也不会想到我；不管怎样，活了二十五岁没有爱过一个人就死去，实在太遗憾了，她因此感到非常痛苦，因此她在绝望中就连我这样的人也抓住不放……现在您明白了吧？她就是用两臂抱住我，不肯放开。‘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请您顾惜顾惜我，也顾惜顾惜自己吧。’我说。‘还有什么好顾惜的呀？’她说，‘我反正要死了……’她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如果我知道我还能活下去，还能做一个体面的小姐，那我会害羞的，真要害羞……可是现在有什么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哎呀，得了，你骗不了我，你不会说谎，你瞧瞧你自己吧！’‘您会好的，亚历山得拉·安得列耶芙娜，我能把您的病治好；我们会求得您母亲的祝福……我们结为夫妻，我们会很幸福的。’‘好，好，我得到你同意了，我应该死了……你答应我了……你对我说了……’我很痛苦，有许多原因使我痛苦。您想想看，确实有时有些小事，似乎没什么，却使人痛苦的。她突然问起我的名字，不是问我姓什么，是问我叫什么名字。糟糕的是，我的名字太俗气了，叫得利丰……是啊，是啊，叫得利丰，叫得利丰·伊凡内奇。在她家里都叫我医生。没办法，我只好说：‘小姐，我叫得利丰。’她眯起眼睛，摇了摇头，用法语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哎呀，恐怕是一句不好的话，随后又笑了笑，笑得也不妙。就是这样我跟她一起过了差不多整整一夜。早晨我走出来，就像发了疯似的。我再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喝过茶之后了。我的天，我的天呀！她的模样儿已经变了，比死人只多一口气了。我向您发誓，我现在真不懂，真不懂我当时怎么经受得起这种折磨的。我的病人又拖了三天三夜……那是多么难挨的三夜呀！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呀！……最后那天夜里，那情形您是无法想象的——我坐在她旁边，只是一心祈求上帝：快点儿让她死吧，也让我马上死吧……突然，老母亲闯进房里……昨天我已经对她，就是说，对老母亲说过，没有什么希望了，不会好了，可以去请牧师了。病人一看见母亲，就说：‘噢，很好，你来了……你看看我们吧，我们相爱了，我们已经订了婚约。’‘她这是怎么啦，医生，她怎么啦？’我面如死灰，就说：‘她是说胡话，是烧的……’可是她却说：‘够了，够了，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番话，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呢……你怎么装假呀？我妈心肠好，她会原谅，会理解的，我可是要死了，我何必说谎。把你的手给我……’我跳起来，跑了出去。老太太当然也猜到了。
“不过，我不再打扰您了，而且，说实话，我自己想起这一切也很难受。我的病人到第二天就死了。祝她早升天堂！（医生说这话说得很急促，而且还叹着气。）她在临死的时候请求家里人都出去，只留我一个人陪她。她说：‘请原谅我吧，也许我对不起您……病呀……可是，请您相信，我没有像爱您这样爱过任何人……不要忘记我……把我的戒指保存好……’”
医生转过脸去，我握住他的手。
“唉！”他说，“咱们谈点儿别的吧，要么，是不是打打小牌？说实话，我们这种人没资格沉醉于这样高尚的感情。我们这种人应该关心的是，孩子不要啼哭，老婆不要吵闹。后来我也结了婚，即所谓合法婚姻……可不是吗……娶的是一个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丽娜，倒是和得利丰很般配。不瞒您说，这婆娘很凶恶，好在一天到晚睡……怎么样，打打小牌吧？”
我们就坐下来，打起小牌。得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他赢了这么多就心满意足，到很晚时候才兴冲冲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