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普希金于1799年6月6日生于莫斯科，其父是世袭贵族，爱好文学，拥有许多藏书，与当时的文化界颇多交往，这对幼小的普希金是有影响的。其母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阿勃拉姆·汉尼拔的孙女，因此，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普希金，身上却流淌着八分之一的非洲血液。1811年，普希金被送进彼得堡的皇村学校，在一次文学课升级考试中，普希金当众朗诵《皇村的回忆》一诗，引得出席考试的老诗人杰尔查文激动不已，并预言了一个新的诗歌天才的诞生。普希金自皇村学校毕业后来到彼得堡，在俄国外交部任十等文官，但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写作上，在1820年以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引起巨大轰动，当时俄国诗坛的泰斗茹科夫斯基读了长诗后大为感动，他送了一张自己的画像给普希金，并在画像下方写下这样一行文字：“战败的老师赠给获胜的学生。”此后不久，普希金写作的一组充满强烈反专制色彩的“自由诗作”，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引起官方不满，诗人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后又转至其父母在普斯科夫州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这就是他一生中所谓“南方流放时期”和“北方流放时期”。正是在流放中，普希金写出大量诗歌杰作，如我们这本《普希金诗选》中收入的《致大海》《致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普希金获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赦免，回到莫斯科。自此时起，普希金在写诗的同时也开始散文创作，相继写出《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大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小说名篇，以及诗体长篇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等，从而为俄国文学中几乎每一种体裁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1837年2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普希金向追求自己妻子的流亡俄国的法国人丹特斯提出决斗，他在决斗中负伤，数天后死去，年仅37岁。就在进行决斗的当天上午，普希金还在认真写作，他那颗文学的心脏一直跳动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普希金的诗歌创作富有变化，不同时期的抒情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但是在他的抒情诗中仍不难看出某些一致的诗歌主题。普希金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诗人，个人情感和社会生活、爱情和友谊、城市和乡村、文学和政治、祖国的历史和异乡的风情、民间传说和自然景致等等，在他的抒情诗歌中都得到了反映，所有这些题材都像一缕缕平行的红线，自始至终贯穿在普希金的抒情诗创作中。

普希金首先是个生活的歌手，对爱情、友谊和生活的欢乐（以及忧愁）的歌咏构成了其诗歌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在其最初的诗作中，普希金就模仿巴丘什科夫等写起“轻诗歌”；后来，尽管忧伤的、孤独的、冷静的、沉思的、史诗的等诗歌基因先后渗透进了普希金的抒情诗，但对于生活本身的体验和感受却一直是普希金诗歌灵感的首要来源。在普希金关于生活的抒情诗中，最突出的主题又是爱情和友谊。收入此集的普希金最早的抒情诗《致娜塔莉娅》就是一首爱情诗。此后，普希金一生便从未停止爱情诗的写作，他一生写作的爱情诗有200余首，约占其抒情诗总数的四分之一。普希金生性多情，爱过许多女性，也曾为许多女性所爱，在他的抒情诗中曾闪现身影的女性就有十余位。将普希金的爱情诗和友情诗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差异。首先，普希金的爱情诗几乎都主题单一，都是对情人的爱慕，关于爱的欢乐或忧伤的倾吐，可他的友情诗的主题却几乎都是复合型的，除了对友情的赞美、对往日的缅怀和对友人的祝愿外，其中大多要谈到诗歌和文学、社会和人生。比如，他的三首《致恰达耶夫》（1818，1821，1824）就不仅仅是写给朋友的友情诗作，而是面向同时代人的正义呼唤，是典型的公民诗歌和政治诗歌。其次，普希金的爱情诗大多短小精悍，很少超出30行，而友情诗则大多洋洋洒洒，一泻而下，例如，《致尤金》一诗就长达200余行。似乎，面对爱，普希金永远在小心翼翼地挑选最恰当、最精细的字眼，而面对友谊，他则可以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将心底的一切索性一吐为快。最后，他的友情诗多为直接、自然的诉说，很少结构或意境上的营造，而他的爱情诗却结构精巧，并常常利用某个细节或场景强化地、“曲折”地吐露心中的柔情。比如，心爱的人一次“你”和“您”的误称，情人送的一个护身符，一道躲避的目光，脸上的一丝羞怯，都会被敏锐的诗人作为细节用在自己的诗中；他曾写道，他愿意是美人沐浴的河中的波浪，是闻鼻烟的姑娘身上散落的烟丝……普希金的爱情诗和友情诗的这些差异，也许是由题材自身所决定的，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普希金对待爱情和友情、女伴和男友的不同态度。

普希金是一位公民诗人。他是爱情和友情不渝的歌手，但他决不仅仅沉湎在情感的象牙塔中，历史和现实的事件在他的抒情诗中都有所反映，大至1812年卫国战争、希腊民族起义和俄土战争、波兰起义和西班牙革命，小至彼得的宴会、沙皇的凯旋、都市的沙龙和画展，都被普希金写进了他的抒情诗。如果仅有那些杰出的爱情诗和友情诗而没有这些现实题材的抒情诗，普希金也许就不成其为普希金了，而只是一位巴丘什科夫式的优秀抒情诗人。作为抒情诗人的普希金之伟大，正在于他空前地扩大了抒情诗的容量，他让抒情诗渗透进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使抒情诗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情感之抒发的抒情诗因而具有了社会意义。这一点，是普希金被公认为公民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诗歌”自身作为一个创作主题，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缪斯、灵感等“诗”的主题会为每一位诗人所涉及，普希金也不例外。除了那些论及诗歌和创作的致友人诗外，普希金还写下一系列直接以此为题的抒情诗作，如《致诗友》（1814）、《缪斯》（1821）、《书商和诗人的交谈》（1824）、《诗人》（1827）、《诗人与民众》（1828）、《致诗人》（1830）等。将这些诗作和普希金在其他诗作中有关诗和诗人的论述结合起来看，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一、诗人是一个严肃的职业。普希金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就题为《致诗友》，这首诗是对同学丘赫里别凯尔的讽刺，也是对做作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否定。二、诗人应该拥有创作自由。普希金对创作自由的呼吁和追求，通常是与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某些诗作中，他也对诗人的自由做了更坚决的捍卫，如在《致书刊检查官》（1822）和《再致书刊检查官》（1824）等诗中，普希金对“像个讨厌的太监在缪斯们中间游荡”的书刊检查官以及检查制度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抨击。三、诗人是先知，是富有使命感的。在《诗人》一诗中，普希金写道：当阿波罗没有要求诗人做出牺牲时，他也许比谁都渺小；但当诗人被赋予使命之后，他便会永远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四、诗人与民众的对立。这一点在《诗人与民众》一诗中有鲜明的体现。长期以来，这一“对立”一直是普希金研究中的争论热点，这一问题也的确是把握普希金诗歌和人生态度的重要依据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民众”的界定。20世纪前的普希金学者多将“民众”等同于“人民”，从而突出了普希金孤傲、超脱的人格精神；20世纪苏联的普希金学者为了确立普希金“人民诗人”的身份，便往往将“民众”理解为普希金周围那些敌视诗人的贵族和俗人。其实，普希金所言的“民众”自然不是全体俄罗斯人民，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不止一次地使用过“人民”一词，并将人民作为其诗歌最崇高的对象（如《我为自己建起非人工的纪念碑》）；另一方面，普希金的“民众”所指的也不应该是少数与诗人为敌的人，它指的应该是某种多数，是普希金以另一种方式所言的“群氓”，他们的存在为诗人提供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在普希金的“诗人与民众”的对立中，既有着对周围庸俗生活环境的蔑视，也有着先知式的不被理解的孤独，更有着因普通人的理想淡漠而有的痛心。

此外，在普希金抒情诗歌中较常出现的还有自然的主题和乡村的主题、源自民间文学的素材和对异域诗歌的仿作等；普希金的短诗中还包括大量讽刺诗和所谓“自由译作”，即普希金根据外国诗人的诗歌主题或意境进行的再创作。

总体地看待普希金的抒情诗，我们认为，其特色主要就在于情绪的热烈和真诚、语言的丰富和简洁以及形象的准确和新颖。抒情诗的基础是情，且是真诚的情。诗歌中的普希金和生活中的普希金一样，始终以一种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和世界。无论是对情人和友人倾诉衷肠，对历史和现实做出评说，还是对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敌人进行抨击，普希金都不曾有过丝毫的遮掩和做作。在这一点上，普希金血液中涌动着的非洲人的激情、世袭贵族的荣誉感也许起到了某种作用，而面对诗歌的使命感和神圣感则无疑是更直接的原因。在对“真实感情”的处理上，普希金有两点尤为突出：第一，是对“隐秘”之情的大胆吐露。对某个少女一见钟情的爱慕，对自己不安分的“放荡”愿望的表达，普希金都敢于直接写在诗中。第二，是对忧伤之情的处理。普希金赢得了许多爱的幸福，但他也许品尝到了更多爱的愁苦，爱和爱的忧伤似乎永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普希金一生都境遇不顺，流放中的孤独，对故去的同学和流放中的朋友的思念，对不幸命运和灾难的预感，时时穿插在他的诗作中。但令我们吃惊的是，普希金感受到了这些忧伤，写出了这些忧伤，但这些体现在诗中的忧伤却焕发出一种明朗的色调，使人觉得它不再是阴暗和沉重的了。诗人自己仿佛就是一个过滤网，就是一个转换器，他使忧伤纯净了，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诗元因素。

普希金的抒情诗歌在语言上的成就，在其同时代的诗人中独占鳌头。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包容进了浪漫的美文和现实的活词、传统的诗歌字眼和日常的生活口语、都市贵族的惯用语和乡野民间流传的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和时髦的外来词等，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通过抒情诗这一最有序、最有机的词语组合形式，他对俄罗斯民族语言进行了一次梳理和加工，使其表现力和生命力都有了空前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不仅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而且也被视为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诗歌语言的丰富，还体现在其丰富的表现力和其自身多彩的存在状态上。严谨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读了普希金的第一部诗集后，就情不自禁地也用诗一样的语言对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怎样的诗啊！……俄罗斯语言一切丰富的声响、所有的力量都在其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它温柔、甜蜜、柔软，像波浪的絮语；它柔韧又密实，像树脂；它明亮，像闪电；它清澈、纯净，像水晶；它芳香，像春天；它坚定、有力，像勇士手中利剑的挥击。在那里，有迷人的、难以形容的美和优雅；在那里，有夺目的华丽和温和的湿润；在那里，有着最丰富的旋律、最丰富的语言和韵律的和谐；在那里，有着所有的温情，有着创作幻想和诗歌表达全部的陶醉。”另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又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简洁风格。人们常用来总结普希金创作风格的“简朴和明晰”，在其抒情诗歌的创作上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在这里，它首先表现为诗语的简洁。普希金的爱情诗、山水诗和讽刺诗大多篇幅不长，紧凑的结构结合精练的诗语，显得十分精致；普希金的政治诗和友情诗虽然往往篇幅较长，但具体到每一行和每个字来看，则毫无空洞之感。这牵涉到词和意义、诗语和思想的关系。有人认为，自从西梅翁·波洛茨基确立了俄语诗歌的音节诗体（17世纪后半期）、罗蒙诺索夫创建了俄语诗歌的音强音节诗体（18世纪初）后，俄语诗歌在形式规范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在普希金之前，形式和内容、语言和思想的和谐统一似乎并未最终实现，一直存在着某种“音节过剩”“词大于思想”的现象。直到出现了普希金，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在普希金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词和音节，他善于在相当有限的词语空间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感情和思想，体现出高超的艺术简洁。果戈理在总结普希金的这一诗语特征时写道：“这里没有滔滔不绝的能言善辩，这里有的是诗歌；没有任何外在的华丽，一切都很朴素，一切都很恰当，一切都充满着内在的、不是突然展现的华丽；一切都很简洁，纯粹的诗歌永远是这样的。词汇不多，可它们却准确得可以显明一切。每个词里都有一个空间的深渊；每个词都像诗人一样，是难以完整地拥抱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这两位普希金的同时代人，这两位最早对普希金的创作做出恰当评价的人，分别对普希金诗歌语言的两个侧面做出了准确的概括。

纵观普希金所有的抒情诗，可见其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无论是隐在还是突出，都是一致的、鲜明的，这就是：一个富有激情和幻想的歌手，一个充满正义感和自由精神的先知。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贯穿，保持了普希金所有诗作在情绪上的统一，使其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抒情诗歌中的普希金还是一位出色的风景画高手，他对俄国乡村和大自然的描绘更是出神入化，高加索的群山，克里米亚的大海，皇村的花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原野，俄罗斯大自然中的清晨傍晚、春夏秋冬、道路和农舍、树木和山冈等等，都生动地再现在他的诗作中。在普希金的写景中，最突出的就是情与景的交融，主观情绪和客观景致的和谐统一，通过看似平静的写景状物来体现抒情主人公深层的感受或潜在的情绪。

除上述特点外，普希金的抒情诗歌在对话和戏剧的因素向抒情诗的渗透、散文和诗的结合、诗歌情绪和诗歌结构的呼应等方面也都极具创新意义，极具超前性质，甚至“现代感”。面对这些写于近两个世纪前、今天却仍保持着极高阅读价值和审美意义的抒情诗佳作，我们不能不感叹普希金这位诗歌天才的伟大和不朽。

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