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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七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伦敦弓街的违警罪法庭推出了一场轰动性的诉讼。原告是当时英国内务大臣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状告小说《孤寂深渊》，作者是拉德克利夫·霍尔，出版人是乔纳森·凯普。起诉书宣读后，几乎没有传唤听证，法官就断然判定该书为“淫秽”，应予立即销毁。
“抗议，我强烈抗议！我是这部书的作者！”拉德克利夫·霍尔小姐面对诽谤，拼命喊叫起来，但立即被强行制止，重新落座。判决后提出的上诉，也迅即遭到驳回。
一部小说就这样给查禁了。这是经过作家数年酝酿、两年苦作才完成的作品，出版仅四月有余，而且颇得读书界好评。
其实，对这部小说的问难，在它出版后的三个星期即已开始：正在伦敦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交口称赞这部小说在主题和艺术方面的特点时，《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撰文，强烈谴责这部小说，并建议出版商立即予以撤毁。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清清楚楚地知晓，性倒错和性反常现今存在于我们当中，是可怕的事。他们这些人越来越厚颜无耻地招摇过市，更加盛气凌人地大肆炫耀。那些耸人听闻、令人作呕的恶行劣迹，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干的。这些颓废主义的鼓吹者再也不遮掩他们的堕落和潦倒……他们不忌抛头露面，而且一反其道，刻意追求这种机遇，并以他们的风流艳遇为乐。其结果则是这种有害的东西正在浸淫年轻人的灵魂。”
伦敦违警罪法庭所指控的“淫秽”和道格拉斯文章中所指斥的“有害”，都是针对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女同性恋内容。
小说女主人公是富有贵族之家唯一的继承人。她的父母菲力普·戈登爵士和安娜夫人婚后一直切望给自己的莫顿庄园添一个男性继承人，而且早就给他取好了男性的教名斯蒂芬，但是事与愿违，出世的却是女儿；更加出人意料的又是，这个女婴四肢修长，宽肩窄臀，男相十足。随着年龄增长，斯蒂芬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更异于寻常女儿。她的父亲首先发觉了她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常，是唯一能理解和引导她成长的人；她的母亲则自始至终不肯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而且对自己的这个亲骨肉深恶痛绝。斯蒂芬在孤寂与受敌视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在一次社交场合，结识了一位加拿大青年马丁·哈拉姆。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但在马丁向她求婚时，她却本能地反感，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此戛然而止。不久，父亲因一场偶然事故而去世，斯蒂芬在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同时，也陷入了绝对的孤寂。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斯蒂芬结识了乡邻克罗斯比的太太安吉拉。此女出生于美国南方没落的农场主之家，婚前为美国酒吧歌女，商人出身的丈夫常使她感到厌倦、乏味。孤寂无聊将斯蒂芬与安吉拉连接在一起，她们之间反常的恋情为双方的家人及乡邻所不容。在斯蒂芬发现安吉拉欺骗和背叛了自己之后，毅然离开了她挚爱的庄园故土。
斯蒂芬携其少年时代的女教师帕德从莫顿庄园来到伦敦独立生活，依父亲生前引导，开始写作小说，处女作发表后，初获成功。为了扩展生活范围，继续发展创作事业，她接受性倒错戏剧作家布罗克特的劝告，与帕德去国东渡，定居巴黎。在帕德敦促下，她继续写作，力争以笔为武器，保卫自己，立足社会。与此同时，她初步接触了以同性恋社交明星瓦莱里·西摩为核心的巴黎同性恋社会群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斯蒂芬像普通正常人一样，满怀爱国热情和责任感，参加了前线的战事服务，成为女子救护队司机。她在烽火硝烟中表现得智勇过人，并光荣负伤，获得了军功十字奖章。女子救护队中有一女孩名玛丽·卢埃林，一度做过斯蒂芬的助手，她是威尔士人，父母早亡，一无所有，但年轻漂亮，天真热忱，温婉宜人。斯蒂芬与玛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相互关照，相互帮助，发生了超乎友谊的感情。
战后，斯蒂芬邀玛丽重返巴黎，正式同居。在巴黎这座独领新潮的世界大都会中，她们二人结识了很多主要以从事文艺创作为生的男女同性恋者，有时还出入于巴黎同性恋群落的下等酒吧、餐馆，目睹了这类人的真实生活。斯蒂芬继续笔耕不辍，希图以自己的文名取得正常人社会对她与玛丽关系的认可，但在埋头写作时，又忽略了与玛丽相伴，陷入一种恶性自相矛盾的境地；而她们欲取得社会承纳的种种试探，又屡屡受挫。斯蒂芬不忍目睹玛丽以一正常人而陪伴自己虚掷青春，心理负担日益沉重。此时，久违的马丁·哈拉姆出现在巴黎。他始终未婚，来此是为医治参战留下的创伤。斯蒂芬将玛丽介绍给马丁，她与玛丽的生活选择也得到了他的充分理解。与马丁交游，又给她们的生活增添了活力和安全感。相处日久，斯蒂芬突然悟出，马丁与玛丽已互有非只泛泛的好感，深为痛苦。她与马丁面对面做了一次大丈夫气概的交谈，彼此坦诚表明对玛丽的情意。尔后，斯蒂芬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斗争，强抑对玛丽的爱，对马丁的妒，对失去玛丽的怕，做出最后的决断。她佯装对玛丽已经厌倦，并已另有新欢，刺激玛丽愤然离开了自己。在她眼见玛丽投入马丁的怀抱时，似乎觉得有大批性倒错者向自己涌来。她立即融入这群人当中，并虔诚地祈祷：“上帝，起来维护我们吧。在全世界面前承认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存权利给我们。”
评介小说作品，尤其是为其作序，叨叨于讲述故事，通常是一种愚蠢做法。笔者不避其嫌，不惜占用篇幅，原原本本介绍情节，不过是试图引起读者诘问：如此一部小说，通篇又没有具体性行为描写的只言片语，究竟与“淫秽”有何瓜葛？
当时的英国读书界，就这部小说所遭到诽谤错待，早有反映。是年八月，道格拉斯的批评文章一发表，论战即已开始。《泰晤士报星期副刊》上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说，这部小说“真实、坦诚、勇敢无畏、意向崇高，而且许多地方很为优美”。当时担任牛津大学学院院长的塞德勒著文，称这部小说是“杰作”，“泼辣、生动、感情深刻，是卢梭的《忏悔录》之属，是将心理研究寓于小说的散文佳作”。著名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特为此书扉页所写的赞辞，更在学术上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在这部书的诉讼案进行前后，当时知识界名流曾给予热切关注和支援。热心公益的老作家阿诺德·班奈特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孤寂深渊》是大自然恶作剧的一个受害人的故事，哈夫洛克·埃利斯支持它……我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萧伯纳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这类事发生而没有对之提出抗议，在英国就不会再有任何书出版了。”H. G.威尔斯发表声明说，他对此书遭查禁是否合法表示怀疑。共有四十余位著名文人联名写信表示声援，作家当中除上述三位外，还有E. M.福斯特、T. S.艾略特、休·华尔甫尔（1884—1941）、弗吉尼亚及列奥纳德·吴尔夫夫妇、罗斯·麦考利夫人（1881—1958）、阿兰·赫伯特（1890—1971）、塞克维尔–威斯特（1892—1962）、斯托姆·詹姆森（1891—1986）、里顿·斯特莱切（1880—1932）等，还有记者兼编辑戴斯芒德·麦卡锡（1877—1952）、学者兼作家朱利安·赫胥黎（1887—1975）、画家兼作家劳伦斯·豪斯曼（1865—1959）等，以及美国的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费兹杰拉德、德莱塞等著名作家。
令英国出版当局更为始料不及的是，判决查禁引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促成了这部小说的广为流传。精明的出版人乔纳森·凯普在审判之前已摸清了官方对这部书的不利意向，立即致函《泰晤士报》，公开声明停止这部书的印制和出版；同时又通知他的印刷所，将此书铅版的模型运往巴黎一家专门出版英文书刊的新出版社；随后自己又亲自奔波在英法、英美之间，与巴黎和纽约的出版印刷商洽谈。判决虽已宣布，法、美方面都迅速传来了此书在彼处畅销的好消息。好奇的英国读者，千方百计想得到此书，他们去法国或美国旅行的时候，归国途中，行李箱内往往夹带一本，从而使它在英国本土仍然流传。一个法国出版商还曾建议，出版少量此书手抄精品版，高价出售。还有一个法国女演员曾亲自与作者及其代理人商讨，准备将此书改编成剧本，搬上巴黎舞台。美国还有一个女同性恋群落，欲以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给她们的俱乐部命名。这些善良的创意，当然都遭到作家本人否定。直到一九四九年，也就是作家死后六年，这部小说才在英国重新出版，此时的英国出版法章，已早有修订。此时直到九十年代以来，这部书在英、美、法、德、澳等国，每隔十年左右总有新的一轮出版、发行。它的法、德、意、西等语种的译本，也早在欧美大陆流行。有关这部小说和作者的传记、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也陆续出版。以作家日常生活中的别名“约翰”为名的剧本，在八十年代中期果然搬上了美国的舞台。
这样的一部作品，当初在英国朝野之间，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天壤之别的分歧？
这主要得归因于时代——时代对同性恋的态度。
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性恋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一种始终存在的生理、心理及社会文化现象，经过专家学者考证，在中国史简中，已将此种人生存现象的记载，上溯至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即使通常较为人知的所谓“龙阳之兴”“断袖之癖”，先后源发于战国及西汉，距今也都已有两千多年。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在他的著述《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指出，中国封建时代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后宫女同性恋现象，已非仅有个别事例。据我们所知，关于这种后宫女同性恋，至少在西汉已有记载，名曰“对食”。在西方，文明古国希腊的同性恋现象，早已为后人发现。著名女诗人萨福（约前628—约前568）对她女弟子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在她的作品中，已有遗证，以至她出生并长期居住的海岛的名称勒斯波斯（Lesbos），已经演化成为代表女同性恋的专用名词（Lesbian）；从其后柏拉图（约前427—约前347）
《对话集》之《费德罗篇》中所谈的所谓师徒之爱，也可追寻到男同性恋的蛛丝马迹。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同性恋的拒斥更加变本加厉。《圣经》的很多章节都记载有同性别的人相交为有罪的律令。从《旧约·创世记》开始，至《新约·启示录》为止，反复提示索多玛（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二城因犯淫邪之罪而被上帝降天火焚烧一光，并引以为戒。那里所指的淫邪，在《犹大书》第一章第八节等处又明确指出，就是“随从逆性的情欲”。由于从宗教方面的提倡，又由于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禁锢，对于同性恋现象及文化——尽管在特权圈内又当别论——始终是抱仇视、拒斥、压制、打击的态度和手法。十四五世纪以后，人文精神兴起，人对自身及自身的价值认识日益明确，但这只是限制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同性恋者，仍被视为“异类”，理所当然地被划除在外，实际上不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它的研究，与同代生理学、医学、神经病学相互结合，对人的生理、心理（神经）机制有了较为客观、科学的认识，从而也向对同性恋抱有的成见提出疑问和挑战。他们的学说，主要是正视和承认了性异常、性倒错这样一些客观存在，但是从他们的这些取名即可知，他们仍然是承袭长期以来的异性恋中心观念，视同性恋为不正常、反自然。二十世纪更是一个心智洞开、气象万千的时代，起初出现的弗洛伊德学说，就人的性格和情欲提出很多新见，起码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使社会对于同性恋有了进一步的宽容。生物学家不断从遗传基因和染色体组成方面为同性恋提供新的科学依据，到九十年代初，生物学和医学界甚至提出了人至少有五种性别分类的见解。欧、美、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在法律上明令同性恋非刑事化。同性恋者当中的艺术家、文学家又以他们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向世人提出挑战。当前，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性恋者不仅要求承认和宽容，而且要求一种与异性恋同样平等的对待，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从生物、生理、心理、历史、社会、文化方面对同性恋进行综合研究已经成绩斐然；对《孤寂深渊》一书及其作者的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又掀起一阵小小的高潮，也都是受潮流的趋动。
《孤寂深渊》创作并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的第一个十年。这次战争固然给人类和平宁静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和毁损，但也同时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效应。在英国最明显的就是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遗留的陈规和禁锢。思想解放、女权运动乘势而起，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事业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T. S.艾略特以他那一曲里程碑式的《荒原》（1922）揭开了现代主义的大幕。小说方面，乔伊斯，还有吴尔夫和她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作家，都正处于他们创新小说事业的巅峰。此时另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继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弗洛伊德和这部小说中也提到过的克拉夫特–埃冰（1840—1902）之后，上述英国的科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在他那部七卷本的煌煌巨著《性心理学》（1897—1928）的第一卷，专门研讨了女同性恋。这位心理学家像弗洛伊德一样，以一位多年行医的医生而放弃本职，转而从事临床实验，经过长期反复的摸索，才得出性倒错是先天使然，而非后天人为的结论。这正是霍尔理直气壮地设定这部小说主题的科学依据。
然而这些科学结论在当时还是具有石破天惊的性质，这是由于一种新事物、新见解骤然出世，往往很难立即为大多数人认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就宽松气氛而言固然较前大有改观，但也仍然处于渐进的过程。在《孤寂深渊》这部小说出版的三十三年前，著名戏剧家兼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恋，依英国当时的法律而遭缧绁之祸；就在这部小说发表的八年前，英国上议院还曾就性犯罪法案展开辩论，试图将女同性恋定为有罪。《孤寂深渊》一案，虽有很多社会名流关心，并亲自到庭旁听，但当时的笔会主席、老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等，就以工作繁忙，不宜出庭为由，拒绝为他的会员的作品做证；更可引以为憾的是，曾为此书特作赞辞的大专家哈夫洛克·埃利斯，由于本人亦有同性恋倾向，认为自己少说为佳，而没有站到证人席上，当众表示自己对此书的支持。因此，霍尔的权威传记作者，生于加拿大的出版人兼作家洛维特·狄更森曾经论说，埃利斯是
一位学者，但不是斗士，他的脊梁上缺少一根铮铮硬骨。再以当时叱咤英国文坛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主要成员弗吉尼亚·吴尔夫及E. M.福斯特为例，他们虽然素以勇于创新、思想前卫自诩，而且前者在《孤寂深渊》稍后，也出版了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后者本人亦有同性恋行为，并写有男同性恋小说《莫瑞斯》（1913年写，只在私下传阅，1971年作家逝世以后正式出版），也仅止于以维护创作自由为由，反对官方的查禁，而对此书本身的价值，避而不谈。相形之下，拉德克利夫的勇气和斗志，则更加可贵。
通常辞书传略上，常称拉德克利夫·霍尔是因一本书《孤寂深渊》而留名文学史的作家。其实她早年先以诗而闻名，共出诗集五部：《尘世与星空之间》（1906）、《诗札》（1908）、《今昔之诗》（1910）、《三郡之歌及其它》（1913）、《遗忘之岛》（1915）。她共出版长篇小说七部：《未燃之灯》（1924）、《锻炼》（1924）、《周六生活》（1925）、《亚当的面包》（1926）、《孤寂深渊》（1928）、《房屋的主人》（1932）、《第六福祉》（1936）；一部短篇集《奥格威小姐找到了自我》（1934）。她的诗，以抒发爱情为主要内容，感情诚挚、率真，富有节奏和韵律。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的小说，重在写人物心理，写家庭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碰撞，富有哲理和宗教色彩。其中《亚当的面包》曾获“妇女幸福生活奖”和“詹姆斯·退特·布莱克纪念奖”。1930年，她本人又获得“艾歇尔贝格人文金质奖章”。她发表诗歌时，以玛格瑞特·拉德克利夫–霍尔署名，这是她的本名；她发表小说后，才以拉德克利夫·霍尔署名。而在日常生活中，她为自己取名约翰——一个最普通的英国男性用名，这是因为，在性别上，她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女性，而是有男性生理、心理、意向和行为的女同性恋者，她早年即向社会公开宣称，自己是天生的性倒错者。
她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更富传奇色彩。
这位女作家是一对英国父亲和美国母亲的独生女。按家族谱系追根溯源，在她的父系方面，是莎士比亚女儿一族的后裔；在她的母系方面，则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著名的印第安公主玛托阿卡（Matoaka）、英文名波卡汉特斯（Pocahontas）的后裔。一八八〇年，玛格瑞特·拉德克利夫–霍尔生于英格兰南部汉普郡沿海西克利夫附近的萨里·隆。她的父亲，拉德克利夫·拉德克利夫–霍尔，牛津出身，受过良好教育，但只是英国社交界有名的花花公子，一生无所事事，仅靠其父的遗产悠哉游哉地享受当时上流社会的种种声色犬马之乐。他的父亲，查理斯·拉德克利夫–霍尔，之所以遗留大笔遗产，是由于他聪敏好学、精力充沛而又勇于开拓，是名医和结核病专家，又是早期催眠术的探索者。玛格瑞特的母亲与她的父亲结婚前，是一位寡妇；因夫妻感情不合，玛格瑞特落生仅数月，父母即告离异，因此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先在伦敦，靠母亲离婚时所赢得的财产维持生计。三年后，其母再嫁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声音教授阿尔伯特·维塞蒂，全家迁居肯辛顿区。这里地近王宫，是伦敦著名的中上阶层聚居区。
霍尔的童年，全在孤独中度过。在家庭中，她是忙于课徒的继父和耽于冶游的母亲所忽视的孩子；在学校邻里中，她是离过婚的美国女人的孩子。她只见过生父两次，第一次，她已经十五岁；第二次是三年以后，在她父亲临终的病榻旁。父亲死后，按照遗嘱，她成为父亲及祖父财产的主要继承人。同年，她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并到美国游历寻根。此时她已明显地显示出性异常现象，迷恋上跟从她继父学习声乐的年轻女歌手。霍尔二十一岁时，依法正式继承了全部应得遗产，成为经济上独立的人，立即与母亲、继父分居另过，伴随她的只有从童年就抚养照看她的美国外祖母。此时的霍尔已经完全长大成人。她生得秀骨清相，颇似俊秀少年，又酷肖生父。她开始屡作欧洲大陆游学，盘起秀发，穿上男服，走路雄视虎步，而且坚持要人称呼她“约翰”。她时而住在伦敦，时而照当时富人的习惯，居于乡间别墅。她选择的地点是小说中提到的伍斯特郡莫尔文潭的村舍，并参加了那里的狩猎俱乐部。此时她从父亲方面秉承的音律天赋开始崭露峥嵘，从二十八岁开始，陆续发表诗歌。
诗歌赢得的文名，将她带到文艺家赞助人梅伯尔·贝顿面前。她是英国驻印度殖民地官员的遗孀，爱尔兰人，社交界有名的大美人，俗称蕾蒂，比霍尔年长二十三岁，初遇霍尔时，已徐娘半老。起初她只是视霍尔为一颗文坛新星，对她加以支持和引导。经过一阵疑虑、犹豫与克制，二人还是切实地堕入了情网，而且不顾舆论反应，正式同居。在与蕾蒂共同生活将近十年中，霍尔在艺术欣赏、文学创作，甚至生活情趣、待人接物方面，都受到蕾蒂的影响，意想不到地弥补了她早年家庭教育之不足。也是由于蕾蒂的影响，霍尔皈依了天主教。
在与蕾蒂相伴的第九年，霍尔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灵秀的贵族女子尤娜·楚布瑞吉。她比霍尔年轻七岁，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雕塑家。她也是爱尔兰人，还是蕾蒂的表亲。与霍尔相识前，已是英国海军上将恩内斯特·楚布瑞吉续弦的妻子，生有一个女儿。但是天生的性异常（双性人）常使她对异性爱的夫妻生活感到生理与心理的不适。她与霍尔一见钟情，如鱼得水，结识次年，蕾蒂病逝，不久，尤娜与丈夫离婚，正式与霍尔同居，从此成为她终生的伴侣，又是她文学创作事业上的支持者和助手。她们二人出则同行，入则同宿，形影不离，经常出席各种上流社会的午宴、晚宴，参观画展和歌剧音乐的首展和首演式，以其不同凡响的服饰和风采而成为十分抢眼的一对。蕾蒂病逝时固然年事已高，尤娜骤然介入她与霍尔之间，自然是直接诱因，故此蕾蒂逝世，在霍尔心中永远留下一种难以弥补的歉疚。像中国的汉武帝和唐玄宗在他们的宠妃李夫人和杨玉环死后不断请方士招魂降灵，以求与亡人重逢一样，霍尔也一度热衷于灵学研究。这在当时的欧美各国，正是流行广泛的热门儿伪科学，霍尔为从事此项研究而加入灵学会，并曾当选为一任理事，还发表过有关这方面探讨和体验的论文。
自从出版最后一部诗集《遗忘之岛》，中途经过蕾蒂逝世及与尤娜结合，先后这七八年时间中霍尔没有从事写作。她在早年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也曾试笔短篇小说，并由蕾蒂推荐给出版人威廉·海默门。他是一位很有眼光和见地的鉴赏家，从不对初试笔锋者滥加过誉之辞。在他宴请霍尔与蕾蒂共进午餐当中，却对这些短篇小说大加赞扬。但是等霍尔心怀忐忑试问他是否会出版这些作品时，他的回答却是：“我不想将你作为短篇小说作者推出来……你应该立刻开始给我写一部长篇。等你把这部书写好，我就给你出版。”海默门的这一要求，并未在他与蕾蒂生前得到回应，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霍尔连续不断地出版了几部小说。在它们早期版本的扉页上，常常印有这样的献辞：“献给我的三个自我。”
通过写小说和参加文学圈的活动，霍尔结识了许多作家同行，成为笔会成员。著名女作家梅·辛克莱、蕊白卡·威斯特、罗斯·麦考利、埃维·康普顿–伯内特和法国女作家茜朵妮·柯莱特，与她都非泛泛之交。爱尔兰诗人叶芝、美国诗人庞德和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等，也都与她有所过从。她的小说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也同时出版，其中的《未燃之灯》《亚当的面包》《孤寂深渊》等，还先后译成德、法、西班牙、意大利、捷克等多种文字。《孤寂深渊》在英国遭禁后，诉讼的轰动效应使霍尔与尤娜声名大噪。霍尔除继续写作，还携尤娜继续在国内外旅行，所到之处，受到文学同行和同性恋圈内朋友以及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欢迎。到一九三二年，她的最后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房屋的主人》出版，报刊评介虽仍热烈，实际销售却并不理想。此时，她与尤娜都已步入中年，精力体力均不复往昔，在社交场中的特殊魅力，也日渐消减，孤寂之感渐渐袭来。一向纤巧细瘦的尤娜，更是缠绵病榻。一九三三年，她们二人在法国旅行期间，尤娜病重，她们从巴黎医院中请来一个年轻看护。她名叫叶甫金尼亚·索林，是旧俄将军的女儿，才貌平庸，霍尔却莫名其妙地迷恋上了她，并成为她的情人。此后将近十年，索林经常与霍尔、尤娜三人同住，时而在意大利，时而在法国，时而回英国。一九四三年，索林不辞而别，不知下落。次年，霍尔发现自己已身患癌症，不久，在伦敦与世长辞。她将身后的十万镑遗产及版权，全部遗留给了尤娜。一九六三年尤娜去世，又将这笔财产捐献给了天主教的慈善机构；霍尔作品的全部版权，根据尤娜的遗嘱，赠给了洛维特·狄更森；一大摞霍尔的私人信函和尤娜的九大本日记，则赠给了在法国英文版霍尔作品出版人。狄更森受尤娜生前之托，写出霍尔的第一部传记《拉德克利夫·霍尔在孤寂深渊》，于一九七五年首先在美国出版。
由于霍尔在当时英国社交界是知名度很高的女同性恋者，更由于《孤寂深渊》一书涉及女同性恋而曾遭查禁，至今人们提起这部作品，通常总称它是写女同性恋的小说。
从上述小说主要情节可见，它确是以女同性恋为题材，而且，据考查，还是第一部英语文学中的女同性恋小说。它以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一生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展示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成长过程、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她初生即显示出异常的形貌，初谙世事又表现出特殊心理。童年时代的纳尔森崇拜和充满尚武精神的白日梦，对女仆柯林斯的痴情与对其情人的嫉恨，对骑术和击剑的爱好，对女装和女性社交的尴尬，与马丁·哈拉姆富有阳刚之气的友情和对他谈婚论嫁的厌恶，与同性别女友安吉拉的恋情，直到与玛丽·卢埃林的相遇、相爱、同居、分手的全过程，都写得准确可信，细腻传神。小说中也写斯蒂芬与自己的同类和异类的交往与冲突；与深切理解自己的父亲和孤陋愚顽的母亲的关系和谈话，与安垂姆太太及子女的冲突，与布罗克特和瓦莱里·西摩的交游与戏谑玩笑和严肃对话，更是对同性恋问题生动有趣而又带有一定深度的研讨，表达了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既有切身体验，又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小说第五卷，斯蒂芬与玛丽战后在巴黎共同生活的阶段，作家一反往常单线直述的方法，繁衍出一些几乎可以独立于主线情节之外的章节，着重描绘其它一些巴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群落的生活场景，诸如音乐研究生杰米和巴巴拉的生死之恋、巴黎同性恋者聚会的上等和下等酒吧、餐馆的夜生活等等，它们既是斯蒂芬与玛丽生活感受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有关这些被歧视、受排斥的异类向来鲜为人知的一些独立画面。只有以这些情节和画面作为补充，小说全幅图卷才更加富有层次和透视感，更加全面、深刻地表达了这类人的苦闷、困惑、恐惧、沉沦、毁灭和奋争。作家在表现手法上，能够达到那样触目惊心的程度，除了依靠她身为天生小说家的才能之外，正是由于她在创作中以同类者的身份积极地主观介入，真正体现了感同身受。这也正为一般非同性恋作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所难企及。
霍尔在一些小段落中，也纯写非同性恋者的生活和情感，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在霍尔笔下，他们大多善良、纯朴，赋有更丰厚的人性。诸如斯蒂芬幼儿时代的法语教师迪福小姐及其盲姐朱利虔诚恬淡、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巴黎侍女阿德尔与让纯真、温馨的婚恋。这些描述都反衬了所谓异常者的孤凄与不幸；而安垂姆太太及其子女、马希夫人母女等对待性倒错者势利、狭隘、冷酷、刻薄的态度和精神上的虐待，则正是社会成见的代表。
题材对于小说的性质，固然重要，而作者如何看待和处理题材，对于它的品位的贵贱高低，尤为至关重要。正如同样以异性恋为题材的小说，有些可以写得雅洁优美、赏心悦目，有些可以写得庸俗低下、不堪入目。我国小说盛行的明清两代，主要写男同性恋的小说，亦有多种流传，诸如《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另在《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名著中及一些名著的续书中，更有不少有关男女同性恋的情节。这些作品当初也屡遭禁毁，除其中一部分（主要指那些名著）牵涉政治、民族纠纷，主要是由于其中多有具体而微的性行为描写和污言秽语，因此至今难登大雅之堂。至于欧美各国，仅以笔者之孤陋所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同性恋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已经出现。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美国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法国纪德的《无德者》、德国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英国D. 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E. M.福斯特的《莫瑞斯》、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第四部《索多玛和蛾摩拉》等，都或明或暗表现了男同性恋。近日，美国学者又就英国十九世纪重要作家狄更斯、哈代等人小说中所涉及的同性恋开始发掘。而就在《孤寂深渊》出版同一年的几个月之后，就出版了两部专写女同性恋的小说：其一是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奥兰多》；另一是康普顿·麦肯济的《奇女子》。这些小说，都出自名家之手，虽然风格不同，表现手法各异，但都是将同性恋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加以表现，是将其视作严肃的课题加以处理，而不是以表现低级情欲取悦读者，因此而形成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旁系。
综观霍尔的小说创作，她也是一位很有修养的严肃小说作家。她向以雅洁优美的文字构建她的作品。在《孤寂深渊》中，她主要写人的恋情及对偶生活，虽然属于同性恋范围，但也像异性恋的优秀小说一样，真切自然、细腻浪漫、如梦似幻；其涉及具体性欲及性关系以及“闺中”之事，着笔都很含蓄、委婉。作家本人为女性倒错者，站在自己同类人的立场，身负为她们代言、为她们请命的重担，这又使她的作品，赋有一种高蹈劲健、清丽脱俗的格调，毫无糜腐粗劣之态。又由于霍尔善作高瞻远瞩，以其自身经历深解此类人的命运一时难以更改，从而深怀孤愤，使她这部作品通篇敷有苍凉悲壮之气。这样一部作品，对于与其主人公具有类似身世的读者，正像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当初对于“失身”女读者那样，自然会引发强烈的共鸣。因此，在社会和家庭中对同性恋问题大多尚且讳莫如深的时代，就像斯蒂芬所处的环境那样，这部小说一俟出版，心中久蕴难言之隐的女同性恋者以及他们的父母亲友，就要如饥似渴地暗中披览，从中寻求慰藉、启示和勇气。美国研究霍尔的学者在就此书进行读者调查中发现，确有不少长期隐忍的性倒错读者，是在读过这部书之后，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开始过起这类人的正常生活。也正因如此，这部书长期以来又被视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
霍尔的小说创作事业，始于她四十岁以后的中年，历时十年。这通常是一个人在人格、心理、思想及生活阅历等方面已臻成熟的阶段。在此之前，她曾尝试音乐，后由音乐转而为诗歌，同时试写短篇小说，随后又曾涉足灵学探讨，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却集中奉献给了小说创作。《孤寂深渊》是她七部长篇中的第五部。在此书之前，她先以普通异性恋人为题材，写他们的生活、心理、感情及人际关系，借此取得文名后，特别是在第四部小说《亚当的面包》获奖后，她着手创作了《孤寂深渊》，此时，她正处于自己创作的巅峰之上。根据尤娜记述，这部小说，正如其中主人公斯蒂芬所表达的创作意向一样，曾经霍尔长期孕育，是作家心怀深切的使命感有意而为；而它所取得的社会效果则说明，霍尔有幸，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她为自己郑重设定的使命。这种使命感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挑战性，这使她不仅得罪了有关当局，触犯了刑律，而且也不得意于她那些当时正在孜孜于艺术创新的文学同行。他们虽然也曾站在坚持创作自由的立场，反对当局查禁这本书；但是由于力主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艺术创作的非理性化，而对负有使命感的“主题小说”不以为然，从而对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避而不谈。吴尔夫的《奥兰多》和麦肯济的《奇女子》由于在艺术上多下功夫，仅以幽默和讽刺的笔法反映女同性恋的生活，因而与《孤寂深渊》的命运，否泰有别。
时代的脚步真是迅猛得出人意料，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写女同性恋的小说陆续出版，此题材已不足为奇。就当代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年轻一代女同性恋者看来，像《孤寂深渊》这样的作品，已嫌过于传统和保守。小说最后的悲剧结局，也遭到那些视自身价值高于一切的现代读者否定。他们认为，像斯蒂芬那样沉郁、悲壮的自我牺牲，实在是大可不必。这种对作品的接受态度，与当今我们的社会那些过分强调自我价值，否认崇高英雄行为的议论，可谓东西方同出一辙。
从整个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刻画、情理抒发、景物描述来看，这确是一部很传统的小说，它以主人公生活的五个时期，从出生长成，离家独立，去国流寓，投笔从戎，到重新生活，共分五卷，构成一部流畅的人物生活史。霍尔写儿童生活和心理，写父母和女儿三位一体中各人不同的心理活动，写热恋中的人的激情澎湃、无私忘我，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哈代的传统；她写斯蒂芬自始至终对故园莫顿的眷恋，是英国乡绅固有的情怀；她写英格兰乡村宁静安谧的美景和西班牙海岛奥罗塔瓦异国情调的生活，显示了她那诗人的气质和技巧。小说第四卷篇幅稍短，但也写出了军旅生活紧张热烈的气氛；她表现战争和战争如何净化人的灵魂，都极有男子汉气概，很易使人联想到瓦尔特·司科特那种恢宏壮丽的场面。从这一卷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生活而将战争写得有声有色的作家的才气。霍尔赋有一个非同寻常女子的特殊才能，运笔凌厉、视角高远，将拟人、比喻、象征以及排句、骈语、警句等修辞手段运用自如，毫不牵强，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传统史诗式的气势。作为一个传统小说的继承者，她在这部作品中充分表现了小说大家的风范。
《孤寂深渊》出版的年代，正是乔伊斯、吴尔夫、福斯特等一批作家独领风骚、大谈实验创新的时期，他们以“前卫”而颇为世人瞩目，霍尔不为新潮所动，坚持自己的道路和风格，也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反潮流。不过霍尔的固守传统也并非拒绝创新。在这部作品中，她也采用时新的科学名词和艺术手法表达时新的思想潮流。成年斯蒂芬回忆童年、思恋故乡时，常常出现意识流和镜头的回闪；而且，小说中不仅有人的意识流，还有马的意识流、狗的意识流。她还从负面写家庭中三位一体；从女权主义立场写男性中心社会对女人的种种束缚，而在她笔下，首先奋起反抗，挣脱这些限制与束缚的，不是那些正常人中的淑女贤妇，而是像斯蒂芬这样半男不女的人。霍尔运用新手法表达新思想时，只不过没有故作奇奥艰深、神秘莫测，也不刻意矫揉造作，立异标新，而是紧贴现实，顺应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信笔直书。
由于霍尔这种主要以主人公生活轨迹为线索的写法，更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与作家本人相同，而且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主观介入很多，通常认为这又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其实，稍将作家生平与小说内容对照，即可见它并非自传性质的小说。主人公是女同性恋者，后成长为小说家，确与它的创作者本人一致，但是主要人物斯蒂芬的父母，贵族世家出身的乡绅夫妇，和霍尔的花花公子父亲及浅薄庸俗的美国母亲大相径庭；倒是从卑琐无聊的安吉拉身上，或许能看到霍尔母亲的身影。斯蒂芬初恋安吉拉时神不守舍、寤寐思服的情态，也许来自霍尔少年时单恋继父女学生时的感受；斯蒂芬在与安吉拉初始往来、接触时的踟蹰进退和负罪感，可能正是霍尔与蕾蒂早期交往的投影。但是斯蒂芬的恋人安吉拉、玛丽与现实生活中霍尔的恋人蕾蒂、尤娜，更有天壤之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蕾蒂与尤娜都是爱尔兰人，而小说中斯蒂芬的母亲安娜也是爱尔兰人，这也提示我们留意作家在移植现实生活于小说时，提高和理想化小说人物的思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女教师帕德可谓是由霍尔的外祖母幻化而来，但二人的文化素养与气质也大不相同；其他如剧作家布罗克特、社交明星瓦莱里·西摩以及她周围那些性异常的艺术家、学者、文人，固然都能从霍尔及尤娜在伦敦和巴黎的生活圈中找到原型，但也都经过了作家整形、转化和重塑。英国研究者克劳第亚·弗兰克斯在她1982年出版的《〈孤寂深渊〉之外》中提出，与其说这部小说是自传性作品，还不如说它是写作家成长的书，确实不无道理。在这部书中，从主人公童年开始，作家就对她的资质、天赋作了精细的描绘。对她在思考、阅读、感受等方面所做的创作前准备，也叙述备尽。主人公的文学创作生涯开始以后，又真切表现了她在写作道路上的探索、惶惑与成功，事业与爱情生活的矛盾。即使像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那样写作家成长的作品，也没有像这样详尽具体地涉及实际创作问题。
《孤寂深渊》全书四十余万言，是霍尔小说中最长者之一，在二十世纪小说篇幅日渐短缩的趋势下，从篇幅方面说，这也十分传统。正是在这样传统的篇幅中，以上述传统的方法，霍尔给她的这部作品注入了远远超出同性恋小说和自传性小说所能涵盖的内容，对于非同性恋者具有同样启示、激励的作用。至少，在一个人由于自身生理、身世、历史等主观因素或环境背景、政治、种族等客观因素而成为异类，陷入与斯蒂芬·戈登同样苦闷、惶惑、恐惧的困境之时，阅读这部小说后他会相信，振作精神，奋争不息，永葆高尚情操，避免沉沦和毁灭者，早有人在。
十年前，译者的研习偶然步入一个新领域，即英国心理小说的源流及发展，它的成果是后来成书的《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英国部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就是那时，初步涉猎了霍尔的这部小说，粗读之间，即为它的坚实和力度所吸引，从而留下深刻印象。由于此书的历史情况，在国内得来不易。我曾遍寻京城及外埠几家藏书较丰的图书馆，最后只在北京图书馆借到一九二八年美国纽约日晷出版社出版的一册。又从扉页上该书的印章得知，是可敬的巴金先生赠书。由于以稀为贵，奉还前特将全书复印了一份，心底隐约存念：来日或许可就此多做些许事情。此后数年间，又顺手积攒了少量与此书同性恋内容相关的各种资料，但从未料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展露雄才，筹划推出了这套《外国争议文学名著丛书》，《孤寂深渊》一书正在选题篇目之列，于是在老同事及旧同窗韩耀成先生携百花社王绍明先生前来约稿时，当即欣然承命，与外子张扬共同承担了此书翻译工作。由于其间有三五其它撰写、翻译、出访工作穿插，从开译至结稿，历时近十个月；由于手头原文书仅此一种，而且除去哈夫洛克·埃利斯的赞辞，没有序跋及注释文字，在翻译中遇到难点、典故、生僻专名，只能求助通用工具书，又由于此书涉及心理、医学及英国以外欧洲大陆数国生活、语言，都给译事增添了不少繁难。多亏我们的加拿大老友戴安及马文·泰勒夫妇，他们恰是霍尔的远房后代亲属，听到我们已完成译稿消息，立即慨然寄赠洛维特·狄更森的霍尔传记及霍尔小说《周六生活》。今夏我们访问北美期间，又到西海岸维多利亚市他们的寓所小住，与他们交流读此书心得。还要多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资深图书馆员安吉拉·杨（宋曼玲）女士，在我们造访期间，为我们提供了该校图书馆藏有关霍尔的有益资料。他们的帮助，使我们删除了翻译和撰写序言中遗留的不少疑难之点。我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和过去北京大学旧同窗金志平先生，在忙中为我们解决了原文中的许多法文难点，并亲手翻译了第一卷第六章一至三节和第三卷第三十二章二节中的长段法文原文，更应致谢。
张 玲
一九九七年八月下旬
美国加州尔湾初稿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上旬
北京双榆斋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