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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家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有武装到牙齿之称的美军，拥有强大的单兵作战能力，据军事学者测算美军每个单兵装备价值约为3.6万美元。
如此看来，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资源消耗的较量。同理，国家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资源战，供应链则是资源的载体。
早期企业以纵向一体化为主，外部协同较少。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企业不再推崇重资产投入的纵向一体化模式，更多企业选择轻资产模式，只做自己擅长的部分或者高价值的部分，上下游环节则由多个企业参与协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就变得尤为重要，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中竞争的焦点。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签署了新的关税法令，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并购的同时，对中国一些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由此，中美贸易战开启，供应链安全问题被两国政府重视。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被进一步拔高。
2021年2月，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on America’s Supple Chains ）。这项行政命令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视角，要求构建弹性、多样化且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命令对4种关键产品（半导体、关键矿物和材料，如稀土、药品及其成分、先进电池）开展为期100天的供应链审查；要求6个部门开展供应链评估工作，针对评估结果总结并提出加强供应链的政策建议。
这项行政令，要求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和经济政策顾问协调所有相关行政部门，全面审查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的弹性与能力。
审查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100天，针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高容量电池、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和其他战略材料，以及医疗用品等产业，目的是确认相关产业供应链的风险，并由国家安全顾问和经济政策顾问汇总各部门意见后，向总统陈述结果，提出整体的政策建议。
第二阶段是命令发布1年内，相关部门负责人要通过国家安全顾问和经济顾问，向总统提交评估报告。内容包括各重要产业的关键商品和必需材料、制造能力和新兴技术、可能对供应链产生破坏或增加负担的各种涉及国防、情报、人权、地缘、政治等情况，以及供应链应变能力和美国盟友在供应链上的协调行动。
第三阶段是建立每4年一次的供应链审查机制，包括持续开展数据收集和供应链监控的流程和时间表。
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供应链全球化不同，拜登对美国供应链的政策重心从全球转为本土。总之，拜登行政令的基本宗旨是：不能让关键商品和必需材料被非盟友垄断或成为主要供应国。
与特朗普政府强调贸易和关税不同，拜登政府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拜登政府不仅禁止关键技术和科技出口，还试图逐步摆脱在关键商品和必需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寻找替代品，联合盟友共同压缩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通过升级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 ，TPP）对中国实行经济围堵。
2021年年初，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致函美国商务部和拜登总统，针对高科技供应链问题提出建议，认为特朗普时期的单边限制，无法实现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而应联合荷兰、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半导体技术相对领先的国家，共同合作，联合制定限制半导体技术输出中国的共同目标，称之为多边管控（multi-lateral controls）。
《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的出台，意味着中美经济从贸易战阶段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阶段，将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影响。
在我国“十四五”规划第三篇“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中专门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强调产业链供应链要“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1年8项重点任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位列其中。
产业链和供应链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底盘。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构，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跨国布局现象，可能会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一方面，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继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与一切友好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限制；另一方面，只有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才能做到国内生产和供给不会在关键时刻受影响，化解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可能面临的重大威胁。
中国加大对半导体类为代表的高科技投资。
自2018年以来，在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征税的清单中，高科技产品是其重点打击对象。与此同时，中国在替代美国产品方面正在加紧布局，当前，中国70%以上的半导体需求已经有了稳定的非美国替代供应商。根据半导体市场研究数据——IC Insights数据，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的产量金额达1865亿美元，占集成电路市场的16.7%，高于2011年的12.7%。据IC Insights预测，2025年，中国制造的集成电路将仅占国内整体集成电路市场的19.4%；2030年，该比例有望提升至30%。
贸易战促进中国供应链与全球协同与互补。
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外媒分析中国供应链将会大规模向外转移，从而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从当前现状来看，部分中国企业向外转移是事实，但并没有出现中国产业空心化现象，这种转移是中国产业与东南业产业的协同与互补，而非东南亚替代中国供应链。在经济深度转型的推动下，中国正在逐渐摆脱全球供应链低端角色，我们不能一直做“初级工业品的输出方”，我们要向上延伸，做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中心和新消费中心。比如，国内多家造纸企业在马来西亚建设新厂，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的原料供给优势，同时法律允许进口废纸，东南亚工厂将废纸做成纸浆，运回中国加工，国内与海外完成产业协同。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8.1%。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为4836.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1%；自东盟进口额为3945.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0.8%。
自2011年日本海啸之后，一家全球半导体巨头曾试图确定第三、第四层级供应商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但100多名高管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弄清楚自家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中到底有哪些公司。
日本发生海啸和地震时全球半导体全线涨价，美国德州雪灾导致半导体价格波动，核心原因是供应链的不均衡性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弱。日本在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的份额超过50%，美国占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的份额超过30%。
供应链越长，空间跨度就越大，管理复杂性就越高。但是，供应链是在产业分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大体格局是以北美和欧洲为主要消费市场，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东、南美、非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为主要资源供给地。然而，受贸易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
在202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一定范围内生产中断、物流阻滞、需求下跌，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或从暂时性、局部性，逐渐演变为长期性、系统性。此次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强度之大，充分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
“近30年来，全球经贸格局已由最初的市场分工、产业分工走向价值链分工。在此过程中，分工越细，链条越紧密，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但与此同时，供应链也会变得越脆弱，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卡顿，整个链条都将陷入梗阻。”刘烈宏称，以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为例，因供应链长且复杂，高度依赖专业化生产和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在疫情暴发前期，停工停产现象时有发生，整个产业链面临停摆。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一方面基于各国安全性的考量，另一方面基于供应链的成本维度考虑。缩短供应链，在本土采购或者就近采购，从表面上看更安全，但会导致制造成本上升。有数据表明，其他海外市场的电子产品制造成本明显高于中国内地，如果美国舍弃中国制造，将导致其电子产品的制造成本上升28%。综合正负两方面影响，如果将部分采购和制造环节从中国市场转移出去，各行业总成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装行业总成本将增加11%，汽车行业将增加4%，电子行业将增加2%。
受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各地人力成本、厂房租金、环保政策、税务政策的影响，中国内部的产业链同样在进一步分化和转移。部分生产制造从沿海地区向东南部地区转移，部分生产制造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比如，富士康将新的工厂选址在河南，纬创将笔记本制造基地落于重庆，三星则将芯片厂设立在西安。新疆依托优质产棉区这一优势，引进了浙江洁丽雅、山东如意、江苏华芳、浙江雄峰、浙江雅戈尔、安徽华茂、河南新野、台湾飞龙、沙特阿齐兰等企业，布局纺纱、印染、织布、家纺、服装全产业链。
应对美国贸易战和供应链排华计划，我们除了自强，还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建立中国朋友圈。中国要召集利益相关国家，组建跨国产业联盟，投资互补性产业与关键材料和技术领域，建立利益共同体。此外，中国供应链要结合中国产业优势、地域优势、技术能力和资本能力，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参与供应链的标准建设，逐步在全球供应链中拥有更多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