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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电饭锅、马桶盖；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排队抢购奶粉；在欧洲抢购时尚用品。这一现象，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并成为消费变革的前兆。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央层面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这种现象被诸多媒体和学者们解读为消费升级的代表。而这些变化也促进了中国进行供给改革和产业升级。
中国的消费趋势有以下几个变化：从拥有更多走向拥有更好；从功能满足走向情感满足；从物理高价消费走向心理溢价消费。
消费趋势的变化则反向影响着供给的升级。这就要求供应链从大批量、少批次向小批量、多批次高频次转变，从规模化生产向响应个性化定制转变，更具柔性和弹性，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和高创新能力演进。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多家企业的供应链受到考验。某国内电气制造龙头企业，向欧洲供应商订购的核心元器件，货期从14天延长至60天，多个订单的交付时间整体逾期。广东汕头澄海区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产业带，产品外销比例达70%以上，受疫情影响多个客户取消了订单，导致玩具企业陷入困境。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在充满挑战的VUCA（V代表波动性，U代表不确定性，C代表复杂性，A代表模糊性）时代，在疫情席卷“黑天鹅”事件频发的时代、在供应链全球协同的时代，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前所未有的考验。
从“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再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足以看出国家对供应链的重视。
谁掌握供应链的主导权，谁就是价值的分配者、价格的制定者、规则的掌控者。
苹果公司一度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苹果公司的手机产品毛利率接近60%，更多的供应商加入苹果公司生态链，赚取微薄的利润却承担更高的经营风险。2021年3月，苹果公司供应商欧菲光称，苹果公司终止向欧菲光继续采购摄像头模组，受此事件影响，欧菲光2020年亏损高达19.4亿。苹果公司订单约占欧菲光营收的22%，而此前欧菲光投资33亿元专门为苹果公司打造生产线设备，由此将面临资产巨额减值。
在全球产业链中，我们更多的时候处于微笑曲线底部，获得的利润最少。
下面来看一组工信部披露的数据。
“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这组数据是在2018年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上，时任工信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斌披露的数据。
我们再来看一组农产品相关的数据。
2021年5月14日，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以《保护本土“二师兄”》为题，介绍了生猪“芯片”问题。2020年，中国种猪进口总量约3万头，创历史新高。除了进口种猪，中国每年还进口猪精液高达数亿元。中国的猪种市场，中国本地猪的市场占有率已经由20世纪的90%以上降至目前的2%，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夏猪、美国杜洛克猪3大猪种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98%。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数据，2019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6.6万吨，进口额4.35亿美元，出口额2.11亿美元。全球10大种业营收榜，中国仅隆平高科一家入选，中国5800家种子公司的营收约与孟山都一家公司相当。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供应链不协调、创新能力不足等正成为产业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是提升供应链质量的驱动力。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全面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和“破”“立”“降”重点任务，供给侧改革取得重要成果。“地条钢”“小煤窑”等顽疾得到有效治理，钢铁和煤炭的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此外，地产的去库存化，使金融的负债率得到降低。这些都是“十三五”期间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成果。
从微观层面来看，各地针对产业特点，引导性地规划产业资源聚集区，形成产业集群，提升供应链效率。合肥的战略新兴产业聚集区得到全国关注；上海则整合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要素资源，吸引全球范围的产业链、供应链落户上海。
同时，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资源，形成线上的产业供应链平台，既能优化产业资源配置，也能提升产业竞争力。这也是本书要重点探讨的内容。企业数字化要放到产业数字化的大环境里，让供应链上下游从强调分工变成强调协同，让上下游的供需关系从利益博弈变成共生共赢，这样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才能提升。
2018年，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采购“敏感产品”，直接导致中兴通讯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最后中兴通讯以10亿美元罚款和4亿美元保证金，换来禁令的解除。
2019年，华为被列为美国实体清单，随后华为供应链受到全面打压，无法获得手机芯片。这导致华为手机市场份额从全球第一跌落到4%的市场份额（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4月份，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共计6937万台，其中华为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21.4%，登顶全球第一）。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进口的芯片总数量约为5435亿个，进口总金额约为3500.4亿美元，位居进口金额榜第一；石油进口额约为1763.21亿美元，位列第二；铁矿石进口总额约为1189.44亿美元，位列第三。也就是说，芯片进口金额比石油进口额和铁矿石进口额加起来还多。
上游的核心物料和关键技术，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中国半导体行业投资金额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近4倍，创下最高纪录。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最好的方式是开始行动。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入WTO等方式，不断地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在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早期，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更多的是充当加工和制造的角色。过去，靠着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中国进口了大量原材料，完成加工后出口到全球各地，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得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完整产业链的优势，造就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独有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中国老百姓开始大量消费国内外的高品质商品。海淘商品高速增长现象的背后是消费能力的升级，同时也给国货崛起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制造要从低端制造向精细制造升级，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要从单产业经营向多产业融合发展，这样才能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过渡。
在国家层面，在顶层规划供给改革，优化供给效率，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依托“一带一路”机遇，全球贸易生态已经发生变化，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企业层面，则不仅要从产业视角规划供应链，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供应链变革，以迎接消费升级带来的供应链挑战和机会，还要考虑被别人“卡脖子”或者“断订单”时有更多的备选策略，以及时补足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