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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纬38度、年日照时间长达2500～3500小时的新疆，生长着一种长绒棉。这种棉花纤维长、色泽好、品级高、产量大。采用长绒棉织造的纺织品透气性和吸汗性较普通棉花更胜一筹。因此，这种棉花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棉花”。
2021年3月，H&M官网的一则有关禁用新疆棉花的声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早在2020年9月，H&M就宣布中断与新疆华孚（A股上市公司，以纱线制造和销售为主）的合作，理由是“强迫劳动”。
同样禁用新疆棉花的还有Nike、Gap、ZARA、优衣库、宜家、无印良品等品牌。它们背后的主导者，是一个名为BCI的组织。
在各类媒体的报导中，不乏有人声讨H&M、笔伐BCI，这些当然没问题。然而，禁用新疆棉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恐怕很多人没有深究。
事实上，新疆棉花被禁用的背后是对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争夺的是棉花的定价权和棉花供应的标准。
我们先来说说BCI。BCI拥有5个不同类别的会员，这5个类别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它们分别如下。
（1）零售品牌会员，也就是采购商，比如H&M、Nike等。
（2）供应商、制造商，以棉商、纱线厂为主。
（3）种植者组织。
（4）其他类别，主要是为供应链提供技术的公司。
（5）社会团体，主要是棉花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
BCI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其零售品牌会员的棉花用量超过300万吨，占全球用量的10%。BCI的供应量则占全球的30%左右。从数据上看，BCI组织的采购量和供应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是产业链的掌控者，自然能够掌控棉花供应的标准和定价权。
2018年，中国纤维加工总量约占5460万吨，超过全球纤维加工总量的50%；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2767.3亿美元，占全球的35%。
中国是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棉花消费国，为什么无法掌控棉花的定价权呢？
答案有点残酷，中国在全球纺织产业链的分工中，更多的是扮演制造商这一角色。国际上知名服装类消费品牌都是BCI的第1类会员，而中国的更多纺织企业是BCI的第2类会员，也是第1类会员的供应商。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在国际品牌时装店里贴上合作品牌logo，可卖出更高的价格。在纺织产业链的分工中，订单量巨大的服装品牌厂商是整个链条的主导者，这也是更多类似新疆华孚的纺织企业被轻易排斥的重要原因。
禁用新疆棉花，本质上是排斥中国供应链。中国产棉量约占全球产棉量的22%，新疆棉花产量占中国棉花产量的80%，显然，BCI此举瞄准的正是中国纺织供应链。
我们看一组棉花的产、销进出口数据。
2019年，全球棉花总产量为1.22亿包。棉花主产区印度占比为24.3%，中国占比为22.4%，美国占比为16.3%，巴西占比为10.7%，巴基斯坦占比为5.4%。
2019年，全球棉花消费量为1.18亿包。其中中国3650万包占比为30.9%，印度2450万包占比为20.7%，巴基斯坦1080万包占比为9.1%，美国300万包占比为2.5%，巴西340万包占比为2.9%。
从总产量和总消费量来看，中国自产棉花还无法供应中国棉花的消费，这和中国拥有大量的纺织企业有关。这些纺织企业是国外消费品牌的供应商，而提供制造服务需要消耗大量棉花。
再看看棉花出口国和进口国。棉花出口国主要有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及印度。2019年，美国产量的80%以上、澳大利亚产量的80%左右、巴西产量的60%左右、印度产量的10%以上都用于出口，四国的棉花出口量占世界棉花出口量的80%以上。进口国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土耳其、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棉花年均进口量都在400万包以上，合计占全球进口总量的70%以上。
显然，禁用新疆棉花，受益者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大量出口棉花的国家。供应链博弈，最终追求的还是利益最大化。
2020年，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发布供应链撤出中国计划。它们鼓吹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促使企业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甚至以补贴吸引企业退出中国。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就有国际品牌开始把工厂从中国迁移到制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2012年，阿迪达斯关闭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自有工厂，这家工厂曾在苏州投产15年之久。撤出苏州之后，阿迪达斯选择把工厂建立在制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2017年，希捷公司（硬盘制造商）关闭苏州工厂。有媒体报道显示，希捷撤出苏州的原因是，希捷把在江苏赚取的利润转移到税率更低或可以免税的其他国家的分公司进行避税，而苏州当地税务部门要求希捷补缴税款。也有部分媒体分析，希捷撤出苏州的原因是平衡各区域工厂的产能。
撤出中国的工厂一方面是对供应链核心企业成本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选择，我们要从低附加值的生产向高附加值、高创造性的产业和产业配套升级。
再说国货崛起。我关注国货崛起现象多年，曾是商界杂志《国货崛起》的特邀作者。
国力的日益强大、经济崛起、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涌现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同时，经济崛起造就了大量消费能力不俗的消费者。这些要素成为国货崛起的土壤。
我们关注到，家电品牌、手机品牌、电动汽车品牌等国货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都不逊于国际品牌，其美誉度也不输国际品牌。同样，还有更多的中国服装品牌，以中华文化为设计元素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但是，从消费品牌的知名度和消费品牌的经营规模看，在中国市场拥有绝对优势的品牌还不够多。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入选2020年世界品牌500强的品牌有43个，全球排名第4，值得一提的是，在排名前10的品牌中，美国入选8个，日本和德国各1个，这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相符，国货崛起还需努力。要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的分工，同样非一日之功。表1-1为世界品牌实验室2020年世界品牌500强入选最多的前10个国家。
表1-1 世界品牌实验室2020年世界品牌500强入选最多的前10个国家
需要强调的是，国货崛起与大国复兴一样，是一场伟大的转折，是综合国力的提升，是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是中华文化魅力的绽放。国货崛起，我们除了要有更多的耐心，还要给予更多力所能及的支持。
国货崛起是从制造到创造的过程，是从产品到品牌的过程，也是中国商品从产业链的低端向更高价值部分进击的过程，是改变产业链分工最有效的途径。
国货崛起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中国标准的国际化。
据报道，华为加入了400多个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担任超过400个重要职位。2018年，华为提交的标准提案超过5000篇，累计提交近60 000篇。
2020年，华为自供应链断供危机之后，又被多家国际联盟排挤。据不完全统计，华为退出的国际组织有WIFI联盟、SD记忆卡协会、固态存储和闪存技术标准组织JEDEC、USB认证组织USB-IF、制定PCI规范的组织PCI-SIG。
国际联盟组织是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它们集体排挤华为，排挤新疆棉花，无非是披着国际联盟的外衣假公济私罢了。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品牌崛起和中国品牌国际化同样势不可挡。面对种种挑衅，我们不但要有“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自信，还要有用硬实力说话的底气。我们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我们主导的国际化标准，都是使我们变得更大、更强的必不可少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