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来信：“一带一路”前沿社会写实

刘金河

一、遇见来自北面的阳光

匆匆忙忙在北京的雨夜里登上飞机，到中东转机后飞越阿拉伯半岛，终于踏上了非洲这片神奇的大陆。

住处所在地叫作UpperHill，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商业区域，在半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放眼看去，内罗毕连成一片的并不高的楼房显得很亲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原来，非洲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与众不同。

晚上，四达时代肯尼亚分公司CEO张军旗带着我们去一家酒店吃牛排，餐厅并不是独立的包厢，我们坐在大厅中间一排长长的桌子旁，8个人。就在这样的牛排餐厅里，在肯尼亚呆了多年的四达老员工跟我们聊起了非洲的本地人、非洲的中国企业和非洲的中国员工的故事。肯尼亚主要产业是农业和旅游业，肯尼亚人的收入并不高，但是消费也不低，不过他们的幸福感却不会比中国人低。

我跟四达时代的中方员工一起生活，住处在一个环境不错的中国小区，除了门口保安和司机以及厨师外，都是熟悉的中国人。套房、老干妈、疙瘩汤、豆浆油条、浙江卫视，一切都是国内的样子。用了半天把房间收拾一遍以及大动干戈地挪动床位后，终于把书桌放在了有亮光的玻璃窗前，阳光会洒在书本上。

这里的阳光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很亮，有点灼烧感。

这里的午后很安静，太阳从北面照进窗户，提示着这是南半球。

如果说初来非洲有几个印象的话，那么太阳在我的北面，是人生的第一次体验；内罗毕即便是首都，却依然充满了自然生长的城乡气息，国际机场像是国内的三线城市火车站；非洲本地人很可爱，他们面对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有点拘谨，又充满热情，或许跟若干年前我们国人面对来中国的西方人一样吧，单纯中带有点小小的好奇。

明天要去内罗毕国家公园，去草原上看传说中非洲的植物和动物。昨天飞机降落前在内罗毕上空盘旋了许久，阳光透过低低的云层斑驳地洒在非洲大地上，广袤的非洲草原让人充满了想象。

二、草原与贫民窟

当置身于非洲大草原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太酷了，虽然没能下车奔跑，但是车窗外的远处站着一棵非洲特有的合欢树，背后是遥远的天际，这已经足够让人有一种梦幻感，一种小时候从电视中的非洲中走来的梦幻。当一只真正的狮子从容地迎面走来，然后慢悠悠地从身边走过，走向那两只犀牛的时候，当不远处的长颈鹿仰起头吃着树梢的叶子，当几只河马从水中浮上来又潜下去，当两只猴子大胆地盯着我手中的相机，当路边的枯树上站着一只秃鹫，当成群的斑马从车前穿过，当一副被秃鹫吃得精光的大型动物骨架躺在水池边上，当羚羊、鸵鸟、角马、野猪、飞鸟这些可爱的动物出现在视野中，这种小时候最爱的电视节目《狂野周末》即视感特别强烈。在这片动物的乐土里，一切显得非常和谐，怡然自得。

这是内罗毕国家公园，四达时代的本地司机Fred非常有经验，带着我们几乎把所有动物的品种都找了一遍。Fred有点腼腆，不怎么说话，但是当他告诉我前面有狮子或者犀牛的时候，那种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带着我玩、教我骑车的样子。虽然远隔万里，但是终归人性是一样的。肤色并不是区别，这只有在跟本地人交流中才会有深刻的体会。我常常会问Fred一些关于他小时候的问题，问他家里孩子的情况，问他这里的日常生活，一切都跟我们没有根本区别。学生有学期，父亲有孩子，父亲会把一天的午饭钱省回去给孩子。

下午去四达的庄园，看了安静的别墅和修整得很好的草坪，跟三个照看房子的本地人分别碰了面，看看他们种的菜园，带点他们送的香草植物回来。本地人住在别墅旁边的小房子，人都很黑，见到我们有些拘谨。去庄园的路上经过一片很大的贫民窟，在一条由中国施工队修的很好的环城公路对面，而这条优美的公路前面对着的是富人区，有着一片很好看的房子以及背后更多的掩盖在园林中的别墅。这二者的对比太明显，虽然贫民窟只是从车窗外很快地路过，但是在富人区里新建的高档商场里购物时，心中总免不了想起不远处的贫民窟。人都是一样的人，但是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贫民窟那一片片铁皮屋顶下的生活，我其实无从想象。

在回程路上再次路过贫民窟的时候，张姐提醒我赶紧准备好相机。我虽然迅速地拿起相机狂拍一顿，但是心里总觉得这样对边上的司机Fred是一种冒犯，谁不会对把自己国家的伤疤当作好奇的拍照对象而感到难过呢。贫民窟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高速地行驶在这条很宽很新的柏油公路上。我突然想，非洲人已经在这样的路上了，未来会是美好的。无论如何，现代化给人带来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相对贫困而言，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三、海外家长

（一）家庭聚会

周五有两个同事要回国，周四下午下班后所有人一起出去聚餐。

车在路上堵了一个小时后到了一家叫作新江苏的中餐馆，一个大包厢，两张大桌。我们到的时候张军旗已经坐在桌上翻看菜单点菜，其他人在随意走动着说话，逗着小孩。彩卿姐的孩子小宝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小孩子，大概6岁左右，特别可爱。有孩子在的地方显得亲切与热闹。

张军旗是四达集团肯尼亚公司的CEO，也是四达中国员工这个小群体的负责人。他说，他是大家长，他作为总主持负责一桌，另外一桌由副总王乾旭负责。两个年纪最大的老大哥是这个家庭的核心成员，都很亲切，让人感觉特别踏实。张军旗第一杯酒的祝酒词便明确了晚上聚餐的主题，来与去的都是一家人，欢送两个回国同事和欢迎清华来实践的同学。有意思的是，他说，“需要尊敬喝酒的人，因为喝酒的人愿意敞开心扉。”三巡酒后，便没有再多的讲话，家庭聚会应有的样子，各自交流各自走动，自由轻松。但是每个人都过来找张军旗喝杯酒，聊上几句。特别是两个家长私下互相敬酒聊天时的画面显得特别令人触动，看过去像是两个挑着重担的肩膀并立，平凡中带着伟大。

（二）海外征程

饭后常跟我们拉家常的那个长辈张军旗，在公司的时候是一个雷厉风行的CEO。四达几乎是与本地融入最深入的在非中国企业，本地员工占了97%，作为CEO的挑战可想而知。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他的办公室里总是各种人来来往往，有穿得很正式的来谈合作的，有向他汇报工作的员工，有黄皮肤的中国人，但更多的是肤色深浅不一的非洲人。如果留意一下，可以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封皮已经发白的牛津英文词典。也许送走说着各种非洲口音英语的本地人后，张军旗会拿起词典翻看刚刚没有听明白的单词吧。曾经我问他5年前来非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语言”。当时在尼日利亚，他负责售后运营需要去帮客户调修设备，语言不畅通是最痛苦的。所以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晚上充电苦学英语。如今，他每周一早上当着所有管理层的面用英语可以将公司业务说得滔滔不绝。有一次，他来我办公室和负责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PR）的Alex谈论业务，说着说着不小心冒出了中文，但是他又马上意识到非洲人听不懂，赶紧改回英文。在一旁的我，有点忍俊不禁，但是又佩服他的从容。不知道一个年近五旬的人需用多少夜晚才能换来这样的从容呢。

当我问他五年前为什么要来非洲时，他坦然地承认，从模拟转向数字，国内已经没有适合他的业务了，他带的所有弟子全部出海。他必须转型，必须踏上新的征程。他一到非洲就负责四达海外最大市场尼日利亚中最具挑战的运营业务，然后两年半前转战四达非洲总部肯尼亚，负责全面事务。有时候感觉他们这一辈人都有种战士的气质，人生不息，战役不止。不过这个老战士充满激情和温情。有时他会踱步到我的办公室来，兴起了就跟我聊一个小时的肯尼亚传媒市场，说到四达赢了竞争对手的时候嘴角扬起得意的微笑；有时候他会在早会的时候当着全体员工，严肃地批评业务部门，要求大家鼓起士气拿出业绩；有时候他会拉着他的老朋友负责市场部的印巴人Mark感慨地说起，“我们都老啦，跟不上时代啦”。

（三）小家亏欠

张军旗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加班到大约7点，等所有人都吃过饭后他才回来吃饭。一个人在餐桌，拿出白酒，就菜配饭。有时候我们三个实习生会留下来看电视或者吃得慢就会跟他一起，陪着他喝白酒，听他讲故事。他会叙说1988年四达开始的故事，讲起20世纪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讲起非洲的当地文化习俗，还有四达在这开疆拓土的艰辛。他会跟我们讲受邀到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别墅里吃英式晚餐的有趣故事，他还会聊到我们的学校生活，聊起他那跟我们一般大的也在读研究生的儿子。

有一次喝酒到深夜，我问他在海外最牵挂的是什么。他跟我讲了三个故事。1998年他在大庆做得不错，拿了2万元年终奖，给儿子买了一台钢琴。“那会儿的钢琴还是立体式的”，说这句话的张军旗是一个自豪的父亲。而在2006年，在儿子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他爱人交代他要去学校看考试信息。他直到下班后才从大望路现代城打个车匆匆去学校看了考场和考试科目顺序。第二天，儿子一进考场就被老师赶出来了，因为弄错了考试科目顺序。“当时我觉得瞬间就蒙了，周围家长都说这家长怎么当的”，张军旗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很感慨。不过，好在最终孩子还是考上了。2007年的时候他爱人病重做手术，但是他负责的项目在广州开会，他没能陪在身边。“一下飞机接到爱人电话的时候，那头就哭了”，张军旗说起这个画面眼睛湿润了。他们在四达相遇相识相恋，他的爱人本来也是四达最初的员工之一，职位比他还高，但是为了他的事业选择在家带孩子。他说，从1989年高中毕业到四达工作直到现在的这28年来，他陪家人太少，亏欠了家庭太多。

（四）四达精神

“家就是四达，四达就是家。事业是四达，四达就是事业。”

微醺的张军旗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某种嵌入的人生，我想起了那些为国家默默奉献的平均年龄72.3岁的清华老校友们唱着《祖国不会忘记》的那种感人画面。我问张军旗，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你会如此对它？

张军旗从四达的起家讲起，当年四达只是秦皇岛的一个“施工队”，拉电线安装电视锅的。那时是学徒制，他的师傅是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对他极其严格。当年他刚做不久，师傅就让他独立负责秦皇岛港口的一个项目安装，特地交代施工图只有一份不能丢。但是不幸的是，施工图偏偏丢了。师傅让他花了一星期跑遍秦皇岛码头依然没有找回来。这件事极大地挫败了他，但是也极大地鞭策着他。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让他养成终生受用的严谨务实作风，也正是这种当年的学徒制让那一代四达人养成了“勤奋正直”的精神，也成为四达的企业精神基因，一代代传承。

“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师傅，直到现在。”这是张军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表白。

张军旗一直强调热爱。热爱这份事业，热爱四达。或许当事人很难说出为什么热爱，以及为什么如此将这份热爱全身心投入。但这恰恰是最基本也是最难得的素质吧，一个海外CEO的素质，一个老四达人最无需解释的理由。

张军旗的名字带有军人气质。我笑着说，“您肯定从过军吧。”他也笑了。他跟我细数他家中的军人，算来算去就他一个不是，因为当年报考军校体检没过。我说，“当你的年终奖全被当地人偷走的时候，当在尼日利亚那么多本地人从四面八方围向你的时候，当你被闯入房间的拿枪大汉要挟的时候，你怕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他只是说，“经历多了心理就强大。”

一说到四达的成功，张军旗总说归功于四达创始人庞新星的战略远见。但是，这种远见的落地需要有一批像张军旗的人。四达时代的英文名叫作Startimes，如果没有他们对四达企业的热爱，没有他们对四达事业的坚持，那么非洲大地上的四达之星是否能够升起，四达的时代是否能够到来？

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人的出海就是中国文化的出海。而走向海外的中国人其实并不特殊，他们跟普通的中国人一样，能吃苦，真性情。远渡重洋，是内在的强大精神让中国人在他国族群中构筑出生存空间。张军旗是当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各地的其中一员，在他身上也许有更多的故事承载着这一扬帆出海的历史细节。

四、在非洲扎根的中国人

当苏必群出现在公司的时候，很符合一个福建老乡的印象。

他是在非洲多年的中国人，以前在中国武夷集团，从事路桥建设，后来自己在非洲创业，做非洲特色商品贸易和非洲旅游中介，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有多个门店，家人孩子也都在肯尼亚，住在一个中国人建造的小区。苏必群是中国人在非洲发展的另一类代表，自主创业，在非洲人与中国人之间来回打交道，既了解非洲人又了解在非洲的中国人。

他年纪不大，1987年出生的。他听说我们来肯尼亚实践，专程到四达来跟我们交流。按照他的说法，我们都是年轻人有共同语言。他跟我们讲了他的创业历程。

苏必群开着一辆宝马SUV来接我们，路上放着十几年前的中文老歌。他家的客厅放着一套茶盘，水在边上正烧着，茶叶大都是大红袍、正山小种等福建红茶。他的10个月大的儿子一点儿都不怕生，在地上爬来爬去。他的爱人也是福建人，正在厨房给我们准备晚饭。他的书桌上摆放着毛笔纸砚，他的阳台上有一棵正结果的西红柿。在内罗毕看到这样的房子感觉很特别，又熟悉又陌生。

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内罗毕城区的房子，有新建的商场高楼，也有别墅院落式的看起来有点老的私人的房子。我们所处的小区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黄色的外墙，一个带有阳台的套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色太鲜明是一种不融入，但是恰恰是这种不融入预示着融合的开始。苏必群虽然很早来到非洲，也做起了非洲生意。但是，他身上带有强烈的中国人印记，几乎是完全把国内的生活移植到非洲。正如这座小区好像从国内直接移过来一样。不过，内在已发生变化。

苏必群跟我们讲起非洲人的性格，讲起如何与本地人打交道，如何从跨国际的视野去看问题。他以前毕业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所石油学校，以后还想去读EMBA，在更高的平台上继续拓宽自己的视野。

我想，是不是最初来非洲的这代人接下来会发生更多的变化？我笑着对他说，“你的儿子出生就在非洲，以后肯定会非常国际化。”那么到了他儿子这代人的时候在非洲的中国人又会是什么样呢？

上周末去Karura森林公园跑步的时候有一个叫李乐的年轻人特别活跃。他从小在肯尼亚长大，父母是上海人，早期来肯尼亚发展。他中学是在国内读的，后来去美国读的大学，毕业后到联合国工作，参加南南合作项目。但是后来他回到父母在肯尼亚的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致力于一种无毒生物杀虫剂的推广，促进中肯在环保事业上的合作。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很国际化的人，相对于刚来非洲的中国人显得非常不同，有着不同的代际。

在非洲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虽然大都是短期外派的临时性质，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苏必群这样扎根下来，也会有更多像李乐这样的非洲华裔的后代。虽然现在很难判断在非洲的中国人会如何影响非洲以及自己如何被影响，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又令人充满想象的问题，毕竟这是真正的融合，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融合。

五、通往蒙巴萨的铁路

蒙内铁路刚开通，车票很难买。周五我们三个终于坐上了开往蒙巴萨的火车，感受了传说中的很“中国”的铁路。

在内罗毕车站的正前方有一个记录这条铁路建设的纪念碑，分别用英文、中文、斯瓦希里文写就。检查进站需要过很多关，有时候安检员会用中文说，“你好”，物品安检的机器上有中文商家的标识。车站里的布局跟国内很像，广告牌位是中国商家提供的，检票口有几个中国员工在指导。车厢上有各种中文标识，且不说那些专业的中文技术术语，就连“小心脚下”“列车员服务准则”都有中文版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一节车厢墙上都并列地贴着小小的中国和肯尼亚的国旗，显得特别的和谐。对在外的中国人来说，最亲切的事莫过于看到五星红旗了。

因为这条铁路刚开通，这在肯尼亚是一件大事，也是很多人期待体验的一趟火车。所以检票进站后大家都显得很新鲜、很欢乐，车厢里也是一派愉悦欢乐的气氛。这可能跟周末不少人去蒙巴萨度假有关。蒙巴萨是肯尼亚第二大城市，是个有着漂亮沙滩的度假地。坐在对面的两个非洲人很热情地跟我们一起拍照，虽然大家都还没有熟识起来，边上的一群本地女人也是很开心，她们一上车就开始自拍，还热情地接受我们的合照要求。一路上我们就这样跟本地人聊天，虽然英语口音不一样，经常要用“Sorry”来跟对方再确认一下，但是车厢里依然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息。以前听说本地人幸福感其实很强，似乎能从这趟列车上感受到一二，虽然能坐火车的本地人一般不会是穷人，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应该是共通的。

坐在对面的Peter和Pax是叔侄。Pax是一个学计算机的大二学生，Peter是一个为政府工作的工程师。Pax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家里有茶园，房子在山坡上，茶园连绵到山谷，山谷里种粮食。他还告诉我他喜欢美式足球，他的教练去过上海。我告诉他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很强，建议他本科毕业到清华大学来读硕士甚至博士。Pax语言天赋很高，他向我们学汉语，发音惊人的标准。但是我们跟着他们学斯瓦希里语就完全学不来那种舌头需要夸张抖动的音。当Pax看到窗外好玩的风景指给我看时，我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并不会因为肤色、语言、种族而隔离。当窗外有大象，对面的一群女人欢呼雀跃时，我们也跟着一起凑热闹，大家一起开怀大笑，这时候这种无隔阂感显得更加强烈。到了蒙巴萨车站，隔壁座位的几个本地姑娘在拍照，让我帮忙，然后邀请我跟她们一起拍。跟一群非洲姑娘拍照是件有趣的事，虽然大家其实并不熟，但是依然可以共同享受这种旅途的愉快。

本来以为蒙内铁路最重要的体验是中国元素，但是给我更多的感受却是这种不同民族间无差别的人性间的交流。其实，如果没有刻意去区分民族的时候，人都是差不多的，有同样的喜怒哀乐，有一样的幸福和不幸的生活，有大致相同的朋友圈和家庭。差别在于，生活在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里，只能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也许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然后对自己的生活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对幸福的感受和追求，却是大致相同的。

六、刷墙，一种简洁而专业的非洲营销文化

刷墙是非洲街头路边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或者说是另一种文化。

在肯尼亚的路边，会经常遇到一整栋墙全是绿色的，屋檐处带有本地最大通信运营商Safaricom（萨法利通信公司）的标志；也会遇到带着另一家通信商Bharti Airtel（印度巴帝电信公司）标志的整栋全是红色的房子；还会看到一堵墙上刷着肯尼亚最负盛名的啤酒品牌Tusker（塔斯克）明晃晃的黄色中带有那只著名的大象。大块统一上色，只有简明商标，这是非洲刷墙的普遍特征。付给房屋主人一定的费用，他们也很乐意房子被刷新一通。如果与周围杂乱的房屋街道对比的话，刷过墙的房子反而令人感觉干净整洁，而且具有某种可欣赏性。

我们在从首都内罗毕通往蒙巴萨的火车上，不时会有四达的刷墙在不远处的高速公路旁闯入视野，上半部是大块的橙色，下面墙柱全部是蓝色，这是四达经典的黄蓝颜色标识。整个视野内只放四达商标包括星标志、StarTimes（四达时代）和“ENJOY DIGITAL LIFE”（享受数字生活）的字样，以及放上机顶盒和天线接收器的图案。整体上，跟其他大型公司的刷墙广告一样，简洁、突出企业标识。

在蒙巴萨，市区是不允许刷墙的，因为这一带居住的穆斯林较多，所以市政府要保持整个城市的白色纯洁，下令不允许刷墙。不过一出市区，在出城的主干道上各种标识明显的刷墙便不时冒出来。四达经典的橙蓝相间也不时出现在视野中。

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条修得非常优美的公路向西绵延到马赛马拉。但是公路两边大都是戈壁或者农田，很少看到房子集中区。当Safaricom的绿色刷墙出现时，那就是到了城镇。大一点城镇的刷墙可以看到深蓝的牛奶品牌，还有明亮黄的糖果品牌，当然也不时看到橙蓝的四达。当然沿路的品牌并不多，见到整栋刷墙的品牌掰着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在非洲偏远地区，眼前这专业的刷墙让人感受到一种高水平的审美，一种不向贫穷屈服的气质。

“可见度高”，这是四达东部大区经理对刷墙的最简洁评价，他对四达的星标志开始遍布整个东部沿海感到满意。非洲有非洲的营销规则和生活文化。虽然非洲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这种户外广告却不显低俗。当你走过一栋刷满四达橙蓝标识的房子，看见那句“ENJOY DIGITAL LIFE”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别样的高质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在非洲确实有跨国企业的风范。

七、马赛马拉的迷思

让我感到难受的不是越野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而是车窗外那片贫瘠的土地。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入口住着不少的马赛人，有马赛村。当游客停在门口等的时候马赛妇女和老人们就围过来，敲敲车窗，递上他们自己制作的粗糙的纪念品，造型单一的长颈鹿，不知道使用什么材料编织的手环，还有漆得很不均匀的土著人面具。跟所有旅游胜地一样的场景，他们开始兜售着手中的小东西，无论游客再怎么不耐烦也不影响他们热情地继续向游客兜售商品。

旅游团一般会提供到马赛村庄里参观的服务，只要付一定的费用，导游就会带队到马赛人的房子里参观，也可以欣赏到当地人的歌舞表演。

车从马赛村经过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是，远远的空旷中有一小块用土砌起来的房子，茅草做的顶，有两三个披着鲜艳马赛布的孩子在房屋边上跑来跑去，除了这点鲜艳的颜色之外，似乎没有给这苍凉的大地留下太多的人为改造自然的痕迹，都是土一样的荒凉和沉默。但是不远处依然有成群的牛羊，后面跟着同样披着艳红色马赛布的本地人，一个或者两个，手上拿着一根细小的棍子。牛羊圈是用木柴简单框起来的，不知道国家公园里的狮子会不会跑出来去偷他们的牛羊。

当下雨时，车就会陷到泥地里，然后司机们互相帮助拉车，先出来的车停在路边去帮后面的车。这样路边就会形成一列车队，里面坐满了游客。他们在车上吃着东西闲聊着。

马赛马拉是肯尼亚跟坦桑尼亚接壤的地区，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每年七八月份是最佳的旅游地，因为有动物大迁徙，大批的角马将从马拉河对面的坦桑尼亚横渡到这头的肯尼亚。在这个大迁徙的季节，很多越野车、面包车满载着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观光客，将那片据说是非洲最大野生动物保护区轧出一条条蜿蜒的公路来。司机负责开车也负责寻找动物，他们拿着小小的望远镜，听着对讲机里同伴们的通报，带着游客全力寻找最令人惊奇的野生动物。观光车零零散散，寻寻觅觅。一旦有人发现了难得的狮子或者豹子，附近的车会全部凑到一起，游客们会打开车的顶篷，饶有兴趣地看个过瘾，迅速地按下快门，满足地赞叹几句。然后，司机淡定启动引擎，向寻找下一个目标前进。

从马赛马拉回首都内罗毕需要5个小时的车程，需要经过东非大裂谷。沿途风景迷人，有漂亮的农场，有非洲风情的仙人掌树，有看起来挺繁华的城镇街道。对了，还有欧式的学校——小学、中学，大门很好看，用漂亮严肃的英文写着校名，毕竟学校看起来总有点神圣且似乎跟希望相关。

去马赛马拉的公路是新修的，很长、很漂亮。那天天气很好，非洲高原的云很低，在公路上落下斑驳的影子，越野车跑起来很欢快。车上的电台反复播放着轻快的本地歌谣，年轻的歌手用不同的声调反复吟唱着Kenya（肯尼亚），虽然歌词听不懂，但是我知道那是在赞美肯尼亚，那是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赞歌。那个时刻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让人时常怀念。

在肯尼亚度过的六周让非洲的概念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那里并没有太多不同，那里跟我们也不尽一样。肯尼亚人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和充满了希望，正如那歌谣里的哼唱，似乎一切都在实现，似乎一切又都在期望之中。

八、我那些肯尼亚朋友们

我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的概念最终是由这些人定义的，这是一个具象的定义，一个充满感情的定义。

肯尼亚最著名的火山Longonot（龙果纳）有很多人去观光。当我从火山口一路快速小跑下坡的时候迎面遇到很多正在上山的肯尼亚年轻人，成双成对、三三两两。我认真又开心地跟遇到的每个本地人都大声说Jambo（本地语，你好），然后他们会很开心地回应Jambo，并问我几句，还有多久能到山顶，山上风景如何。所有人都很开心，可能是周末的缘故，也可能是山上风景漂亮的缘故，还有可能是因为爬山者朝气蓬勃的年轻，正如这个国家的年轻。

刚到肯尼亚的时候中国同事跟我们描绘肯尼亚人的性情，说他们并不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勤劳拼搏，他们能享受一天生活就享受一天生活，他们收入不高，他们赚到钱就花掉，但是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并不比中国人低。

后来的几周时间内我接触了不少肯尼亚人，有的只是一面之缘，简单聊了几句，有的每天接触，逐渐了解他们的生活。

当我从火山下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二的小伙子Peter，他学计算机专业，他带着一个索尼的数码相机邀请我自拍，他说他未来要来中国广州批发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到肯尼亚卖，他相信他能赚不少钱。我在蒙内铁路上遇到Pax和Mugo，Pax也是在读大学生，Mugo是工程师。Pax很兴奋地跟我描绘他家里的一整个山头的茶园，他说他喜欢橄榄球，他的教练到过上海。我跟他说本科毕业后来中国读硕士，来清华大学念，清华大学有中国最好的计算机专业。他腼腆地笑着，不置可否。车厢内还有一群年轻的肯尼亚姑娘令人印象深刻，她们在整整5个小时的车程里欢声笑语不断，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火车经过的那片苍凉的非洲高原也充满着欢乐。非洲人天性热情奔放，确实跟我们东方人很不一样，似乎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够享受音乐节奏带来的欢乐。

我的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Alex是经验丰富的PR，他在坦桑尼亚受过高等教育，长得高高瘦瘦，经常代表四达公司出席媒体招待会。Alex很绅士，说话方式很优雅，甚至轻轻打个喷嚏都会无一例外地说“Excuse me”。Georgie是我隔壁办公室负责媒体内容的同事，年纪跟我一样大，但是他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相近的缘故，总觉他有种亲切感，我经常喜欢跑过去跟他闲聊，关于他们的大学，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Georgie和Alex都属于肯尼亚生活体面的人，他们跟生活在基贝拉贫民窟的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当我快回国时他们突然提出我能否把单反相机和苹果手机便宜卖给他们时，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心酸。他们都一样地加上一句，“你回国后就可以买新的了。”这样的理由让贫困看起来更加隐蔽，但是却是更加刺痛人心。

市场部经理Mark同时也是四达肯尼亚公司的副总裁，他年纪比较大，个子不高，每天穿着白色的衬衣，挺着发福的大肚子很有中老年人的样子，因为他行动起来也很缓慢，说话也自然是慢条斯理的。Mark是个印巴人，据说他直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家里有个老母亲。每天在办公室看他对着报表眉头紧锁，跟下属询问任务进度时也不太开心，可能也只是他性格缘故，总感觉他对公司的日常忧心忡忡。不过每当我进去办公室找他聊天的时候，他会眉开眼笑，那种眉头的展开显得自然而然。

每天早上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公司的清洁工阿姨Salome都会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她总是边拖地边跟我说，她把地拖得一尘不染，自己的家里也是这样的。她说她希望我能够留在四达工作，她很向往中国，跟我合照就相当于来过了中国。

Moses在跟人聊天时总是喜欢说“Yes~yes~”（是的，是的），他有点胖墩墩胡须紧密，说话声音有点生锈的感觉。他是四达的长聘司机，一般开那辆丰田SUV，那是公司两辆专门接送公司高管人员外出办公用车之一。每次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总喜欢故意问他一句，“Are we almost there?”（我们快到了吗？）他会毫无意外地回答，“Yes~yes~。”公司的其他几个司机一般比较沉默，但是Moses只要给他个话题他就会很开心地帮你把话题延展开来。一说到高兴之处，他的非洲英语就不知所云了，但是只要听众还保持着兴趣，他就会依然很开心地继续讲下去。他说他是几年前才搬到内罗毕住的，但是他熟悉内罗毕每一条路，甚至每一个不显眼的凸起的路障位置他都知道。他是个Kikuyou（基库尤人），肯尼亚最大的部落，跟当前执政总统Uhuru一样，所以选举时候他必须回去投他一票。他带我们去肯尼亚刚开业的最高级商场Two Rivers，一进去的时候他有点自豪地对我说，“这是你熟悉的北京的感觉了吧。”在回程的路上我们正如所预料的堵在内罗毕的街头，我从网上找了一张北京堵车的照片给他看，他瞬间呆掉了，他的反应是，“哇，这么好看的场景。”因为图片里北京的车道很宽，车也很新，充满了摩登都市感，看起来确实跟内罗毕的街头相差很大。我跟Moses接触很多，几乎每次出门需要用车时我都会特意找他，然后路上可以跟他闲聊，偶尔让他带我们去其他非计划的地方也转转。我要回国的前一天，他带我去邮局，然后我们一起在国家部委大楼前等HR Francis时他很郑重地说，“你以后会办大事的。”那时候我觉得他充满了温情，完全符合我对非洲人民的期待，并不是因为他在表扬我，而是因为他做出了一种私人关系的肯定，一种对未来的祝福，这是一种无种族差别的善良。

非洲的风景很好看，非洲的经济确实落后，非洲的安全也是个极大的问题，非洲还有种种好的不好的，但是那些都跟在没有去过非洲之前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距离。这些更像是一种知识，一种理论化的知识，只是需要客观求证就可以得到结果。但是我所经历的非洲的样子并不是最终验证了书本里或者电视里的那个贫穷与野性的非洲，而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充满感情的非洲，一个由非洲本地人建构的非洲。这个非洲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对幸福的满足和感恩，对外国人的友善，对困苦不屈不挠的抗争，对美好生活从未放弃的追求。我对肯尼亚、对非洲充满着希望，正如我的非洲朋友们内心所确定的那样。我总是跟他们说，“You surely have a bright future，like we Chinese do.”（你们肯定有光明的未来，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

凯伦那本非常有名的小说《走出非洲》有一个经典的开头“I had a farm in Africa at the foot of Ngong hill”（我在非洲曾有一座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每当我回忆起非洲那片土地那段时光时也总会以这样的开头和语调开始，“I had friends in Africa at the foot of Ngong hill in Narobi，the capital of Kenya（我曾经在非洲有一些朋友，在恩贡山下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