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
记得在我十八岁那年,我与茶商之女俞氏结为夫妻。当时哥哥给了我三十万元作贺礼,于是我就买了一架钢琴,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并尝试着作曲。后来我与母亲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产业,我可以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相当高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以与上海的名流们交往。当时,上海城南有一个组织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学比试,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从而与文社的主事许幻园先生成为朋友,他为我们全家在城南草堂打扫了房屋,并让我们移居了过去,在那里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结为金兰之好,还号称是“天涯五友”。后来我们共同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每个星期都出版书画报纸,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探讨研究书画及诗词歌赋。但是这个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后我的母亲又过世了,多重不幸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于是我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回天津,我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我就读于日本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上野美术学校,而我当时的老师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黑田清辉。当时我除了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我确实是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
我从日本回来后,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衰民困,金融市场更是惨淡,很多钱庄、票号都相继倒闭,我家的大部分财产也因此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为此我到上海城东女校当老师去了,并且同时任《太平洋报》文艺版的主编。但是没多久报社被查封,我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大概几个月后我应聘到浙江师范学校担任绘画和音乐教员,那段时间是我在艺术领域里驰骋最潇洒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实的日子。
如果说人类的情欲像一座煤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转变为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转变会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早有迟。我可能就属于后者,来得比较缓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