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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杭州:一生的转折点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我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中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该算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一九一二年三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就曾说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九月下旬,我移至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正是由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缘由与经过做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A3fyLRApZhm/KJxafviT+IlEIk5W0JXQnzlMx4gjKhRwwGJwd00tvhIKlobhlb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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