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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组织系统生产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时遇到了哪些障碍？
由于原始的自然界很少能够满足我们所需的产品数量，因此生产问题通常是将工程或技术技能应用于手头的资源，避免浪费，以及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社会的努力。
这确实是所有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economic这个词本身所暗示的那样，大量的正统经济思想都致力于节约，但这不是生产问题的核心。早在一个社会可以关注自己“经济地”使用它的能量之前，它必须先把能量调配到生产过程本身中去。也就是说，生产的基本问题是设计能够为生产目的调动人类能量的社会机构。
这个基本要求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实现。例如，在1933年的美国，近1/4的劳动力的能量以某种方式被阻止参与生产过程。虽然数以百万计的失业男女都渴望工作，尽管有闲置的工厂可供他们工作，尽管存在迫切的需求，但一场可怕的、令人费解的崩溃——被称为大萧条，导致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年产出比从前下降了1/3。
美国绝不是唯一一个偶尔使大量想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的国家。在最迫切地需要生产的最贫困的国家，我们经常看到大规模失业成为一种慢性病。许多亚洲城市的街道挤满了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这也不是自然界的稀缺性所强加的。毕竟可从事的工作还有很多——如果只是让他们去清扫肮脏的街道，修缮穷人的住宅，建造公路，挖掘沟渠。问题在于缺乏一种社会机制能把人力调向生产性用途。不论失业者只是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还是构成真正的失业大军，基本上都是由于缺乏这种社会机制。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生产问题不仅仅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技术斗争。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向前迈进的难易程度，以及通过努力所能达到的福利水平。但最初动员生产力量本身就是对其社会组织的挑战，而可以管理自然的人力数量又取决于社会组织的成败。
让男人和女人工作只是解决生产问题的第一步。他们不仅必须投入工作，他们的工作还必须要生产出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因此，除了确保足够数量的社会人力之外，社会的经济制度还必须确保社会人力的可行配置。
在印度或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口出生在农村，长大之后成为农民。对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理解它们解决生产问题的方式。社会的基本需要——食物和纤维——恰好是农村人口“自然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然而，在工业社会，恰当的人力分配则变成了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美国人的需求远远超过了面包和棉花。他们需要像汽车这样的东西，但没有人能够“自然地”生产出汽车。相反，为了生产出一辆汽车，人们必须执行一系列的特别任务。有些人必须炼钢，有些人必须制造橡胶，还有一些人必须协调装配过程本身。这些只不过是生产环节中一个小小的取样，生产汽车所需完成的自然任务还有很多很多。
即便调动了全部的生产人力，社会也不一定总能恰当地配置人力。例如，社会生产的汽车可能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了。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人面临饥饿的时候，社会却可能把资源用于了奢侈品生产。它甚至可能因无法将其人力引入至关重要的领域而引发灾难。
这种配置的失败对生产问题的影响可能与未能调动足够数量的人力一样严重，因为一个有生存力的社会不仅必须生产商品，而且必须生产出恰当的商品，分配问题警告了我们，这是一个仍然广泛的结论。它向我们表明，生产行为本身并不能完全满足生存的要求。社会生产了足够多的、恰当的商品之后，现在必须分配这些商品，这样生产过程才能够持续下去。
再说一次，在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这种恰当分配的要求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当我们超越最小规模的传统社会时，问题并不总是如此容易解决。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由于报酬微薄，城市工人往往无法有效地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经常在工作中失去活力，一边是谷物满仓，而另一边，富人们却在抱怨工人懒得无可救药。另一方面，分配机制可能会失败，因为它所发放的奖励无法说服人们执行任务。1917年俄国革命后不久，一些工厂被组织成公社，经理和门卫同工同酬。其结果是先前收入较高的工人经常旷工，工业生产濒临崩溃的威胁。直到恢复旧的不均等工资报酬，生产才回归原来的轨道。
与生产过程中的失败一样，分配失败不一定必然导致彻底的经济崩溃。社会可以存在下去——而且大多数确实存在了下去，只不过伴随着严重扭曲的生产和分配。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刚刚提到的那样，分配不均才会干扰社会向生产岗位调配人员的最终能力。更常见的是，对分配问题的不恰当解决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有时甚至会引发革命。
然而，这也只是整个经济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社会要确保其稳定的物质补给，那么它必须以一种不仅要维系能力而且要保持工作意愿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因此，我们再一次发现，经济调查的焦点指向了对人类制度的研究。对一个可生存的经济社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不仅要克服自然的严峻性，还要容忍和控制人性中的不妥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