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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才认识到，在我们的主观意识和纯个体工程（即“自我”）周围，有一片泛存在的区域和其他既有工程，在我们自身和他物之间存在意义的牵绊。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知觉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
马美花
是玉山老年公寓
的非正式代言人。由于她离前门很近，而且头脑清楚，当工作人员需要为访客、记者或人类学家提供该院的第一手生活资料时，她便成为首选。78岁的她，在玉山老年公寓住了快三年了。退休前，她和丈夫在一家手表厂上班，她盛赞丈夫的手艺。她也为自己的能干而自豪，无论作为工人还是母亲——育有三个成功的儿子，其中一个为奥运会运动员教练。她六年前中风，三年后丈夫去世，而后便辞退家里的护工，搬到了玉山老年公寓。
马阿姨今天特别伤心。事实上，她每天都很伤心。“都怪中风。”她说。中风前，她那么能干。什么都会做。现在她什么都做不了了。她用右手拎起不灵光的左腕，让它掉在膝盖上。她哭了起来。如果没有中风，她还能做那么多的事。我问她这么伤心，有没有和儿子们说过，她说没有。她不想让他们难过。他们本来今天要来看她，但天气太热，她就叫他们不要来了。“中国人对他们的孩子真好，对吧？”她问道。
2014年5月的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马阿姨说了这番话。我们并肩坐在养老院临时停车场旁的一小片阴凉处，那些话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伤。2013年9月17日，在我准备去中国进行养老护理研究时，我的母亲，一名原本健康的55岁执业护士，发生出血性脑中风。我丢下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护理学民族志和研究材料，乘坐第一班飞机回到明尼苏达州的家中。此后两周，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在多次从书上看到过的布满两难抉择和不定后果的灰色地带摸索着（Kaufman, 2005）。
人类学家极力想埋身于他人世界中，抛开先决条件，仅靠发现和调查法来探索未知，然后以“把陌生的熟悉化，把熟悉的陌生化”的手法描述该体验。
的确，正是有莎伦·考夫曼（Sharon Kaufman）等临终关怀民族志研究者（参见：Biehl, 2005; L. Cohen, 1998; Lock, 2002; McLean, 2007）对医疗机构中无形的时间、拼命寻找的意义（“我感觉她的脚趾动了！”）和照护交流的精彩记述，才让我对医院生活出奇地熟悉。然而，这些记述是从对象观察员的一方做出的，时间也仅限于学术研究日程。最后，就连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的船也返程了。而在观察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养老院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的母亲冲破难关，慢慢恢复了意识——当然，一种新的意识，但比社工叫我家人准备好接受的“眨眼植物人”的结果要好多了。母亲转到神经康复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们会解决的。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于是我把父母留在住院康复科，而后飞往中国，花一年时间去采访被儿女留在养老院的其他父母。
以这段故事开头，我首先要承认，本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个人尽孝（或父母尽仁，看你怎么看了）的行为。和马阿姨一样，我调查的许多养老院老人都曾经中风。即便在今天，母亲忍着中风后生活的艰难苦楚，面对我还是微笑的样子。所以当马阿姨靠在我肩头以代替她儿子的肩头哭泣时，这种交流不仅仅是研究数据。如今，随着时光积淀，眼界渐长，我意识到曾经的不安影响了我问出（或未问出）的问题，或许让我在处理亲子关系时过于同情或宽容了。
尽管我和调查对象们有些相似的经历，但项目本身还是关于中国城市中经历养老形势快速变迁的老年人和照护者的。有一位老人，87岁的退休教师周爷爷，在打麻将时谈到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养老变化）原因很简单：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疗技术进步了。你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寿命也就40多岁。在过去30年里，生活好了，条件好了，人均寿命达到了70多岁。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多高了。中国古时候有句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的人很少——相当少。但现在，70岁的人还被当作‘小老弟’。”
正如周爷爷所言，养老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老龄化人口剧增。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2018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11%，平均寿命为76.7岁，比10年前（老年人口为3.9%）增长了2.9岁（World Bank Group, 2019b）。这么显著，却还只是大规模人口转型的初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即65岁以上）将达到总人口的23.8%，而平均寿命预期将达到80.3岁。就老龄化浪潮本身而言，并非中国所独有。2018年，日本人均寿命预期为84岁，65岁以上人口占27.6%，这使日本必须大力投资于长期养老服务（Ikegami, 2019; World Bank Group, 2019c）。然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令它走上了“未富先老”的道路，这为谁应该、谁能够承担养老的问题带来了紧迫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被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grey tsunami）”（L. Zhang, 2015a），但这一持续性的人口变化远非自然灾害。当代老年人的生命轨迹与整个国家的生命轨迹是一致的。因此，老一辈经历了这个国家的许多成长之痛。他们早年都在承受动荡，参加工作时拿着很低的薪水，而当他们退休时又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同时，他们这一辈还经历了“一胎化”政策（Greenhalgh, 2008）。之后的几十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激增和收入提升，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但养老问题并没能解决。如今，随着老龄化的日趋加剧，养老成为老年人和中年人必须摸索的又一个难题。
虽然2016年，一胎政策改为二胎政策，但30多年严格限制生育已经改变了家庭结构和意愿。
结果之一是人口失衡，称为“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Zhan, Liu, & Guan, 2006: 280）或“4∶2∶1模式”，即成年夫妇负责供养4个老人和1个孩子（Greenhalgh, 2008: 182）。与此同时，经济和社会改革导致了工龄流动人口增加、女性劳动率提高和多代同居率降低（Y. Yan, 2009）。加上上文所说的寿命预期提升，这些因素都大大削弱了家庭实现养老需求的能力。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把社会许多领域纳入管理，但照护领域是其鲜有打算也不想干预的少数领域之一（Fan, 2007; Zhao & Sheng, 2009）。不过，1996年，随着节育政策、经济改革和人口流动慢慢侵蚀了家庭支持结构，中国出台了第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规定了亲子赡养责任。从那以来，养老保障一直是中国的关注点，从最近“五年计划”的特别强调、1996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持续修订和近期一胎政策的解除都可以看出来（Shum, Lou, He, Chen, & Wang, 2015; Xu et al., 2016）。
目前，政府倡导“9073”模式：90%老年人采用家庭养老，7%为社区养老，3%为机构养老，并大力鼓励对最后一项的私人投资（Xinhua, 2016; T. Zhang, 2016）。其中，第一项家庭养老，也是许多老年人的首选。过去，家庭养老等同于家人养老，但居住模式表明这已不再是常态。因为主要受到农村往城市的民工流动的影响，农村地区的多代同居率从1991年的70%下降至2006年的40%（W. Yang, He, Fang, & Mossialos, 2016）。意外的是，《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抽样调查了全国15个省市约7200个家庭，发现城市地区的趋势与此相反：从1991年至2011年，城市多代同居率从35%上升至48%，与城市的房价水平呈正相关。
对于养老的影响是，随着变老，许多父母更愿意待在自己家里，而不是搬去和成年子女同住。因此，如今中国的空巢老人比例超过50%，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Shea & Zhang, 2016）。虽然居住模式改变了，但家人仍然是养老的主力军。成年子女通常住得离父母家较近，常去探望，帮忙做饭或做家务。如果这些做不到，他们就会花钱雇照护人员，让年迈的亲属在家度过晚年。
养老的第二种选择社区养老，是指由社区组织提供一系列养老服务，帮助老人在家生活。这些服务包括社区诊所人员和邻里志愿者的定期家访、成年子女工作时寄托双亲的日托中心和其他卫生保健服务（H. Chen, Yang, Song, and Wang, 2017; Shea, 2017; Y. Zhang, 2020）。例如，1979年以来，中国最“老”的城市上海，就一直在大力投资社区养老（Y. Zhang, 2020）。2013年11月，我去那里参加一场安宁疗护大会时，高层人士提出在所有社区卫生中心配备提供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的小型病区计划。这些努力还在继续扩展。张彦在2017年对上海老年痴呆症护理的实地调查中提到，上海有560家老年中心和127家微型养老院（10 ～ 49张床位的小型社区养老机构）（Y. Zhang, 2020）。
本研究的对象“机构养老”，虽然被视为最末的养老手段，但在中国发展得十分迅速。在过去10年中，养老床位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2020年，20万家养老院拥有大约760万张养老床位（Lei, 2020）。机构养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社会福利院，是由税收和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公共机构。过去，只有无在世亲属、无收入、无工作能力（称为“三无”）的老人住这类机构（S. Chen, 1996）。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福利事业的分散化，许多公共机构开始接受付费住户，这现已成为机构养老的热门之选（W. Yang et al., 2016）。一则报纸文章公布了北京最受欢迎的公共福利院“100年等候名单”，其1100个床位有1万名申请者（Moore, 2013）。
第二种私人养老机构，通常没有公共养老机构受欢迎。后者被认为照护质量更高，也更经济实惠。这是由于市场改革之后，尽管政府大大缩减了对公共机构的投资，但仍在管理和规范这类机构（G. Liu, Vortherms, & Hong, 2017）。相比之下，私人机构往往缺乏监管，即便有政府的补贴和激励措施，也难以应对市场变化。
为了提高收益，私人机构常常会以低于公共机构的接收标准来吸引更多住户。这样虽然能把床位住满，但更高的护理需求终归还是影响收益，从而降低了它的护理质量（Shum et al., 2015）。
对质量和费用的担忧，令许多老年人和家属选择了第三种机构养老方式——医院养老。公共医院和公共福利院一样，比私营机构管理更完善、监管更严格、资源更多，因而更受大众信赖（W. Yang et al., 2016; A. Zhang, Nikoloski, & Mossialos, 2017）。这导致了过度拥挤，公共医院大约占到90%的门诊和住院服务（Liu, Vortherms, and Hong, 2017）。在养老方面，公共医院也特别受欢迎，因为住院养老是唯一可以进行医保报销的机构养老形式。如今，养老服务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像上海等大城市的新型医疗机构，会提供住院照护、医疗照护或长期的分级照护，2019年，全国各地大约有4000家这样的混合型机构（Y. Zhang, 2020; Lei, 2019）。
一如所料，医疗费用是选择去哪里养老的主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被取消，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与此同时，尽管工资上涨了，医疗费用却涨得更快。为此，政府推出了许多医疗改革，目前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实现了医保全面覆盖。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城镇就业人员与无业人员、农村人员的医保存在较大差异（X. Liu, Wong, and Liu, 2016）。
具体来说，他们指出，后者的医保计划程度较浅，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为44% ～ 68%，门诊治疗的报销比例很少或没有（Liu, Vortherms, & Hong, 2017）。他们还发现，药品费用在门诊病人的自费中占2/3以上，在住院病人的自费中占1/2左右，对于慢性疾病患者的影响尤其大（A. Zhang, Nikoloski, and Mossialos, 2017）。此外，虽然政府为了简化医保报销，鼓励发展提供医疗和住院照护的混合型机构，但在这些机构内部，医保仍有分化，只覆盖医疗费用，不覆盖照护费用（Lei, 2019）。
根据当前的医保体系，许多患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通常难以负担照护费用。养老扶持的另一个困难是，许多老人由于工作时的低收入，实际上没有什么积蓄。部分城市，包括青岛、南京和上海，已经在试行长期照护医保和豁免计划，但深入性和有效性都不足（W. Yang et al., 2016; Y. Zhang, 2020）。我在昆明调研之际，所有机构费用都还是自费性质的。为了支付住宿照护和医疗费，许多养老院老人只能仰赖其他经济来源。中国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4的65岁以上城市老人主要依赖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其余的依靠养老金（Q. Jiang, Yang, & Sanchez-Barricarte, 2016）。
如上所述，自1978年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后，社会保障成为一大社会难题。2014年在我调研期间，全国推出一项面向农村和城市无业人员、每月最低补贴55元的养老金普及计划。额度因地区而异，平均为81元，其中上海为540元，昆明为84元（T. Liu & Sun, 2016）。城市就业人员则从用人单位领取养老金（S. Li & Lin, 2016）。2014年，昆明的人均养老金为1955元，每年大约以10%的速度增长（Du, 2015）。
由于当代老年人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养老体验往往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我在切入这个艰难的主题时，参照了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等当代关注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家的观点，他提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衰老和照护的情感体验：“面对亲身遭遇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文化大环境的动荡和似乎层出不穷的变化，普通中国人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或者他们理解吗？他们如何寻求意义？这些心路轨迹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此外，除了个体经历，寻求意义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什么特点？这种个体与环境、情感与道德的关联，又该如何来研究？”（Kleinman, 2011: 163）
在昆明为期13个月的考察中，我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医院、养老院、住所和酒吧，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中探索关于衰老、照护和死亡的普世现象。这项研究并不容易。虽然我在美国做过发育障碍成人的有偿陪护，但这些机构中强烈的气味、声音、故事和痛苦有时是不堪忍受的。但是，那里的慷慨、智慧和善良也同样强烈。在本书中，我希望通过探索当代中国养老的新形式，以及老人、孝子和护工的新形象，来展示这些无比丰富的人性感受。
许多人类学家研究过中国家庭背景下的老年人和养老，但大多是关于农村地区的（Davis, 1991; Freedman, 1966; Parish & Whyte, 1978; R. Watson, 1991; Wolf, 1978）。也有一些社科领域的研究通过对城市养老机构采取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来考察老人和家属对机构养老率日益提高的反应（L. Chen, 2016）。总体上，调查结果都较为积极。大多数报告称，大部分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后身心都有所改善（Cheng, Rosenberg, Wang, Yang, & Li, 2011），而且相比于以前的生活方式，他们更喜欢住在养老院（Guan, Zhan, & Liu, 2007），即使生活上仍不能自理（Zhan, Liu, and Guan, 2006）。老人对于这一转变往往还比子女更积极、更开明（Zhan, Feng, Chen, & Feng, 2011）。然而，在我开始本研究时，尚无在中国养老机构的长期民族志实地考察。
除中国以外，劳伦斯·科恩（Lawrence Cohen）、萨拉·兰姆（Sarah Lamb）和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等对非西方国家的养老经历已有了丰富的调查。科恩在复杂的民族志《印度无养老》（ No Aging in India ）中，批判了把“依赖”视为衰老负面影响的大众观念，解构了现代化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必然联系。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群住在自治型老年社区的老人，虽然组织运营良好，还是被社区其他人怜悯，因为他们显然没有家庭支持（Cohen, 1998）。顺着他的思路，其他人也指出，“依赖”存在于人生各个阶段，认可各种各样的“依赖”既反映也创造了积极的社会进程（Bateson, 2010; Buch, 2018; Chi, 2011）。人类学家还发现，衰老和养老经历进一步受到性别（Lamb, 2000; Lock, 1993; Wentzell, 2013）、人口流动（Ikels, 1983）和全球化（Lamb, 2009）的影响。
在《老龄与海外印度人》（ Aging and the Indian Diaspora ）中，萨拉·兰姆细致地探究了印度老年人及老年社区是如何探索养老的新形式和老年自我的新可能的，从而重新定义了印度现代化。和我研究的老年人一样，印度老年人传统上也是依靠多代大家族养老。我的研究便是按照兰姆呼吁的，多关注老年人主体。我也赞同她所说的：“尽管这些老年人被其他人，也被自己视为在很多方面代表‘传统’，但他们同时也在非常积极地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打造新的生活方式。”（Lamb, 2000: 17）兰姆旨在考察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养老院兴起，本书则着眼于层层叠叠的历史变化中的养老经历。
在整个照护领域研究中，许多民族志考察处于生死边缘的人群，无论是患病者、衰老的人还是被忽视者，以探究人格是如何被构建、质疑、否定和捍卫的（Biehl, 2005; Kaufman, 2005; McLean, 2007）。对于一些人来说，由于医学将老年群体划分为各种疾病群体，这让他们拥有了新的主体形式，可以利用病情诊断获得人格和身份（Liebing & Cohen, 2006; Rabinow, 1999）。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衰老和依赖就是可怕的社会性死亡：一旦不再是积极的生产者或生育者，老年人和依赖者便加入了无经济生产力的行列，在这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失去价值（Biehl, 2005）。
中国的老人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因此本研究不仅是关于晚年生存的，更是关于死亡的。随着死亡日渐从私人家庭中转移到公共领域，死亡议题也推动着前沿医学的发展，动摇着国家对个体的掌控能力（Agamben, 1998; Biehl, 2005; Das & Poole, 2004; Hyde, 2007; Kohrman, 2005）。在照护员、病人和家属们摸索死亡变化的意义和模式的同时，越发显现出当代养老机构中死亡程序的复杂性（Chapple, 2010; Kaufman, 2005, 2015; Lock, 1996, 2002; Spiro, Curnen, & Wandel, 1996）。若昂·比尔（João Biehl）关于社会边缘者之死的动人民族志《生命》（ Vita , 2005）和考夫曼关于现代医院死亡程序的记录《生死有时》（... And a Time to Die , 2005），多多少少流露出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谈到临终关怀时，总会在“放任死亡”“加快死亡”和“杀害”几个概念中打转，尤其对于那些经济上无生产力、社会上不被需要的人。此外，正如洛克在关于日本器官捐献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的，死亡被视为一个瞬间还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个人体验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完全取决于文化背景（Lock, 2002）。
考夫曼对于现代美国死亡问题的道德看法是，“当‘自然’不再属于自然，当知道它是社会和文化建构性的，它就不再是美好和正当生命的道德基础”（Kaufman, 2005: 352）。随着生命维持技术越来越先进，生死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加上“崇尚希望生物学的大众文化”，这一基础终究会瓦解（Good, 2007:377）。尽管这类技术可以拯救或延长生命，但当它被广泛普及时，“选择”用不用就是空话了，因为不用（亦即放任死亡）会显得比用更为残忍，哪怕延长生命最终不过是延长了痛苦（Kaufman, 2005, 2015; Krakauer, 2007）。
这些关于养老院和临终经历的强劲的民族志研究体现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考察地的所有要素都呈现出来，包括令人不适和痛苦的，认识到生命和美好的瞬间与强烈的痛苦是并存的（Biehl, 2013）。我在中国养老院听到的故事情感丰富而复杂，讲故事的人们亦是如此。我极力想通过描述他们的过往和当下经历，来展现这种“人性深度”，以示任何年龄、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是“脆弱、衰退而又有志气的人类”（Biehl, Good, & Kleinman, 2007: 14）。
本书的根本目的，是主要从老年人的视角，来呈现衰老和照护的日常经历。按照人类学家所呼吁的，“要相信我们研究的人群，也具有我们见诸自身的那种复杂性”（Biehl & Locke, 2010: 317），我用受访人的故事来充实我的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硬套事实。从中浮现的主题，令我着重于现实经历的身体维度、时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情感维度的理论方向。
正如本书的书名所示，本项目探究了中国养老机构中“新”“老”并存的现象，以及“新”“旧”观念、理解和欲望的矛盾是如何塑造照护和被照护经历的。此外，它分析了养老机构中的变化是如何反映、回应和促进社会体制中的大变化的。由于这些元素错综复杂，要厘清它们需要灵活、弹性的理论。我在中国“新”养老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中的见闻，展现了中国新兴养老产业混乱不均的发展，因此分析理论需要能解释这股意外的、偶然的力量。
我特别关注了身体和躯体化（embodiment）问题。衰老和照护原本是针对身体的。在本书中，我借用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概念：身体是我们存在和构成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依靠它、透过它、限于它来感受时间、历史和变迁（Merleau-Ponty, 1945/1962: 85）。由于身体处于大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对身体的处理会引发道德关注，以及关于家庭结构、社区和国家等宏大的社会问题（L. Cohen, 1998; Scheper-Hughes & Lock, 1987; Wilkinson & Kleinman, 2016）。
在分析中国老年人的身体时，我沿用了苏珊·布劳内尔（Susan Brownell）的理论，她将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的西方生理学分类做了中国化处理。布劳内尔介绍了关于身体的三大中国观念。第一是“宇宙层次论”（cosmic hierarchical mode），认为身体通过本原物质在宇宙中的流转“与其周围的世界密切连接”，注重阴阳能量的平衡（Brownell, 1995: 241）。第二是人体内部循环的“流体系统”（economy of fluids），着重于调节内部的平衡。第三个特征是“单性别模型”（one-sex model），即“视两性拥有同一套基本生理体系”（Brownell, 1995: 242）。我在全书中会探讨，这些关于和谐、平衡、互补的躯体化概念是如何体现于各种经历中的。
为了弄懂这些衰老和照护的躯体化经历的大背景，我采用了权力与主体意识的理论。新的机构养老形式令国家对于人体和人口的管控问题突显出来。大多数研究这些“生命权力”（biopower）形态的理论运用了福柯“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理念，包括生命政治学和解剖政治学（anatamopolitics）
两方面。生命政治学是指比如国家运用权力提供或不提供某些福利服务，以及官方规定的照护办法；解剖政治学是指比如打造出遵循这些服务和规定的“现代人”，包括寻求或提供这类照护，或采用自我规训行为（Foucault, 1976/1990: 141, 142）。然而，我没有采用福柯的方法，我认为尽管许多生命政治计划刚开始有明确、具体的目标，但最终的结果却很少是顺意的（Ferguson, 1994; Greenhalgh, 2008; Scott, 1998）。其原因在于，许多现代人终归不能“按规矩行事”（Redfield, 2005: 65）。于是，在个人和社会计划的预期和现实的落差之间，就萌生了改变的种子。
为了深入挖掘这些改变的人文意义，我试图探求老年对于老年人意味着什么。我采用“新主体意识”（emergent subjectivities）概念，来阐释不断变化的感受、期望和欲求，描述老年人与自我、他人、宏观历史和社会进程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Inhorn, 2012: 34）。我还揭示了当今许多老年人所经受的情感、身体和社会苦难。与伊恩·威尔金森（Ian Wilkinson）和凯博文近期的著作一样，我把这一苦难视为宏大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浪潮的一部分（Wilkinson & Kleinman, 2016）。通过见证这些苦难，我希望彰显关怀和照护工作在当今社会的道德和伦理意义。
本书数据采集于2013年至2015年为期13个月的昆明实地考察。有着670万人口的昆明，是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省会。云南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以风景秀丽著称，气候温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茶叶、烟草和橡胶（Harrell, 2001）。云南还是中国民族最多样化的省份之一，55个少数民族中的25个的聚居地。尽管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气候和风景使它成为旅游和养老的首选之地。
本研究项目始于2011年，我初次来到昆明，联系当地的养老研究员和服务机构，取得在安宁疗护病房和养老机构进行研究的书面许可。本研究获得耶鲁大学学术审查委员会批准，和当地一所医院院长的督导。我曾在美国做过发育障碍成人的有偿看护，对于养老机构的生活节奏有所准备。我总共与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的老人、家属和照护员，以普通话进行了72场录音采访和调查。经过10年正式语言训练和之前长达1年在北京的体育项目研究，我能轻松地用标准普通话与人交流。虽然我花了几个月才学会当地的方言，但大多数受访者会说普通话。早期有3场采访的工作人员只会说昆明话，由一位当地的研究助理随同做了翻译。不过，其余采访都是由我一对一进行的。
研究助理除了协助进行早期的采访，还帮忙把采访转录成汉字，以及翻译书面材料，再由我和一名当地医生审阅、修改。转录稿比较便于回顾采访，但人物语录还是采自录音，转录稿用来参考和修正。受访人员和机构都采用了化名。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5月，我主要在医院的老年科和安宁疗护科收集数据。我住在一家繁忙的市级医院里，基本每天都在安宁疗护科度过。由于该科的病人大多病重到无法接受采访，数据主要来自观察和对照护人员的采访。我在这家医院采访了20名工作人员。其中，18名为女性，19名为云南人，平均年龄为36.7岁。此外，通过跟随医生和护士巡房、旁听员工会议，以及参加上海和北京的安宁疗护大会，我还做了一些观察记录。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2014年5月至11月，我继续定期走访安宁疗护科，但数据采集的重心从医院转移到养老院。本来在实地考察之前，我已经拿到在一家所谓模范养老院进行调查的书面许可，但在调查初期就受到了阻碍。不过，通过医院熟人的介绍，我得以转向几家据他们说比原定考察地点更真实的养老机构。
我主要的考察点——玉山老年公寓是一家私营机构，大约有300个床位，平时总是满员。与昆明其他养老机构相比，它在费用、规模和服务质量上属于中等水平。玉山老年公寓的月收费为2100元左右——与当时该市人均月养老金水平相当。老人的照护需求从完全自理到二十四小时看护不等。玉山老年公寓比我访问的其他养老院更老旧、破败，由于低收费而吸引了更多高需求的住户。白天，公寓里只有一名医生值班，而且没有任何心理健康服务。照护人员一般为来自附近农村的中年女性民工，她们住在公寓里，负责大部分照护工作。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我记录了玉山老年公寓的60次访问情况，平均每周3次。此外，我还参观了昆明其他的养老机构，有高端的和低端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总共对8家不同机构进行了75次以上访问。
我会在周末和工作日过去，探视时间一般为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在午休时间之前离开，或午休时间之后再过来。我被获准自由进出和与居民单独交流。与第一阶段研究一样，这一阶段仍以对象观察和开放式访谈为主。我对15名老年男性和18名老年女性进行了一对一的正式采访。采访经获准进行了录音。这些老年受访者平均年龄为74岁，所有人至少有1个孩子。我先口头提问一组问题，来判断他们的认知能力，并为不识字者朗读了知情同意书。
这些录音式采访是本书中直接引用的材料源，约250小时的养老院对象观察是本研究的数据基础。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最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不过，通过对他们的观察，仍能帮助我理解日常养老经历。我平均每天与10 ～ 15名老人或工作人员交谈。我们有时会一起吃零食、打麻将、闲聊或唱歌，但大多数时候就是静静地坐着，看影子变长变短。交谈的时候，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每天结束时把它们打成调查笔记，存入密保电脑，再用Dedoose软件进行转录和编码。
此外，我于2015年9月回到昆明，完成最后阶段的研究。在那次短暂的访问中，我记录了几位关键对象——本书中频繁出现的张威、马美花和万龙等的第二批采访。我请他们详细谈了谈在数据分析中得到的几个主题，再将谈话与之前的发现做比较。
第1章先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新兴的养老形势。几千年来，儒家家庭伦理塑造了中国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结构。在养老方面，“孝”的观念是亲子关系中最核心的道德元素。在本章中，我指出，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孩子视角上，往往忽视父母也在持续贡献，也是主动的道德创造者。为补充父母视角，我将“孝”视为基于平衡与和谐的整个家庭伦理体系的一部分。我认为，尽管“孝”是一个关键的道德因素，但“善”“爱”“仁”的观念，对于理解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基础上的当代养老转型同样重要。
第2章从宏观历史的背景分析当代养老转型。通过聚焦于老年人及其个人历史，我展示了如今的老年和养老生活是实实在在全新的。我通过“躯体化”的概念追溯了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事件对几代人不同的复杂影响，并通过具体故事来说明，过去的历史仍然影响着当下的晚年和养老体验。我探讨了过去和未来的困难，是如何造就一批必须摸索陌生的养老环境、探索崭新的老年形态、重新设想中国养老方式的道德先锋的。
第3章从空间与场所、想象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矛盾中，深入分析这一新兴的养老形式。我通过对养老机构的详细描述，展现了不同形式的养老院，以及制造场所的复杂背景。我还探讨了这些新型场所如何吸引了不同的群体，他们对于养老院的场所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我采用“节奏”和“规矩”的概念来分析、定义养老院空间和场所的生物、自然和社会时间，并且讨论了老人和照护人员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来理解、争夺、抵制、制造和划分种种空间。
在第4、5章，我探究了中国养老的难点所在。通过分析中国家庭和机构养老的定义和期望，我提问应该由谁养老、如何养老，以及为什么。我以一些日常养老实例来展现家庭、社区和机构养老分别是如何进行的。第4章讲述了非正式的、无偿的照护，而第5章讲述了有偿的照护在机构中是如何运营和流通的。我将照护视为养老机构中的一种“关注能量”，看照护者和老人如何分配、循环、节约和激励这种“本质上稀有的社会资源”（Buch, 2015: 279）。
第6章探讨了机构养老的阴暗面，以及临终干预使得如今养老院老人的生存和死亡变得更为复杂。我展示了医疗技术、人口结构变化和照护的转变，是如何共同将“临终”变为一种诊断，并受到医保规定、当地生物伦理和有限资源制约的。对于那些既得不到医疗照护，又得不到安宁照护的人来说，生命本身变得病态，许多人感觉处于一种慢性生存、苟延残喘的漫长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