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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爱默生作品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会受到爱默生中心主题——独立、自由——的激励。另一方面，他们为爱默生的语言风格感到困惑。正如芭芭拉·帕克评论所说的：“爱默生竭其所能使阅读他作品的人产生困难，因为他省去了传统文章中的导言和过渡部分，他把散文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和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全部交给读者来解决。” [2] 例如，爱默生在散文《圆》里说：“我是自然中的神；我也是墙边上的草。” [3] 两句之间没有过渡与解释，从大胆地声称自我具有神的荣耀到卑微地将自我与小草等同，象征着情绪的瞬息变化。一个人的思想怎么会同时产生这两种对立的情绪？对此，评论界往往解释说：爱默生的哲学没有理论系统。这种解释只是在重申他的作品缺乏连贯性，却没有对产生这种修辞现象的原因作出解释。
尽管爱默生的散文带给读者的是勇气与希望，但是要准确地领悟他的文本并非易事。因为爱默生赋予词汇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多变的。这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例如，下面这段引文隐含着“自我”的不同含义：
原初的自我是什么？……追问把我们带到问题的源头，它是天才、美德和生命的源头，我们把它叫作自然或者本能。我们把这个原有的智慧定义为直觉，而所有后来有的智慧都是交学费获得的。分析不能解答这个源头深奥的力量，它是万物的根源。当我们内心宁静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感受到它的存在…… [4]
西方读者无法从文本中寻找到原初自我含义的答案。西方学生更熟悉“神是万物的源头”。爱默生把“自然或本能”放在特殊位置，提出信靠自我，超越了读者的期待并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对于那些读者来说，本能意味着某些动物性的东西，自然代表着不负责任，直觉隐含着非理性”。
[5]
爱默生在解释原初自我的根据时这样说：“这个深奥的力量是人的理性分析无法解释的最终现象。”爱默生的真理观与方法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传统真理观。根据柏拉图的真理观，真理涉及真实存在与表象世界，属于理念范畴，是常在的静态世界。而表象属于感觉世界，它复杂多变，容易朽坏。在西方文化里，自然代表着不可预测的、非理性的、不好的一面，是人控制的对象；理性分析是认识真理最可靠的途径。
爱默生把自然或本能作为超我的终极原因，从而抵制了分析解答对源头深奥力量的封堵。爱默生在《自然》中借用神秘诗人的歌唱直觉说：“我们先是如万物那样参与生命的过程，之后将生命的转化过程视为自然中的表象，忘记我们也曾参与了生命的过程。”对于爱默生的直觉论，芭芭拉·帕克解释说：“对人的本性进行理论定义代表着这种遗忘（我们曾参与生命过程）；因此才出现了这句似是而非的话语——直觉是比意识思维更接近真理的途径。” [6] 爱默生强调直觉比逻辑分析更接近真理，十分接近老子思想。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中写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7]
老子提出道是人与自然的终极原因。道，既可被言说，又不能被言说；道，既是有，又是无，概括了存在与非存在的转化过程，所以不能用固定的名称定义道，也就是说词语不能包含道的完整的含义。
尽管道难以把握，但回到一种直觉认识状态可以帮助人们悟道。老子指出，抛弃主见，包容天地，承载万物，也就明白大道。道，不能够用概念解释，却可以通过虚静自我来洞察道的幽微玄妙。因此，虚静自我就为认识道提供了宽广的视野、最大的认识与反应的灵活度，而概念因为先入为主的意识活动限制了它们。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中描述：“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8] 实际上，虚静自我的过程是逐渐去除概念的自我认识，回到一种直觉认识状态，内心与万物化合玄同，失去的是狭隘的小我，得到的是与自然万物化合玄同的大我。这是个体认识道的审美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对自然大道的信靠，否则，不可能实现、进入大道的境界。
爱默生的原初自我——自然——与道家的道有许多的相似。首先，对于爱默生来说，自然“是人的才能，美德与生命的根源”，自然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实体，而是构成完整的人的根本。既然超我的根源——自然——就在人的生命和思想活动中，信靠自我就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老子认为，道，作为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不是独立于万物存在的实体。道，既是本，也是末，本末同于一体。老子强调道是认识真理的方法。爱默生与老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自然视为万物循环的终极原因，都认为本体与现象不可分割。由此可以看出，爱默生与老子在对待最高真理的认识问题上，纳入了个体的生命参与，强调的是直觉认识的重要性。而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在认识最高真理、追求道德完善时，强调的是个体内部理性与情感的抗争。爱默生强调自然是道德完善的依据，这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强调的二元分离、自我理性与情感抗争的批判。
通过把爱默生的原初自我——自然——与老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明白爱默生的语言缺乏连贯性反映了他的真理观与语言观。在这一点上，爱默生与老子也有许多共同的认识。首先，爱默生与老子都怀疑语言的充分性。爱默生在《自然》一书中写道：“语词是无限思想的有限器官，语词不能涵盖真理的整个范围。语词对真理的完整与丰富性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9]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对语言的局限性也有类似的观点：“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 [10] 在第二章与第四十三章中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在认识终极真理这点上，爱默生与老子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不作断言意味着承认人对于宇宙认识的局限性。
尽管存在以上提到的相似性，但是爱默生的原初自我——自然与老子的道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老子，道，只能在虚静中见证。对于爱默生，当安静时，凭借虔诚与信靠，人才能感觉到一种更大生命能量的涌动——超我的存在。尽管爱默生与老子都强调宁静是认识最高真理的条件，然而，爱默生仍然使用西方传统的话语——自我。不过，自我在爱默生的眼里只能被感知，不能被分析和把握。如此看来，爱默生的自我概念已经脱离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分离，带有东方传统的整体概念——自我与自然不可分离的综合思维。此外，爱默生运用“上升”来描述接近原初的自我——自然。而老子用“返回”来表达接近道时的状态。“上升”与“返回”代表着东西方两种宇宙观。“上升”意味着从低处向崇高的理想的升华过程，强调自我具有潜在的崇高感。“返”表明回到故乡，回到原来归属之地，意味着道与万物的固有关系。“返”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对立双方朝相反的方向转化。
不连贯是指缺少常规写作中的过渡与衔接。但是，对爱默生而言，真正的过渡与衔接应在读者的生命感悟之中去寻找，这是一种审美连贯。简而言之，爱默生用不连贯来暗示真理是在个体参与中逐渐展示的，而不是直接被揭示。因此，不连贯是爱默生用语言追踪自然的一种修辞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