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有很多词汇可以描述我结束与钱伯斯教授会面后离开时的心情，但绝对不包括“快乐”。回家之路漫长而充满挫败感，因为我在为接下来该做什么而发愁。

然而，就在走到我的街区的那一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看到了我的房子，我的心情开始变好了。不是那种强烈的欣快感或令人眩晕的兴奋感，但毫无疑问是一种正向的、放松的感觉。或许我平时都不会注意到它，但在眼下这种低沉的状态中，这绝对是个明显的变化。真正走进家门后，我的情绪变得更好了。我心里想的从“我现在怎么办啊？”变成了“我现在 应该 怎么办？我接下来需要考虑什么？”。前者感觉略带消沉，后者则暗示着会有行动、动力和投入。回家提升了我的心情。许多人也提到过类似的体验，经历旅途劳顿或繁忙工作后终于到家时，会产生一种纯粹的放松和愉快感。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感觉。从很多种意义上来说，家是会让我们快乐的地方。

这样说对吗？究竟是回到家意味着一件或一系列令人不快的事件终于结束了，还是关于家的什么东西会在我们的大脑中诱发积极的感觉呢？我们的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家令我们快乐这件事情并不是很说得通。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快速地适应熟悉的东西，神经元对那些重复出现，并且可以预测的刺激会停止做出响应。 ¹ 想象一下我们走进一间厨房，有人正在煮一锅气味刺鼻的东西，譬如说鱼吧。太难闻了！但过个几分钟，我们就不再留意了。然后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开始吐槽这里的气味，我们可能还会纳闷他在抱怨什么。这就是适应（habituation）。当我们穿上衣服后，很快就停止“感知”身上衣服的触感，这也是适应。研究显示，人们甚至能对电击产生适应， ² 只要这电击可以预测，并且强度相对较轻。适应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处理过程，意味着大脑能够立即专注于我们环境中突然的变化。但是，如果它持续存在，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动作，大脑就会对其失去兴趣。

我们有大约一半的清醒时间（和几乎所有的睡眠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所以我们的大脑理应不再对它有任何反应。那么，为什么家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反应，并最终让我们有快乐的感觉呢？

就像所谓“带来快乐的化学物质”一样，这种说法严重低估了大脑运作的复杂性。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确实会对事物失去响应，但是仅限于那些 没有生物学相关性 的事物—这是关键。它的意思是，我们对不会产生 生物学后果 的事情停止了回应。

我们需要食物，每天都进食数次。但我们会“厌倦”食物吗？我们可能会对某些 类型 的食物感到厌烦：连续一周每天都吃面条，很快就会吃腻。但是 进食 这个动作，对食物的摄取，永远都不会令我们无聊。 当你饥肠辘辘时，最日常的食物是不是也让你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有点愉悦和快乐？当你又热又渴的时候，即使是一杯普普通通的水，是不是也让你觉得像诸神酒杯中的玉液琼浆？这都是因为它们具有 生物学相关性 。大脑识别出这些东西是我们生存的必需品，因此当我们获得它们时，就会以愉悦感作为对我们的奖赏。 ³

这可不仅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人们浸没到水中后可能会很快适应水的温度，如果是滚烫的热水就不行了。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疼痛，我们的大脑对此几乎不可能完全适应。最初的痛觉强度可能会减弱，但疼痛本身表示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伤害，或 正在 受到伤害。这具有 极高的 生物学相关性，所以绝对无法忽略。疼痛甚至还有专用的神经递质、感受器和神经元， ⁴ 它们都专注于“伤害性感受”（nociception），即痛觉。尽管令人不悦，却至关重要。

一旦涉及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就会“驳回”适应性过程。如果这件要事积极而有益，奖赏通路就会被激活，意味着每次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感觉到某种形式的愉悦。所以，我们对某些事情总是保持着敏锐和反应，无论它有多么熟悉。

这与家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们的家具有“生物学相关性”吗？考虑到所有在家中完成的事情—补充营养、安然酣睡，甚至五谷轮回（排出体内废物也是一项重要的身体机能），这很有可能。

巴甫洛夫 实验中著名的狗狗们了解到，那个原本无关痛痒的铃声预示着食物的到来，因此对它产生了激动的反应。 ⁵ 这个研究奠定了联想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的基础，也就是在分别发生的事件之间建立心理联结。人类发达的大脑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就能够学到，家是我们各种生物学需求得到满足的地方，因此我们和家建立起正向的关联。

但是，这是一个 习得 的东西。家并没有做任何有生物学相关性的事情，它只是那些有生物学相关性的事情发生的场所。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我们的大脑对家产生了直接的反应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这个事实：家其实是 自然形成 的。

家并不是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用于方便地存放我们的鞋子和iPad的。它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鸟巢、蚁丘、虫洞、兔窟、熊穴，凡此种种。无数的物种都有家，我们人类只是第一个想到装门铃的而已。

如果某件事情在各种不同的物种中都很常见，就说明它一定满足了某种生物学需求。有证据指出，这种需求就是 安全感 。具有生物学相关性的事情大多性命攸关，有助于我们的生存。但是在自然界中，并不只有食物匮乏会要我们的命。那里还存在着无数的危险和威胁，最明显不过的就是猎食者，当然环境危机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不慎跌入幽暗沟壑并摔断了脖子，那么有再多食物也于事无补。

正因如此，即使最低等的哺乳动物也演化出了复杂而敏锐的威胁探测机制。在人类中，诸如杏仁核、膝下前扣带皮层（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以及梭状回等脑区， ⁶ 都属于一个精密的神经网络，能够快速处理由各个感官传入的信息，评估是否存在任何有威胁的东西，并诱发恰当的反应（例如战或逃反应）。当需要探索陌生的地区、搜寻资源或寻找配偶，又不知道是否有饥饿的肉食动物潜伏在暗处时，这个威胁探测系统就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

但是，这个系统可不像下雨时才打伞那样，只在我们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启动。它是时刻存在的，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即发挥作用。有证据显示，甚至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形状就能将它激活。在克里斯汀·拉森（Christine Larson）及其同事发表于2009年的一项研究 ⁷ 中，他们发现只需要展示由一些向下的“V”字形组成的基本二维形状，就足以令这些探测威胁的脑区变得更活跃。简单来说，尖锐的三角形会触发威胁探测系统。这种激活程度并不显著，否则我们就会一看到字母表或风筝就害怕得瑟瑟发抖。但是，相关脑区毕竟是被激活了。这甚至会令人觉得有一定合理性：许多自然界中的威胁，例如狼的脸、尖牙、利爪、尖刺等，都大致符合一般的三角形。我们不断演化的大脑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变得对此有所顾忌。

我们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敏锐且从不间断运作，然而，持续性的恐惧和偏执是会毁了一个人的，任何有慢性焦虑症的人都会这样告诉你。 ⁸ 生活在这样的极端压力下，人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焦虑症患者往往感到难以走出家门。这样就说得通了：熟悉的地方都不那么危险，我们经常去那里，并且没有送命，所以我们的威胁探测系统就不用火力全开，仿佛一个嗑了兴奋剂的狙击手那样。正相反，它被调到很低的水平，仿佛一个乡村鞋店的守夜人—依然有所警觉，却并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个相对安全和熟悉的地方可去是很有帮助的，它能让持续的恐惧和应激有所缓解。你瞧，有家可归是能带来明确的生物学收益的。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家中时，我们能够更容易地专注于那些与日常有所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在一家不熟悉的餐馆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它会引起我们一时的注意。但严格来讲， 一切 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毕竟周围的每件事物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我们也只会匆匆一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听到玻璃碎裂声呢？那可不太寻常，突然间我们就警觉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有危险（独自在家时更是如此）。有些研究甚至提示，相比不熟悉的环境，我们在熟悉的环境中对威胁性刺激的探测和识别速度更快。 ⁹ 这可以说得通：让我们分神的东西更少了，我们的大脑习惯于“忽略”周遭的环境，任何有所不同的东西都能更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丛林中的伏虎或许难以被发现，但它跑到板球场上就不见得了。

家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卸下防备的可靠环境，这是它让我们快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总能保证我们无忧无虑。它也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焦虑来源，个中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某些不幸但可以解决的问题（湿度上升、暖气坏掉等），或是与我们共处一室的人（譬如暴虐的伴侣）。一项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甚至指出，如果亲子关系不睦的话，同住一处的成年子女也会成为老年夫妻的压力来源。 ¹⁰ 考虑到如今房地产市场的混乱状况，这种情况引发的问题恐怕将更加严重。尽管如此，我们回到家一般都感受到压力的释放，而不是增加。

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结果：睡眠，这又是一个我们主要在家中得到满足的关键需求。众所周知，睡眠与情绪之间有着复杂和密切的关联，干扰或限制睡眠会使人焦躁、应激和情绪低落。 ¹¹ 因此，单凭提供充分的睡眠这一点，家就足以增加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概率了。科学家甚至研究过，当人们试图在不熟悉的地方（例如酒店）睡觉时会出现哪些情况。在一项1966年的研究中，几十个志愿者头部绑着电极在实验室里睡了4晚， ¹² 同时，他们的大脑活动通过脑电图（EEG）设备被记录下来。该研究发现，志愿者第一个夜晚的睡眠受到显著干扰并且大幅缩短，但后续几个晚上则不再受影响。这种现象被毫无意外地命名为“首夜效应”（first night effect）， ¹³ 指的是人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总是很难像平时那样睡得香甜的现象，而这项研究正是最早的相关记录。就算是入住五星级酒店，睡在有4根帷柱的大床上，枕头里填充着天使的羽毛，我们依然没办法像在家里已经凹陷的床垫上那样酣睡。因为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总有一部分会保持相对的 清醒 ，让我们在潜意识中保持警觉。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家”还只是我们实际居住的那个物理结构。但是，人们还有着家园、家乡甚至家国的概念。尽管后者似乎更多只存在于抽象层面（整个国家对单独个体而言实在过于宏大，很难产生任何明确的联系 ），但人类对于家的概念显然不仅局限于四壁围拢的这方寸之地。

这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我们从来不会看到大象的巢（尽管那应该会很棒），它们或许没有特定的居所，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家。许多哺乳动物，包括大象，都存在一个“巢区”（home range），也就是它们极少离开的特定活动范围，另一些则有着所谓的“领地”。有巢区的动物并不介意与其他动物分享（或许仅仅是避开它们），而有领地的动物则会为了捍卫这块区域而攻击侵入者。一头驼鹿在自己的巢区看见另一头驼鹿，最多就是呼噜几声；但是，一只老虎进入另一只老虎的领地后，很快就会出现血光之灾。 ¹⁶

我们人类可以在很高的种群密度下生活，而其他物种若是处于同样的条件下基本就疯了。我们并不介意与他人分享环境的这个事实说明，人类是有“巢区”概念的。但是，家里遭过贼的人都表示，最令他们不安的是被侵入的感觉，那种知道有人曾未经允许和知情就进入自己家里的感觉。有些人会对 自己 街区里的陌生人或任何不一样的人表现出怀疑、不友好，甚至是直接的敌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或许，人类所具有的是巢区和领地的混合概念，而大多数动物仅有其中之一？无论如何，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对家有着敏锐的意识，即使它覆盖了非常广泛的概念。

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我们具有空间感知能力，这是一个能让我们随时随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要去向何方的系统。位于颞叶的海马及其周边脑区似乎对于空间表征（spatial mapping）、导航、定向和其他类似的重要能力都至关重要。 ¹⁷ 鉴于海马是形成长期记忆的关键，这样似乎也很合理：要想知道自己此刻身在何处，就必须记住曾经去过哪里。

这还不是全部。这些脑区中的某种神经元会对“头部方向”做出反应，仅在我们面朝特定方向时被激活，让大脑能够跟踪我们要前往的方向。还有另一些所谓的“位置细胞”，它们仅在我们身处某个可识别的特定空间位置时才被激活， ¹⁸ 这让大脑能够记录下熟悉的地点，就像地图上的图钉。此外还有“网格细胞”，它们似乎能提供我们在空间中的位置感。如果我们站起来，闭上眼睛穿过一个房间，我们依然知道自己在哪里，经过了哪些地方。网格细胞被视为实现这一功能所必需的。 ¹⁹

甚至还存在一种“边界细胞”，它们会在我们来到某个特定环境的边界时被激活，例如一条标志着领地尽头的河流，或是从房间通向户外的一扇门。这是一类每当我们感知到当前的环境“到头了”就会被激活的细胞，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跨越一条重要的界限。这种类型的细胞大多见于海马，或是与之相关的周边区域。

这些复杂的空间系统让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又去向何处，尤其是与家有关时。“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在这个方向。”“这是我家的边界。”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往往不需要太多思考也能找到回家的路，例如在我们喝到有点上头的时候。

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能引出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并帮我们解决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大脑需要一个家是为了得到令人舒适的熟悉感，而陌生的环境会触发我们的威胁探测系统，那我们该如何解释类似好奇心这种东西的存在？老鼠、猫（无论谚语里是怎么说的）和许多其他生物也都表现出“新奇偏好”（novelty preference），即对未曾遇到过的事物产生天然的兴趣， ²⁰ 也就是好奇心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这些生物同样也会表现出“新奇恐惧症”（neophobia），一种因任何不熟悉的事物而出现的反射性的恐惧和焦虑。 ²¹ 在同一个大脑中，新奇偏好和新奇恐惧症怎么可能共存呢？这个嘛，就要看具体情况了。某种场景下的得体回应，换到另外的场景中或许就不甚体面。在婚礼感言之后为某人鼓掌是非常合适的举动，但是在追悼会致辞之后就不见得了。即使在更基础的水平上，一个运作正常的大脑也会在决定如何做出反应时，将当前的背景纳入考虑之中。

有些研究显示，小鼠并不总是会因为新的或不熟悉的东西而产生应激，它们更害怕 无法逃避这些东西 。如果你让一只小鼠从自己熟悉的地方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它会愉快地探索新地点和里面的各种东西。但是，如果把小鼠放到一个没有出口的陌生环境中，它就会表现出恐惧和焦虑。 ^{22 , 23} 显然，不熟悉的东西之所以吓人，只是因为在遇到它的时候无路可退。这是家的又一个重要作用：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能出去探索、调查新事物，寻找有用的资源，然后继续存活下去。

对人类而言，类似的焦虑大概可以参考思乡病。有种理论认为，我们之所以演化出这种苦苦思念家园的情感，就是为了让那些脆弱的人不要孤身一人离开安全的社区环境。 ²⁴ 当我们与家隔断时，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滴答计时，其反应也往往是负面的。与此有关的最明显的例子当数“文化丧痛”（cultural bereavement）， ²⁵ 当移民们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祖国的社会支持、习俗和文化基准时，就会受到这种情感的影响，程度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他们的精神健康。难民们对此的感受更加深刻，他们已经饱受创伤，还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建设家园。因此，精神健康问题在这类人群中也相对高发。 ²⁶ 或许，关于家园与大脑的关联会对我们获得快乐造成影响，这是最直白的例子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家是具有生物学相关性的。家提供的安全感对我们的生存和整体健康都非常必要，我们的大脑也会对其做出积极的响应，让我们变得快乐。这真是个简洁优雅的系统，不是吗？那么，我们来找找碴吧！

在发达国家居民的一生中，一般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家。有些会被他们铭记于心，另一些则几乎被遗忘。我读大学的那些年就搬过好几次家，现在已经连地址都想不起来了。相比之下，我对家族故居的记忆却鲜活如昨。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如果家的作用只是满足生物学的需求，为什么有些家令人向往，而另一些并非如此呢？此外，为什么人们会想要搬家呢？放弃已经熟悉的安全环境，换去更不确定的新环境，搬家可以说是一个普通人能够经历的压力最大的事件了吧？ ²⁷ 时间、精力、支出、不确定性、失去掌控，这些全都能在大脑中触发应激反应。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愿意让自己遭遇这种剧变呢？ 如果再将风险规避现象纳入考虑的话。 ²⁸ 这个决定会显得愈发奇怪：在多数人的大脑中，都存在这样一种先天的认知倾向性，即在进行决策时弱化潜在的获益，同时强化潜在的损失。我们中有许多人都执着于熟悉的事物，比如我们出去吃饭时总会点菜单上的同一种食物：“其他东西 也许 更好，但我 知道 我喜欢平时常吃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就不冒险啦！”如果大脑能够使我们拒绝在点餐时做出改变，为什么它不阻止我们改变我们的家呢？

这在我看来很不合情理，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个在房产租售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人聊一聊，地点就选在异常火爆的安家热门地—纽约市。 凑巧的是，早在2016年，我就意外地有幸在自我标榜为“在纽约买卖、租赁和生活的每日生存指南”的Brick Underground网站上写专栏，所以我问他们愿不愿意还我一个人情。最后，我约到了露西·科恩·布雷特（Lucy Cohen Blatter），她是Brick Underground的作家和记者，同时也是在这座传说中的“大苹果城”内采访过数百个房东、售房者和房产中介的人。

脚注

[1] 有些物种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单半球睡眠（unihemispheric sleep）， ¹⁴ 也就是一半的大脑（半球）进入睡眠状态，而另外半个大脑保持清醒，确保身体可以随时做出必要的动作。这种情况可见于集群巡游的海豚，或是进行飞越大洋迁徙的候鸟。 ¹⁵ h8f9VG54kIgUaiPBibXx1yShiMT5C/GYRUOZnraeMznDybmnVfjtvUG8CUM/vF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