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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统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尽管历尽曲折反复，自由还是胜利了。许多在战斗中捐躯的人坚信为反对压迫而死要胜于无自由的生存。此牺牲完全是他们个性的宣言。历史似乎证明人能自治、自决，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思维、感受。社会发展急速靠近的目标似乎便是完全展示人的潜能。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及私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等原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人渴望自由，同时似乎使人离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羁绊逐个被解除。人类推翻了自然的统治并主宰了她；推翻了教会及专制国家的统治。废除外在的统治似乎不但是实现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
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的斗争，其结束意味着自由完全胜利。现存的民主似乎得到了强化，新民主取代了旧的君主统治。但是，没过几年，新的制度便登台亮相了，它否定了人类确信无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因为这些新制度的本质便是除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必须臣服于一个他们无法约束的权威。它有效地控制了人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
起初，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权威制度的横行不过是一小撮个人的疯狂行为，其疯狂会使它应时而败落。其他人自鸣得意地认为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缺乏足够时间的有效民主训练，因此人们只需静待他们达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状态。另外一个也许是最危险的错觉是，希特勒之流靠欺诈控制了国家机器，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纯粹靠武力统治；全部人民不过是叛徒和恐怖的随意拿捏的目标。
这些看法的错误随岁月的流逝暴露无遗。我们被迫认识到数百万德国人那么如饥似渴地献出他们的自由，其热情不亚于当年为自由而斗争的他们的先辈们；他们非但不向往自由，反而想方设法竭力逃避它；另有数百万人则漠然置之，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捍卫自由而牺牲。我们还认识到民主危机不仅仅是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普遍问题。人类自由的敌人打什么旗号并没多大关系：反法西斯或直言不讳的法西斯旗号同样会威胁自由。
约翰·杜威早就断言了这条真理，我只需引其原文。他说：“对我们民主的严重威胁，并不在于外部的集权国家，而在于我们自己的个人态度和环境的法律习俗，它们使外在权威、戒律、整齐划一及依赖外国‘领袖’得逞。战场也正在这里——在我们自己心中，在我们的法律习俗中。”
如果我们欲同法西斯做斗争，就必须先了解它。良好愿望并无裨益，背诵乐观的教条像印第安人的祈雨舞仪式一样，终属徒劳。
除引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问题外，还有一个人的问题急需了解。本书的目的即在于分析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那些动态因素，它使得现代人在法西斯国家里想放弃自由，并在数百万我们自己的人民中广为流传。
在讨论自由问题的人的因素，即渴望臣服以及贪求权力时，引人注目的问题便是：作为人类经验的自由是什么？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吗？它是一种无文化差别的共同经验，还是因个人主义在某一特殊社会实现的程度不同而相异？自由仅仅指没有外在压力，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是，是什么？社会中促使人为自由奋斗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自由会不会成为沉重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它？为什么自由是许多人的夙愿，又是其他人的威胁？
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臣服愿望？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时下那么多人臣服于一个领袖，对他趋之若鹜呢？臣服是否总指对公然的权威，是否也有对内在权威，诸如责任和良心，对内在的强制，对烦人的舆论之类权威的臣服呢？臣服中是否隐含着满足？其本质又如何？
使人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他们旺盛的精力，还是人性的根本弱点及无能，使之无法自觉热切地体验生活？促成这些原动力的心理条件有哪些？这些心理条件又建立在何种社会条件之上呢？
对自由问题中的人的因素及权威主义的分析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作为一种积极力量的心理因素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它又必然引发一个社会进程中心理、经济、意识形态诸因素相互交织的问题。任何了解法西斯主义对伟大民族产生吸引力的愿望，都迫使我们认识心理因素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实质上并非以利己的理性力量为原则，而是激发动员人的穷凶极恶的力量，而我们曾一度认为它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早已消失了。过去几个世纪里，我们一直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决定其行为的是利己原则及据此行动的能力。即便像霍布斯这样的哲人，尽管他认识到贪求权力和敌视是人的驱动力，可还是把这些力量的存在解释为利己原则的逻辑必然。由于人是平等的，故同样渴望快乐，又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富使他们获得同等程度的满足，他们必然相互争斗，渴望拥有权力，以确保将来能享受现有的一切。但是，霍布斯描绘的景象过时了。中产阶级在打倒以往政治或宗教统治者的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越大，人对大自然的主宰越成功，数百万个人的经济越独立，人就越相信一个理性世界，越相信人的理性本质。人们将人性中黑暗和邪恶的力量归咎于中世纪和更久远的历史时代，归咎于缺乏知识或国王的奸诈及僧侣的阴谋诡计。
回顾这些岁月，就如同观看一座久已熄灭的火山。人颇感安全，坚信现代民主的辉煌成就已消灭了所有邪恶力量；世界光明一片，安全异常，像一个现代城市的街道那样井然有序。战争不过是远古的最后一丝残迹，仅仅再有一场战争就可消灭战争；经济危机纯属偶然，尽管这些偶然事件周期性地持续不断出现。
法西斯上台时，多数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料未及。他们无法相信人怎么会如此嗜好邪恶，会如此贪求权力，如此置弱者的权利于不顾，如此渴望臣服。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尼采打乱了19世纪乐观主义的自鸣得意；马克思则殊途同归。稍后，弗洛伊德又发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可以肯定，他和他的绝大多数门徒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认识非常天真，他用心理学解释社会问题，多是误导性的；不过，凭借他对个人情绪及心理障碍现象的浓厚兴趣和刻苦研究，我们得以到达火山顶部，俯瞰沸腾的火山口。
弗洛伊德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分析决定人的某些行为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因素，这是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无法企及的。在现代心理学上，他和他的门徒，不仅揭示了现代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人性中非理性及潜意识的部分，而且表明这些非理性现象有一定规律，因此可以用理性加以理解。他教会我们理解梦呓、身体症状及人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他发现这些非理性因素及个人的整个性格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的反应，尤其是早期童年时代发生的那些事。
但是，弗洛伊德受他的文化精神影响太深，以至于他无法超出它所设置的某些局限。恰恰是这些局限成了了解病人的障碍；它们妨碍了他理解常态个人及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非理性现象。
由于本书重在分析整个社会进程中精神因素的作用，又由于这些分析基于弗洛伊德的某些基础性发现——尤其是有关人性格中的潜意识力量的活动及其对外在影响的依赖性，我认为读者从一开始便了解我们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方法与经典弗洛伊德概念间的区别，是大有裨益的。
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人与社会基本冲突对立的观念及传统的性恶论。他认为人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驯化他，必须允许他直接满足某些无法消除的生物冲动（drives）。但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净化并巧妙抑制人的基本冲动。在社会对人的自然冲动的压抑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被压抑的冲动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而且成为文化的人文基础，弗洛伊德用“升华”一词来表示这种由压抑而成为文明行为的奇妙转变。如果压抑超过“升华”的能力，那么，个人就会患神经症，就必须减轻压抑。然而，一般地说，人的基本冲动的满足与文化的关系是相反的；压抑越大，文化程度便越高（患神经症的危险也就越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固定不变的：个人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在社会对他的自然冲动施加更大压力（升华也增强了）或允许其得到更大满足（因此牺牲了文化）时，才发生变化。
像早期心理学家接受的所谓人的基本本能观念一样，弗洛伊德的人性概念主要反映了现代人最重要的冲动。弗洛伊德认为，其文化上的个人代表着“人”，现代社会里人特有的激情和焦虑则是植根于人的生物构造中的永恒力量。
虽然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例子（例如，目前现代男性所怀有的敌视的社会根源，俄狄浦斯情结，及女性所怀有的所谓的阉割情结），但是，我只想再举一例，它非常重要，关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整个概念。弗洛伊德总是从与他人关系的角度考察个人。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个人与他人的经济关系别无二致，人人凭自己的运气为自己工作，而非首要地与他人合作。但他并非鲁宾逊·克鲁索，作为顾客、雇员或雇主，他需要别人，他必须买卖、予取，市场，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务市场都会来规范这些关系。这样，作为达到买卖目的的一种手段，最初本是形单影只、自给自足的个人与他人发生了经济关系。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关系概念基本是一样的：充满天然生物冲动的个人为满足这些冲动，必须与其他“对象”发生关系。其他个人便总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以满足那些在与别人发生关系之前产生于个人自身的冲动。弗洛伊德所谓的人类关系领域便类似于市场——系一种满足天然生物需求的交换，此间与他人发生的关系总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但绝非目的本身。
本书的分析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它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不仅如此，它还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这并非好像一方面是满是天然冲动的个人，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社会，或满足或挫败这些与生俱来的嗜好。虽然人人都有诸如饥、渴、性等需求，但是，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或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的抑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换言之，社会不但具有压抑功能，而且有创造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虑都是一种文化产物；实际上，人自身就是人类不断奋斗的最重要的创造物和成就，其记录便被称为历史。
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恰恰就是理解人的创造这一历史进程。人的性格为什么会随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某些明确改变？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与中世纪的不同？为何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的性格结构与19世纪的不同？社会心理学必须了解或好或坏的新能力及新激情是如何产生的。因此我们发现，例如，从文艺复兴到现在，人总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名声的野心，这种目前已是司空见惯的欲望在中世纪人身上却体现甚微。
人类在同一时期还发展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爱自然的情感。
再者，从16世纪起，北欧国家的人发展出了一种努力劳动的观念，这在以前恰恰是自由人所缺乏的。
然而，历史不但造就了人，人也造就了历史。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恰恰就是社会心理学的领域。
其任务就是，不但要阐明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激情、欲望、焦虑是如何变化发展的，而且要揭示被塑造成特殊形式的人的能量又是如何反过来变成生产力、塑造社会进程的。比如，追求名声与成功及拼命劳动是现代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力量。没有这些及人的某些其他力量，现代人就缺乏按照现代工商业制度的社会经济需求行动的动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本书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因为本书实在不敢恭维弗洛伊德所谓的历史本身就是心理力量的结果，并受社会条件影响的这一论点。本书也不敢恭维那些忽视人在社会进程中作为动力因素存在的理论。本书不但批判那些意欲把心理问题排除在社会学之外的社会学理论（如涂尔干及其学派），而且要批判那些多少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有染的理论。众所周知，这些理论假设人性自身不具备动力，心理变化不过是为适应新的文化模式而发展起来的新“习惯”。尽管这些理论也言及心理因素，但同时又把它贬低为文化模式的一个影子。只有弗洛伊德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动力心理学才能走得更远，而不是空言人的因素。尽管无恒常不变的人性，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人性可以无限延伸，能够不用发展一种自己的心理动力即可适应任何环境。人性固然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产物，但也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机制与规则。心理学的任务便是发现这些机制与规则。
在这方面，读者似乎有必要全面了解迄今为止我所讲的东西和即将讨论到的“适应”一词的含义。本讨论还将说明所谓的心理机制与规则的含义。
区分“静态适应”和“动态适应”似乎很有裨益。所谓静态适应是指模式上的适应，整个性格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只不过采纳一种新习惯。此类适应的一个例子便是弃用中式餐饮方式，而就西式刀叉。来美国的中国人自会适应这种方式，但它本身并不影响性格；它不会引起新的冲动或性格特征。
所谓动态适应是指，譬如，一个孩子屈服于他严厉可怕的父亲，他实在太惧怕父亲了，不敢违抗，从而变成一个“好”孩子。他在自我适应环境需要时，发生了某些内在变化。他对父亲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敌意，但又必须压抑它，表达出来甚或清醒地意识到它，都十分危险。然而，这种被压抑的敌意，虽然没表达出来，但却成了他性格结构里的一个动态因素。它可能造成新的焦虑，并进而使他更加屈服；它也可能产生一种模糊的反抗，虽非针对任何个人，但实际上却针对整个生活。这里所说的适应，同前面所讲的第一种适应一样，系个人自我适应某种外在环境，但却在他身上产生新东西，引发新的冲动和焦虑。每位神经症患者都是这种动态适应的例子之一。本质上，它是对诸如不合理因素及总的来说对儿童生长发育不利的外部环境的适应（尤其在童年早期）。同样，社会群体中存在的强烈破坏或虐待冲动之类的类似于神经症现象的社会心理现象（为何不称之为神经症，容后再论），便是对不合理的、有害于人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动态适应。
除适应的类型问题外，我们还必须直面其他问题：是何种力量迫使人自我适应各种可以想见的生活环境？其限度又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现象便是，人性中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个事实。那些使人据以有别的冲动与性格特征显示出极大的伸缩性和适应性，譬如爱、破坏欲、虐待狂、臣服倾向、贪求权力、超然性、自大狂、节俭欲、感官享乐及对声色犬马的恐惧等。人身上这些及其他许多冲动和恐惧的发展是对某些生活环境的反应。它们并非尤为灵活易变，因为一旦它们已变成人性格的一部分，就不会轻易消失或变为其他冲动。但在下列情况下它们又是灵活易变的，即个人，尤其是处于童年期的个人，会根据其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模式，发展成或此或彼的需求。这些需求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并非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部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发展、得到满足。
与这些需求相对，人性中还有某些不可或缺的成分，如饥、渴、睡眠等。它们必须永远得到满足，即这些需求是植根于人的物质机体中的。每种需求都有一个限度，达不到限度，需求便得不到满足，便无法忍受；超过了限度，希望满足需求的倾向便具有一种强大的冲动。所有这些物质化的需求可以用自我保存需求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自我保存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满足，从而它们构成人行为的首要动机。
简而言之，人必须吃、喝、睡、保护自己免受敌人侵害，等等。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劳动生产。但是，“劳动”绝非抽象的东西，它总是具体的劳动，即在某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某种特定劳动。一个人的劳动身份在封建制度下可以是奴隶，在普韦布洛印第安小村落中可以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是独立商人、现代大商场的女售货员、大工厂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些种类各异的劳动需要的人格特质是完全不同的，还造成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人一出生，他的舞台便准备好了。他得吃喝，得劳动；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在特定环境下劳动，不得不以他赖以生存的那种社会所决定了的方式劳动。原则上，作为个人的他是无法改变生存需求和社会制度这两点的。这两点还决定了其他那些更具可塑性的特性的发展。
正如经济制度的特定性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便成为决定整个性格结构的首要因素，因为急切的自我保存需求迫使人接受他生存的环境。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同别人一起，对某些经济和政治变革施加影响。但是，人的人格主要是由特定生活模式塑造的，因为自孩提时代起，他就借家庭这个媒介面对它。家庭具备了某一特定社会或阶级的所有典型特征。
生物化的需求并非人性中唯一的强制性需求。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刻不容缓的需求，它虽不植根于肉体过程中，但却深植于人类模式的本质与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这种与他人发生联系并不等同于身体的接触。一个在物质意义上与世隔绝多年的个人可能在观念、价值或至少在社会模式上与外界相连，这些东西给他一种共同感和“归属”感。反之，他或许生活在芸芸众生中，但却完全感到孤独，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其后果便是患以精神分裂症为典型代表的精神病，我们可以称这种在价值、符号、模式方面的缺乏联系为精神孤独。它与物质孤独一样难以忍受，而后者只在意味着精神孤独时才会无法忍受。精神上与世界相连可以有多种方式，斗室中信仰上帝的僧侣，牢囚中与战友同仇敌忾的政治犯在精神上是不孤独的。
在最最陌生的环境中，身穿晚礼服的英国绅士和远离同胞的小布尔乔亚，他们对其国家或民族象征的感觉是相同的，他们并不孤独。与世界联系的种类或显或微，但即便以最卑微的模式相联系，也远胜于孤独。宗教与民族主义，以及任何无论多么荒唐和低贱的风俗和信条，如果仅仅使个人与他人相连，也是逃避最令人恐惧的“孤独”的避难所。
巴尔扎克在《发明家的苦难》里的一段话里，深刻地描绘了逃避精神孤独的这种迫切需求：
但是，要铭记一件事，将它深深印入你灵活异常的脑海里：人惧怕孤独。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孤独是最可怖的。高级隐士们与上帝同在，他们居住的世界热闹非凡，是个精神的世界。一个人，无论是麻风病人还是囚犯、罪犯抑或病人，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找一个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伙伴。为满足生命自身的这个欲望，他竭尽全力，倾其所能，终生不渝。如果没有这种压倒一切的欲望，撒旦怎会找到伙伴？人可以就此主题创作一部完整的史诗，它将是《失乐园》的序言，因为《失乐园》不过是反叛的告白。
任何回答为什么人那么强烈地惧怕孤独的企图，都会将我们大大引离本书的主题。然而，为了不使读者对与他人连为一体的需求感到神秘，我还是愿意根据我的看法，指明答案的方向所在。
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人只有同他人进行某些合作才能生存。在任何一种可以想见到的文化中，如果人想生存，就必须与他人合作，无论意在御敌抑或防御自然危害，还是意在劳动生产。即便是鲁宾逊·克鲁索，也有他的“星期五”为伴，没有“星期五”，他不但可能发疯，更可能早就死掉了。孩提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这种非常强烈的需要他人帮助的体验。就儿童实际上在所有重要功能方面无法照顾自己而言，与他人交往便是儿童生死攸关的大事。陷入孤独势必是对儿童整个生存的最致命威胁。
然而，使“归属”需求变得那么强烈的因素还有一个：主观自觉意识，即人借以认识到自己是个异于自然及他人的个体的思维能力。下一章将会讲到，尽管这种意识的程度各异，它的存在还是使人面临一个本质上的人为问题：由于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及他人不同，意识到——哪怕非常朦胧地——死亡、疾病、衰老。与宇宙及其他所有非“他”的人相比，他必然备感自己的微不足道（insignificance）与渺小。除非他有所归依，除非他的生命有某种意义和方向，否则，他就会感到自己像一粒尘埃，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感所压垮。他将无法同任何能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并指导其方向的制度相联系，他将疑虑重重，并最终使他行动的能力——生命——丧失殆尽。
在深入探讨之前，小结一下我们已指出的关于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方法是大有裨益的。人性既非一个生物上固定不变的天生欲望冲动的集合体，亦非文化模式的毫无生机的影子，可以轻松自如地适应它；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也有某些固有的机制和规则。人性中的某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物质化的冲动必须得到满足，避免孤立与精神孤独。我们已经看到，个人不得不接受决定于任何特定社会的生产分配制度的生活模式。在适应文化的动态过程中，一些强烈的激发个人行动与感情的欲望冲动发展起来。个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些冲动，但无论如何，一旦它们发展起来，就是非常强烈的，就亟需满足。它们化成的强大力量反过来又对社会进程的塑造效用非凡。经济、心理及意识形态诸因素相互交错的程度如何，以及就此人们能进一步得出何种普遍性的结论，我们将在下文分析宗教改革和法西斯时再行讨论。
我们的讨论将紧紧围绕本书的主题：即人从人与自然的原始一体状态中获得的自由愈多，愈成为一个“个人”，他就愈别无选择，只有在自发之爱与生产劳动中与世界相连，或者寻求一种破坏其自由及个人自我完整之类的纽带与社会相连，以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