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这是一项很浩大的任务，全部完成，尚假时日。本书便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的潜在威胁，使我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化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因为只有在分析现代人整个性格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全面理解自由的含义，所以，如果我把已完成的研究我们文化中人的性格结构的成果介绍给读者，那我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事实上，我也必须时常提到某些概念和结论，但囿于本书的范围，又无法详细解释。至于其他一些意义重大的问题，则往往只能一笔带过，有时甚至略而不提。但我觉得，心理学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认识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我认为，强调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当前形势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心理学的作用。社会进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欲望与恐惧、激情与理性、选择善恶的倾向。要认识社会进程的动力，就必须认识运作于个人内部的心理进程之动力，正如要认识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在塑造他的文化环境里加以考察。本书的主题就是，前个人状态社会（Pre-individualistic Society）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虽然本书只是一种诊断而非预言，只是一种分析而非解决方案，但它也能给我们的行动指明方向。因为，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本书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给我很大鼓励，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批评，在此恕不一一致谢。读者将在脚注中看到本书吸取了许多作者的观点，在此要特别表示感谢。但是，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本书的面世做出直接贡献的人。首先要感谢伊丽莎白·布朗小姐就本书的总体结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其次要感谢T.伍德豪斯先生帮助我整理原稿，感谢A.塞德曼博士在本书有关哲学问题上提供了帮助。

承蒙下列出版单位的特许，使我得以大量引用它们出版的资料。费城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编译的J.加尔文著、J.艾伦译《基督教要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经济及公法研究，选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J.S.夏皮罗著《社会改革与宗教改革》；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艾德曼斯出版公司出版的马丁·路德著、H.科尔译《论意志的不自由》；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出版的R.H.托尼著《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阿道夫·希特勒著《我的奋斗》；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J.布尔克哈特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艾里希·弗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