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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坊，是唐代始设的官属宴乐机构。在设置教坊之前，所有宫廷的礼乐与筵宴之乐均由太常寺统辖，基于宫廷官员认为太常寺应为掌管礼乐之司，不应任由俗乐混于其间，才奏请皇帝另设机构管理筵宴俗乐。这是设置教坊的主要动因，唐代教坊是以筵宴俗乐为标志的。唐代社会的繁荣，造就了音乐文化的繁盛，多种音乐形态在这里汇聚，多种新的音乐形式在这里创造。唐音乐文化在与多国、多地区的音乐文化交流融合中成为当时东方社会最先进的形态。周边国家与地区音乐文化在此汇聚的同时，也将这里经加工、融合改造过的音乐文化向周边输出，诸如高丽、日本等国度都从唐代的中国接受了许多。
应当看到，唐帝国的西部疆域可达咸海一带，许多现在版图上为中亚、西亚的区域，当时是在大唐帝国的版图之内的。这些与中原音乐不同的种类和风格，引起了当时皇族的极大兴趣，不断有一些西部疆域内外的乐部引入宫廷。这便是自隋代以来的七部乐、九部乐以及十部乐。除了燕乐、文康伎、清商伎属于中原的产品，天竺、高丽等属于外国的品种，其余诸如安国、康国、龟兹、疏勒、高昌等（有些乐部虽无以上乐部名称响亮，却也是西部疆域之内的，诸如石国乐、于阗乐等）多为当时西部疆域之内的乐部。这些乐部以不同于中原的音乐风格和结构特色、热烈而奔放的音乐语言受到推崇，皇帝的喜好更促使上行下效，以致“洛阳家家学胡乐”局面之形成。
教坊建立之初，明确为筵宴俗乐的音乐管理、演出和创作机构，成为大唐盛世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教坊乐的繁盛也成为唐代音乐文化繁盛的重要标志。教坊在初起阶段，更多是以机构的形式而广为人知。宫中教坊，又有宜春院、梨园等分支，同时在东都洛阳又设外教坊，一时间，宫廷内外的筵宴俗乐得到极大的繁荣。音乐主要是用来娱人，上行下效，府县之地亦成立了各自的教坊机构。宫廷教坊的主旨非常清楚，就是筵宴俗乐，而府县没有太常寺治下的相应机构，府县教坊要兼顾各级衙门中的礼乐和筵宴俗乐。
唐代教坊可能不仅限于宫廷与东都洛阳，《闻喜县志》卷之九“古迹”条载：“梨园，在县东五十里，唐太平乐府教坊。”我查手边能见到的其他史料，未见太平乐府教坊的记载。但是，闻喜县博物馆张英俊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闻喜的裴氏家族自北魏至隋唐已成望族。初唐时的佐命大臣裴寂被封为闻喜县公，其后则有裴矩、裴行简、裴度等唐代重臣。这些显贵们有倚权自重，仿效京师建教坊梨园的可能。现今闻喜县仍有“礼元”（梨园）镇的地名，据传为当年“梨园”旧地。当时只宫中方有、由玄宗一手建起的内教坊中梨园名称，竟然在远离京师之地亦有使用，倒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府县教坊，在《明皇杂录》中已有记载，但梨园的名称在唐代一位显贵的家乡出现，却是少有。
教坊中存有的多种音乐形式、众多的曲目，渐渐形成了与太常之乐不同的特色，因而成为一种音乐风格的代称，即教坊乐。一说到教坊乐，显然是与燕俗之乐相联系的。
教坊，最初作为音乐机构，其职能比较清楚。正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当教坊乐的风格形成之后，上行下效，在州县之地也设置教坊，从而形成了教坊乐自上而下的完整体系，教坊俗乐的风格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在机构的设置和音乐风格上，都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得以体系化。虽然在宋代教坊又回归太常寺所辖，但教坊乐的风格已经形成，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筵宴俗乐的代称。辽宋金元，以至明清时代，均如此。太常是宫廷中的音乐机构，即便是后来教坊回归，它们之间虽有依附关系，但地方官府中并无太常，其礼乐是由教坊兼任的。地方上的教坊实际上承担了宫中太常和教坊所承担的全部职能。
从音乐形态上讲，地方教坊可以囊括多种形式的音乐。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感觉到乐户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了。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音乐机构，正是这样一种以贱民为主的乐人制度，使得中国传统音乐体系化，教坊作为一种机构以及音乐风格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实际影响也就昭然了。教坊主要构成人员的乐户，也成为教坊的代名词。教坊标志着宫廷燕乐的进一步俗乐化和非仪式化。段安节《乐府杂录》载：
古乐工都计五千余人，内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
陈旸《乐书》卷一八八《教坊部》载：
唐全盛时，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员，梨园三百员，宜春、云韶诸院及掖庭之伎，不关其数。太常乐工动万余户（项按：可见太常也是乐户的地盘）。
唐太常乐工实行由各府县乐籍分番上下轮值制度，“动万余户”，是开元天宝时太常乐工之总数，“五千余人”，是其常住京都之人数。教坊人数占据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崔令钦《教坊记》载曲名343种，就音乐的族别看，以汉族歌曲为多；就所配歌辞的形式看，以杂言的曲调为多；就曲名所反映的歌曲内容看，以表现牧羊、采桑、摸鱼、拾麦等劳动生活，以及念家、归国、想夫、望远等民众感情的曲调为多。日本所传的唐代乐曲，主要是教坊曲。敦煌写本中所见调名，绝大多数也见于《教坊记》。教坊曲是唐代最流行的一批乐曲的集合，可视作隋唐燕乐的代表
。
曲子的大量产生，是设立教坊的结果。教坊妓的歌唱，造成了隋至盛唐的曲子辞繁荣。
教坊建立之始，是以集中俗乐和表演俗乐为职志的。玄宗所立的教坊，“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
，据崔令钦《教坊记》，开元、天宝间教坊所掌的乐曲达343种之数。花蕊夫人《宫词》追记盛唐音乐盛况说：“太常奏备三千曲。”可以说，这些新乐曲的大批产生，是在教坊建立，从而造成俗乐汇流、民歌集中的条件下实现的。
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在州县等地设置教坊已成普遍现象。州县教坊与宫中教坊相同，均为声色娱乐之地。明朝中叶以后，城市工商业长足发展，娱乐业随之愈加兴盛，教坊的含义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五杂俎》云：
万历年间，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
教坊成为官妓的代称，所谓隶郡县为乐户者，其实也属官妓。这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这一阶层人员的认识，反映出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其实，这种观念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工商业发达的重镇地区，但从山西的情况来看，虽然乐户们在乡间也因其行为和职业等多方面的原因为社会所鄙视，却更多沿袭了唐宋以前的乐户传统，不似商业重镇那样完全以妓女的身份而论。这种为地方官府、王府承值，道路、礼仪、筵宴服务的官鼓手群体，散居在民间，并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这与城市中以妓院的形式生存的一群有相当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