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屋

我们的监狱建在一所堡垒的边上，就在堡垒的土壁旁边。有时候从围墙缝隙里向外面看望：看看能不能看到点儿什么——但只看见天空的一角和高耸的、长满杂草的土壁，还有哨兵们在土壁上日夜来回巡逻：你会立刻想到，在过了整整的几年以后，你走到围墙那里，朝缝隙里看望，还会看见同样的土壁，同样的哨兵和同样一小块儿的天空，并不是监狱上面的天，却是另一个辽远的、自由的天。你臆想出一个二百步长和一百五十步宽的大院，周围用高高的栅栏圈住，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六角形。这栅栏是用高高的木桩做成的，这些木桩深深地插进土里，紧紧地互相挨着，用横木板钉牢，顶端极为锋利：这就是监狱的外墙。在这外墙的一端，设立了一个坚固的大门，永远关着，且永远有哨兵日夜看守。除了有特别的事件，以及放犯人出去做工的时候，才开大门。大门外是光明的、自由的世界，人们生活着，和大家一样。但是在围墙里面，对于那个世界，却看起来像一个无从实现的儿童故事。这里有截然不同的特别世界：这里有自己的特别法律，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和习惯，这里是一座真正的死屋，这里的生活方式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人们也是特别的。而这个特别的角落，正是我要着手描写的。

你一走进围墙，就看见里面有几所房屋。在宽阔的内院的两边，蜿蜒着两排长长的、单层的板房，那是狱室。里面住着罪犯，是依照等类安置的。在围墙的深处还有一所板房，那是厨房，分成两部：再下去还有一所建筑物，在它的屋顶底下设有地窖、杂物间和马厩。院子的中心是空的，是一块儿相当大的平地，犯人们在这里排班。早晨、中午和晚上，查验人数和点名，有时每天还要点几次——这要看看守人的疑心程度，还要看他们能不能迅速地计算出人数而定。周围，在建筑物和围墙之间，还留下极大的地方。罪犯中有些不善交往。性格阴郁的，喜欢在非工作的时间内上建筑物的后面去，悄悄地躲开大家的视线，想自己的念头。我和他们在散步时相遇，也喜欢审视他们那阴郁的、打了烙印的脸，猜他们在想些什么事情。有一个苦役犯，他有一项心爱的工作，就是在空闲的时候数木桩。这些木桩有一千五百根，他全数得清楚，而且认得出来。每根木桩等于一天：他每天数一根，因此从那些没有数过的、剩余下的数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还要在监狱里待多少天才满期。他在数完六角形的某一边的时候，感到了由衷的喜悦。他还要等候许多年，但是在监狱内是有时间学习忍耐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罪犯在狱中待了十年之后，终于得到自由，和同伴们告别的情景。有人还记得他最初走进监狱里来的时候，还年纪轻轻，无忧无虑的，不去想自己的犯罪和刑罚。但他出去时，已经变成头发斑白的老人，带着阴郁和忧愁的脸。他默默地走过我们的六间狱室。每走过一间狱室的时候，他就向神像祈祷，然后向同伴们低低地，齐腰鞠下躬去，请他们不要记他的仇。我还记得有一天，一个罪犯，以前是西伯利亚殷实的农民，在薄暮时被唤到大门前去。在半年以前，他接到消息，说他以前的妻子改嫁了，便感到深刻的忧愁。现在她自己到狱里来，叫他出去，施舍给他钱。他们谈了两分钟，两人都哭出声来，永远地别了。在他回到狱室里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是的，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学会忍耐的。

天色一黑，我们大家就被带到狱室里去，关闭了一整夜。我从院子里回到狱室里的时候永远感到难过。那是一间长长的、低矮的、闷热的屋子，蜡烛黯淡地照耀着，发出沉重的、窒息的气味。我现在还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里住上十年。我的三块木板的床铺：这就是我所有的地位。一间屋内有三十多人被安置在同样的铺板上面。冬天关得早，必须得等候四小时，大家才都睡着。在那之前——是喧哗、吵闹、哄笑、辱骂和铁链的声音，腐气和煤烟，剃光的头颅，烙印的脸，一切都是可诅咒的、可诽谤的……是的，人是有活力的！人是能够习惯一切的生物，我觉得这是给人所下的最好的定义。

一共有二百五十人被关在狱中——几乎是经常的一个数目。有些人刚来，另有些人期满被释，还有些人死去。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俄罗斯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代表。这里也有外族的人，甚至还有几个苦役犯是来自高加索山区的。这些人全按犯罪的程度加以区别，那就是以刑期作为区别的依据。可以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犯人。平民阶级的流犯们成为全狱的主要基干。那是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们，被社会割弃的碎块儿，脸上被打上了烙印，那是被世界遗弃的一个永久的证明。他们被遣送到这里来充当八到十二年的苦工，然后就分遣到西伯利亚各乡镇充当苦役犯。——有些罪犯属于军人阶级，并未被剥夺公民权，像在一般的俄国军人罪犯营团内的情形一样。他们被遣送到这里，期限很短；期满后立刻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充当士兵，到西伯利亚的常备军营里去。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几乎又立刻回到监狱里，因为又犯了第二次的重罪，这就不再是短期了，而是二十年的期限。这个等级称为“终身犯”。尽管是“终身犯”，但他们的公民权并没有被完全剥夺。最后还有一类极可怕的罪犯，多半是军人，人数很多。这类人被称作“特别部”。这些罪犯从全俄罗斯的各处被遣送过来。他们认为自己是永久的罪犯，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做苦役的期限。从西伯利亚开办罪犯的苦工制度以来，他们就被禁闭在狱内。“你们有期限，我们却一辈子做苦工”——他们对别的罪犯说。我后来听说，这个种类业已取消。此外，在我们的堡垒中也把平民阶级的那个办法取消，只剩下了单一的普通军犯。当然。监狱的长官也随着一起更换了。所以我所描写的是旧事，是早已过去的事情……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这一切好像是在梦中似的。我还记得，我是如何走进监狱里去的。那是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天色已黑，人们刚做完苦工回来，预备点名。满脸络腮胡的班长终于给我打开了那个奇怪房屋的门，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待了这许多年。忍受这许多感触，这些感触如果不是真的亲身经历过，我甚至不会生出类似的概念来的。

譬如说，我绝不会想到：对于我在这十年的刑期里，我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待过；一次也没有，甚至连一分钟也没有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令人痛苦的呢？工作时永远有卫兵看守，在狱室里就和两百名同伴在一起，没有一次，没有一次是一个人的，不过我必须习惯的仅只是这些吗？

这里有偶然的杀人犯和职业的杀手，也有强盗和土匪的首领，还有普通的骗子和浪人——专门掏别人腰包的扒手。还有一种人很难弄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被送来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模糊的，而且是痛苦的，像喝了昨天的毒酒一样。他们一般也不大讲自己过去的历史，显然是不愿想起过去的一切。我知道他们中间甚至有些杀人犯具有快乐的性情，而且从来不露出忧郁的样子。

我敢打赌，他们的良心从来不会使他们感到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但也有些阴郁的脸庞，他们几乎永远是沉默的。总之，他们不会讲述自己的生活，而且好奇是不时髦的。不合这里的习惯的，他们都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偶然有人为了无事可做而谈起来，别的人只是冷淡而且阴郁地听下去。谁也不能使任何人感觉惊异。“我们都是认识字的人”——他们时常说。露出一种奇怪的自满的态度。我记得，有一个强盗喝醉了酒（在狱内有时可以喝酒），开始讲述他如何杀死一个五岁的男孩：他起初用玩具哄骗他，引诱他到一间空马厩里去，然后把他杀死。整个狱室的人本来在嘲笑他的玩笑话，后来竟齐声一致地叫喊起来，那强盗不能不沉默了；他们的叫喊并非由于愤激，而是因为不应该讲这种事情，因为讲这种事情是不合这里的习惯的。我要顺便声明的，这些人确实认识字，这是从“识字”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上讲的。他们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会读书写字。你不妨在聚集着许多俄国人的任何别的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人的一堆来，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半数是识字的？我后来听说，有人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识字是害人的。

这当然是错误的结论，在这件事上完全有另外的原因。虽然不得不承认识字能激发人类的自信心，但还并不是缺点。——罪犯的种类按衣服来分辨：有些人上衣的一半是深褐色的，另一半是灰色的；裤子的一只脚是灰色的，另一只脚是深褐色的。有一次，在做工时，一个卖面包的小女郎走近罪犯们的身边，审视我很长时间，然后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嗤。真是不好看！”——她喊道。——“灰色布不够，黑布也不够！”还有些人的布衫只用一种灰色的材料制成，但是袖子是深褐色的。头发也剃得不相同：有些人头发的一半顺着脑袋剃光，另一些人的头发却剃得很斜。

乍看上去。在这个奇怪的家族里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来：连个性最突出、最古怪的人物，也都努力和全狱的共同点协调起来。一般说来，这班人除去不多的几个消耗不尽的快乐的人以外——他们因此遭到大众的鄙视——其余的人全是阴郁、猜忌，既好虚荣，又爱说大话，动不动就生气，是十足的形式主义者。对任何事情都不露出惊异的神情，才能成为极大的善德。大家都在应该保持如何的态度上面发了疯。但是极傲慢的态度有时竟像闪电般迅速地变为最畏葸的神情。有几个真正有力的人，他们的态度十分自然，并不装腔作势。但是说也奇怪！这些真正有力的人中间有几个虚荣到了最后的、极端的，几乎是变态的地步。一般说来，把虚荣和外表放在第一个位置上面的人，都已受了腐化，卑鄙得很。谣言和诬蔑是一直在发生着的，简直就是地狱，极端的黑暗。但对于狱中的规章和平日的习惯，谁也不敢加以反抗，大家都服从着。有些个性很强的人，起初虽然觉得这种制度很难遵守，但到底还是服从着。还有些人走进狱内，他们太好冒险，太越出常规。太任性，连他们所犯的罪都仿佛是身不由己的，仿佛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是在梦中，在迷糊中做下来的；经常是由于兴奋到最高程度的虚荣心而做下来的。但是到了我们这里，他们立刻被包围住了，尽管有些人在没有进狱之前是整座城市或整个村庄的恐怖分子。那个新进来的人向四周望了一下，立刻看出他落到一个不适宜的环境里了，这里不会使任何人有所惊异，也就不知不觉地安静下来，落人共同的基调里去了。

这个共同的基调，外表上是用一种特别的、自我的尊严组成的，几乎每一座监狱内的居民都深深地浸润在这种自我尊严的情感中。苦刑犯和被判刑者的称号好像成为一种头衔，而且是荣誉的头衔，没有一点点的羞耻和忏悔！不过也有一种外表上的谦逊，所谓公式化的悠闲的空论：“我们都是已经堕落了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既然在自由的时候不会生活，那么现在只好穿绿街 ，站班候验了。”——“在家不听从父母的话，现在只好去听鼓声 。”——“既然不高兴用金线缝衣。现在只好用锤子击石。”这套话时常说了出来，当作教训，且当作日常的口头语，但从来不是当真的。这不过是空话。他们中间不见得有一个人会在内心里自觉承认自己真的违法。

如果有人试图责备一个罪犯，骂他不应该犯罪（虽然责备罪犯并不和俄国人的精神相合）——那么，那个人所遭到的咒骂是不会有穷尽的。他们大家真是骂人的能手！他们会细腻地、巧妙地骂人。他们的咒骂已变为一种艺术；他们努力说出不但是恼怒的话语，而且是恼怒的意义、精神和观念——这更加细致些，更加恶毒些。不断的争论使这艺术在他们之间更加发展。这班人全是在木棍底下工作着的，因此他们是懒惰的，也就是受到腐化的；如果以前没有腐化，那也是在流放中腐化了的。他们大家聚到这里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他们彼此都是陌生的。

“魔鬼必须先穿破三双草鞋，才能把我们聚成一堆！”——他们自己对自己说。因此，谣言、阴谋、婆婆妈妈的谗言、妒忌、争执、仇恨，永远处于这个黑暗的生活中的首要位置。没有一个泼妇会像这些杀人犯中的几个人那样地搬弄是非。我要重复一句，他们中间也有坚强的人，这些人习惯于命令别人和出人头地，他们老练沉着而且无所畏惧。这些人似乎受到大家不由自主的尊敬；他们虽然时常很顾及自己的荣誉，但努力不使别人为难，不参与无聊的咒骂，保持特别尊严的态度，好讲理性，几乎永远服从长官——并不根据服从的原理，也不出于义务的感觉，却仿佛依照某种契约。感觉到相互的利益。然而，人家对待他们也很谨慎。我记得，在这类的罪犯中，有一个人具有无畏的、坚决的性格，长官晓得他有野兽一样凶悍的脾气，为了犯什么错而被叫出去受刑。那时正是夏天，大家都没有干活。那位直接管辖监狱的少校，亲自来到我们监狱大门旁边的卫兵室里监视处刑。这位少校是决定罪犯们命运的人物。他把他们弄得见了他就战栗的地步。他们最害怕的是他那锐利的、野兽似的眼神，在这眼神底下是什么东西都会无所遁形的。他好像并不需要用眼睛看就知道了一切。他走进监狱的时候，已经知道在监狱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情。罪犯们称他为八眼人。他的管理方法是错误的。他只是采用疯狂的、恶狠狠的行为使那些狠恶的人更加狠毒；如果他的上面没有监督官，一个正直的、有判断力的人，有时可以制止他的野蛮行为，他一定会闹出极大的乱子来的。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得到善终的！后来，他在健康的状态下辞职了，虽然也曾受过法庭的裁判。

那个罪犯被传唤时吓得脸色惨白。他平常总是默默地、坚决地躺到鞭子底下，默默地忍受刑罚，受完刑罚以后就轻松地站起来，冷淡地，而且用哲学家的态度看待这次的倒霉事件。人家永远十分谨慎地对待他。但是这一次，他不知什么原因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他脸色惨白，瞒着卫兵将一把锋利的英国制鞋匠用刀塞进袖子管里。狱内是严禁使用刀子和一切尖锐工具的。时常实施搜查，而且是突如其来的，非同等闲的搜查，刑罚也是残忍的。但是因为在小偷决定特别藏着什么东西时，难以在他身边搜查出什么来。又因为刀子和工具是狱内日常需用之物，所以虽然施行搜查，这些东西是不会消灭的。即使被搜去，也立刻会重新置备起来。全狱的人都奔到围墙那里，屏住气息向木桩的隙缝里张望。

大家都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不打算受鞭笞，看来，那位少校的末日到来了。但是，在最后的一分钟内，我们的少校竟然坐上马车走开，并委托其他的军官执行刑罚，“上帝把他救了！”——罪犯们后来说。至于说到彼得罗夫，他十分安静地接受了刑罚。他的怒气随着少校的离开而消失。罪犯会服从而且顺从到一定的程度为止；有一个限度，是不能越过的。顺便说一下：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急躁的心理和执拗的脾气的发作更有趣了。时常忍耐了几年，十分恭顺，忍受着最残忍的刑罚，忽然为了一点儿小事，为了一点儿琐事，甚至几乎并不为什么。就发作了出来。从另一些人的眼光上看来，甚至可以称他为疯子；但人就是这样的。

我已经说过。几年以来，我没有在这些人中间看见过丝毫的忏悔，也没有看见他们对于自己的犯罪感到一点点的沉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内心里认为自己是完全有理的。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坏榜样、蛮横、虚伪的羞耻等等，成为一切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谁又能说他透彻地观察到了这些受到创伤的人的内心深处，并且读到其中隐秘的、为全世界所不知道的一切呢？

这许多年来，本来是可以在这些人的心里觉察出一点儿什么，捕捉到足以证明内心的烦闷和悲哀的一点儿性格。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做过。是的，犯罪大概不能用已有的、准备好了的眼光去加以理解。他的哲学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还要复杂一点儿。当然，监狱和强迫工作的制度不能使一个罪犯洗心革面；这种制度只是惩罚他，给予社会一个不再有罪犯破坏它的安宁的保障。监狱和加强的苦工不过是助长了罪犯心中的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轻浮而已。但是，我深信。即使是再严密的制度也只能达到虚伪的、欺骗的、外在的目的。它从人的身上吸收生命之源，使他的心灵变得衰弱，使它惊吓，然后再将一个精神上业已干枯的木乃伊，半疯的人，当作改过与忏悔的范本那样地表现出来。所以，对社会反抗的罪犯自然怨恨它，几乎永远认为自己是有理的，而认为它是错的。

再说，他已经从社会方面忍受了刑罚，因此几乎认为自己的犯罪是业已洗净，且已一笔勾销了的，从这种见解上可以判明，罪犯本身是几乎必须加以饶恕的。最后，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断定，几乎不用再替罪犯本人进行辩护了。尽管存在着那么多的观点，但每个人都应该承认，有一些罪，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依照各种不同的法律，从社会建立的时候起，都被认为无可争辩的犯罪，且将永远认为如此，只要人类还存在，就一直是这样。我会在狱中听到人们讲述一些极可怕的、极奇特的行为，极怪诞的谋杀案件，而且是带着阻拦不住的、十分孩子气的、非常快乐的笑讲出来的。

有一个弑父的凶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是贵族出身，做过官，而在他的六十岁的父亲看来，是类似于浪子一类的人。他的行为完全不合轨道，负了一身的债。父亲限制他、劝他，他的父亲有房产、有村庄，可能还有现钱，于是儿子为了贪图遗产就把他杀死了。这个案件在过了一个月之后才被破案。凶手自己向警察报告，他的父亲失踪了，不知去向。

整整一个月之内，他过着极荒唐的生活。终于趁他不在的时候。警察发现了尸体。院子里有一条排污水的暗沟，用木板盖住。和院子一样长。尸体就放在这暗沟里。死者的穿着十分整齐，白发的头颅被砍掉了，但还装在躯体上面，凶手在头底下放了一个枕头。他没有供认出来：他被剥夺去了贵族的头衔和官爵，流放做苦工二十年。我和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处于极佳的、快乐的心情中。他是轻佻的、浮动的，且十分无思虑的人，虽然完全不傻。

我从来看不出他有特别残忍的性格。罪犯们看不起他，不是为了他所犯的罪——大家早就忘记它了——却为了他的傻劲儿，为了他不会做人。他在谈话时，有时想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论他们家庭里遗传下来的健康体格的时候，说道：“你瞧，我的父亲，他一直到他死时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的疾病。”这种野兽般的无感觉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是稀有的现象；他的体格里总有什么缺点，有某种肉体上的、精神上的残废，为科学所不知晓的，而不是普通的犯罪。我本来不相信这个罪犯。但是知道他过去同城的人们把这件案子全都讲给我听。事实明显得不能不使人相信。

有一天夜里，罪犯们听见他在梦中呼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的脑袋砍去，脑袋，脑袋……”

罪犯们差不多都曾在夜里说过梦话。他们咒骂、说黑话，刀、斧这些凶器，时常在他们说梦话时挂到他们的舌头上去。“我们是挨打的人”——他们说——“我们的内脏都被打得稀烂，因此我们在夜里呼喊。”

官方规定的强制性苦役并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义务。罪犯干完自己的工作，或者熬过法律上规定的工作时间后就回到监狱里去。他们仇恨工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特别的工作，可以使他把全部的智慧都用在这上面去，那他们是不能在狱中居住的。这班人在智识方面的发展都很正常，他们曾经过着痛痛快快的生活，而且希望这样生活下去，现在却被强迫地拉到一堆里，强迫他们和社会，和正常的生活相脱离，那么这班人怎么能正常地、有规律地、用自己的意志心甘情愿地生活下去呢？

仅仅是无所事事这一点，他们的身上就会发展出他们以前没有理解到的那些犯罪的本质。没有工作，且没有合法的、正常的工作，人就不能生活下去，会变坏，会变为野兽的。因此，监狱内每个人由于自然的需要和一种自我保存的情感，都有自己的技艺和职业。

在那漫长的夏日，整个白天几乎完全被强制性的工作填满；短短的夜间不见得有睡够的时间。但是到了冬天，按照章程，罪犯等到天一黑，就应该禁闭在狱内。在冬夜冗长而且沉闷的时间内，究竟要做些什么事呢？因此几乎每一个狱室，全不顾禁令如何的森严，都变为庞大的工场。本来劳动和工作本身是不禁止的；但是严禁在狱内自己身边携带工作器械，而没有它，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大家便偷偷地工作着，对于这些事，长官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罪犯中有许多人初次来到狱中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但经过向别人学习，后来期满释放时竟成为良好的工匠。这里有皮鞋匠、裁缝、木匠、雕刻匠、镀金匠，等等。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伊赛·布姆施坦，他既是钟表匠，又是一个放高利贷者。他们大家劳动着，赚点儿零钱。他们经常向城里去兜揽生意，接受城里的订货。金钱是来铸造自由的，因此它对于完全丧失自由的人是十分珍贵的。只要这些银子在他们的口袋里响几下，他们就会得到一半的安慰，哪怕不能用这些钱也没关系。但是金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况且被禁止的果实，其味是加倍的甜的。

在狱内甚至还可以弄到酒喝。烟斗严禁抽吸，但是大家全抽着。金钱和烟斗能够医治坏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则可以使这些罪犯从中解救出来；没有工作，罪犯们就会像蜘蛛在玻璃瓶中一样，互相吞噬。虽然如此，工作和金钱全是被禁止的。时常在夜间突然实行搜查，将一切被禁止的东西没收——无论把钱怎样藏着，有时总归会被侦探们搜到的。他们之所以不珍惜钱，而很快地就把它喝掉，一部分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就为了这个原因，狱内有酒可买。

每次搜查以后，这些犯人除了丧失自己的一切财产之外，通常还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在每次搜查以后，犯人们立刻将缺少的东西补充，立刻置备新东西，于是一切都照旧了。上面也知道这件事情，罪犯们并不对刑罚有所抱怨，虽然这样的生活像居住在维苏威火山上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没有技艺的人，就使用别的方式赚钱。有些方法是很别致的。例如，有一些人做收买旧货的生意，出卖的东西有时是监狱墙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想象出来的，不必说买卖，甚至不会把它当作东西看。狱内的人们都很贫穷，但极好做生意。最后的一块抹布都标有价格。当作做生意的筹码之用。

由于贫穷的原因，金钱在狱内具有比在自由的世界内完全不同的价值。用了极大的、复杂的劳力，只得到极少的酬劳。有些人顺利地经营着放高利贷的生意。罪犯在亏空或破产以后把最后的东西送给放高利贷的人，以向他取到几个铜币，但还须付出可怕的利息。如果他到期不赎回，那些东西便立刻被毫不加以怜惜地出售；重利盘剥的生意竟发达到收公家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的地步：例如，公家的衣服、皮鞋等——是每个罪犯在任何时间内都需要的东西。但是在抵押这类东西的时候会发生另一个转变，不是完全意料不到的：那就是抵押东西的人立刻不再多讲，走到士官长那里——狱长最亲近的人——报告关于抵押公家物品的事情，那些物品便立刻从放高利贷人的手里没收，甚至不去汇报长官。

最有趣的是，有时甚至没有争吵的事情发生：那个放高利贷的人也默默地、阴郁地交还应该交还的东西，甚至好像自己期待着会发生这种情形似的。也许他不得不自觉承认。他自己如果处于抵押人的地位上也会这样做的。如果以后有时骂两声，那么也是没有一点儿恶意，只是为了洗清自己的良心而已。

在一般的情形下，大家互相偷窃。几乎每人都有一只箱子，带着锁。作为保存公家物品之用。这是准许的，但木箱也挡不住偷窃。那里的小偷具有如何巧妙的手段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罪犯是诚恳地忠实于我的人（我这样说，没有一点儿牵强的意思），从我身边偷去一本《圣经》，那是狱内唯一允许读的一本书；他当天就自己向我承认了，并非由于忏悔，而是出于怜惜我，因为我寻觅了许多时候。

还有人卖酒，很快地赚了许多钱。关于卖酒的事情我以后要特别讲一讲，那是一桩很有趣的事情。狱里有许多人是为了走私而进来的。因此，在这样严密的检查和看守之下，怎么还会有酒运进来，是不用感到惊讶的。顺便说一句：走私依照性质是一种特别的犯罪。比如，你能想象得到，金钱和利益在有些走私犯看来，不过占据第二等的地位，其实情形确实是这样。走私的人是凭着热情而工作的，他们把走私视为自己的天职。

走私犯多么有点儿像诗人。他经常孤注一掷，做出可怕的、危险的举动，施展狡猾的手段，想出各种花样，还设法脱身；有时甚至出于某种灵感的驱使。这是一种极强烈的欲望，正如赌博一般。我在狱内认识一个罪犯。他的外貌十分魁伟，但是性情温顺、安静，简直无法想象他怎么会进到监狱里来的。他的性格那么善良，那样的和人们合得来，在他留在狱内的整个时间里，竟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他从西方的边境上跑来，为了走私入狱，自然忍受不住，于是他开始偷运酒进来。有多少次，他为了这桩事受到惩罚；他是多么的惧怕鞭笞！再说运酒这件事本身给他带来的收入就很少。因酒而发财的只有剧团管理员一人。这怪物喜欢为艺术而艺术。他像女人似的喜欢哭，好几次在受到惩罚之后，他赌咒，发誓不再偷运违禁物。他勇敢地战胜自己。有时竟忍了整整一个月，但终于忍受不住……由于有这类人物，所以酒在狱中是不会缺少的……

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会使罪犯们致富，但这项收入是源源不绝和大有好处的，那便是施舍品。我们社会中上等阶层方面无从了解那些商人、小市民和老百姓是如何关心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永远是不间断的，经常布施的几乎永远是面包和面包圈，而很少给金钱的。没有这些施舍品，在许多地方的罪犯，尤其是被告——对待他们比对待已判决的囚犯严厉得多——会感觉十分困难的。依照宗教的习惯，施舍品是由罪犯们平均分配的。如果不够分，他们便把面包齐整地切碎，有时甚至切成六块儿，每个囚犯一定应该得到一块儿。

我记得我初次收到金钱施舍品的情景。这在我到狱里不久的时候。我做完了早晨的工作，独自回来。由卫兵押送着。这时，有一对母女迎面走来，女儿有十岁左右，美丽得像小天使一般。我已经见过她们一次。母亲是一个士兵的寡妻。她的丈夫，一个年轻的士兵，因事受审判，在医院的罪犯诊疗部内死去，那时候我也病倒在医院中。他的妻子和女儿跑来见他。和他作别：两人都哀哀地哭泣着。小女孩一看见我，脸上发红，对母亲低语了几句：她立刻止步，在包里找出四分之一的铜戈比来，交给小女孩。她跑到我面前来……“喏，‘不幸的人’，看在基督的份儿上，把这戈比收下吧！”——她一面喊，一面跑到我面前，把那个铜币塞到我手里来。我收了她的铜币，小女孩十分满意地回到母亲身边去了。这个铜币我许久地藏在自己身边。 RzOfe7mg5DghfFhuM2bc1bh3DqZnYTmYh2lInbZ6I1yh8OtK4Vgt1Fwy0e48PyXw